聚天下之英才而育之，乃人生最大的乐事。陈俊愉特别重视园林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究其缘由，据他所说，是受到毛主席的刺激(因为一些原因，园林专业当时被撤销了)。说起这段往事，老先生很有精神，“我不是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他的这个主张。梅总比烟酒好吧，烟酒有什么好处，尤其是烟，而现在烟酒也没被打倒。玩物一定会丧志，我根本不同意这种看法。玩物可以不丧志，玩物可以坚定你的志向。他有权，他不这么想，所以(园林专业)还是被撤销了。但我不服气，所以我就想办法，想通过加强研究生培养来弥补。”对于这十年断档，陈俊愉很是惋惜。因此花了大力气完成了规划设计和园林植物研究生的培养方案，还编写了教材。一门是花卉品种分类学，另一门是野生观赏植物识别鉴定。当时陈俊愉身兼数职，他是系主任，又是全校的科研生产处处长，工作繁忙，经常工作到深夜。

陈俊愉要求培养的学生必须接触面要广，还要有专长，必须要学习植物知识。拉丁学名、植物应用、主要的生态习性都要熟练掌握，并且给了定量标准——硕士生1000种植物以上，博士生则要达到2000种植物以上。直到今天，很多导师对学生都不再这么要求了，甚至可以说，全国就只有陈俊愉一个人还在默默坚持。清华北大对植物分类、拉丁学名基本都不再作要求，导致一旦涉及生态调查，没有人认识植物，只有专门搞研究的几个老人带着去认植物，这不能不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陈俊愉态度非常明确，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对于好的做法就应该坚持。从收第一个研究生起到现在，对于他门下的学生，陈俊愉从不放弃对植物识别的要求。

陈俊愉对学生因材施教，招研究生通常是一次只招一二个。他认为招多了之后自己的学生自己都不认识，根本谈不上因材施教。同时，陈俊愉认为，所谓的老教师、老专家目前缺少得力助手，如果有很得力的助手，他们可以省很多事。这是全国老教师们想搞研究存在的共同障碍。

陈俊愉提倡师生与公园、苗圃合作，向园林管理人员和一线的工作人员学习。他一直主张要大力建设好园林场圃、植物园，保证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让学生参与校园建设。向实践学习，向实践者学习。陈俊愉从1962年开始招研究生，当时的研究生黄国振、李嘉珏是他的第一批学生，之前的程金水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陈俊愉要求他们去劳动，通过实践向花农学习，到黄土岗(花圃)去钻研。在那里学习的两个月让程金水、黄国振、李嘉珏终生受益。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还有农民的优秀品质，农民对自己事业的热爱和责任心，这些都是黑板上没有的，学不到的。陈俊愉自己在国外做了3年研究生，同时也劳动了3年。每个周末，每个寒暑假都去花圃园林劳动。在他看来，研究生需要学习高精尖的技术，但田间操作不会也不行。“就拿嫁接技术来说，练会一手好手艺，在美国工作时，朋友们都赞不绝口，说我很神，”黄国振这样告诉访者。

陈俊愉着力培养知识丰富的人才，面要广，课要多。让学生首先要知道，这个课是干什么的，这个领域情况是什么样。但是课程难度不要太深，懂了就行。等到学生毕业以后，干什么再钻研什么。园林专业涉及的知识范围太广了，所以要有广阔的知识面。比如说中国最古老的蔬菜——葫芦，一般学生很少了解，因为学校不教，就连搞蔬菜研究的专家也不一定重视。而葫芦用在园林里，能看又能吃，十分有价值。还有莲藕，也是中国古老的植物，既好看又有经济价值。陈俊愉认为，植物是不分家的，学的时候别管有用没用、怎么用，先广泛积累知识，打好基础。现在的学生，知识面很窄。目前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从总体上讲，负担太重，自由度太小，有些过于追求高、精、尖以及论文的篇幅等华而不实的要求，这样做不一定能解决实际问题，培养的学生综合素质不够，动手能力差，缺乏开拓能力，走出校门多是书呆子。陈俊愉主张培养综合性多面手，无论是栽培植物还是设计画图、欣赏园林，琴棋书画，样样都行。在实践中，需要深入到农村、到小城镇，不管问题大小，都要学生去解决，因为你是专家，是博士，所以专业口径一定要宽。他说，我们就是要培养知识面宽广的“万金油”，“万金油”就是要无论什么问题都有一定的解决能力。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树华介绍说，“在我读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期间的1987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从陕西老家出发直接到武汉与陈先生领导的研究团队会合，到东湖磨山梅园踏雪寻梅、调查梅花品种。调研结束前几天，由于临近各大学开学，怕火车票不好买，我们在磨山植物园的帮助下已经提前买好了回北京的火车票。我的票是硬座，先生的票是软卧。因为工作需要，先生的票比我要晚一天。但没想到所有调研工作提前一天完成。这时先生与我商量：先生坐我的硬座提前一天回北京，因为回到学校还有其他工作要做，我坐先生晚一天的软卧回北京。当时我一方面有些高兴，因为毕竟自己从来没有坐过卧铺，更别说软卧了。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先生的身体，因为当时先生已经年过花甲。先生说：你的担心是多余的。最后，还是先生坐硬座提前一天回北京了。

“其实我知道，好多次因为火车票买得急，没有了卧铺，陈先生都是坐硬座来往于北京武汉等地的，但由于坐的时间太长，先生经常腿抽筋，到目的地后大家经常会给他揉腿。这件事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先生工作第一的精神。在我的印象中，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周末假期，无论清早晚上，先生一直都在钻研、学习、总结、实践……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也一直影响着先生的弟子以及不少国内的同行们。

“2009年秋季的一天晚上，我去陈先生家看望他老人家。先生高兴地对我说：‘树华，我最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把多年来放在心底的话说了出来’。随后他把《中国观赏园艺研究进展(2009)》论文集递给我，让我看他写的《在重大庆祝之年展望中国园林前进之路》中的一部分内容。一边看陈先生的论文，一边听先生说明，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文革’前，先生曾经提出了‘园林的生物学中心’理论，后来先生发现自己的观点有问题，逐步认识到了园林的综合性问题，因而先生把自己反思、反省甚至承认自己错误的想法写成文字公开发表于论文集中。”

当然，回想起来，“文革”前我校的园林教育，也确是有缺点的，如未确认园林植物为基本素材，却提出“园林的生物学中心”。未从思想上让全系师生都真正承认园林的综合性，只从形式上让专业教师到苗圃进行专业劳动等。

综合培育园林人才是大势所趋——园林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园林业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事业。教园林、干园林，都要充分认识到它的综合性。我干了大半辈子的园林教研，才越来越懂得它的综合性。

作为老学者、老专家、工程院资深院士，陈俊愉敢于剖析自我，敢于承认错误，并且公开发表于论文集，实在令人钦佩，令人肃然起敬。这种美德，体现了他博大的科学家胸怀。

抨击时弊，痛恨教育衙门化。李树华说，“我有数次与陈先生深聊的机会。深聊的话题涉及社会、教育、中外关系，当然更多的是专业、家庭、生活。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多次抨击现在教育的行政化问题，用先生的话说就是教育的衙门化问题。先生这种敢说敢言、勇于说真话的精神值得学习。

“诲人不倦，使学生受用终生。虽然我只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但先生对我的教诲很多、影响很深。当先生在2004年《中国园林》12期中看到我写的《景观十年、风景百年、风土千年——从景观、风景、风土的关系探讨我国风景园林的发展方向》一文后，晚上打电话到我家里说：‘这篇文章写得好，理顺了当前园林学术界争议的景观、园林与风景的关系问题。’先生的这个电话及鼓励成为我学术前进的动力之一”。

有一次，陈俊愉专门与李树华谈起了他的研究方向问题。先生一针见血地批评说：“你的研究领域涉及太多、面太广，这样的话会难于深化研究，建议重点化。”李树华说，“这一点我牢记在心，一直在随时反思自己。与先生的其他弟子相比，我想我应该也是幸运的一位吧，因为在先生将要离开人世间之前的数日里，我有幸两次得到先生的教诲。一次是2012年5月30日在先生家中，先生躺在床上，我坐在床边，与先生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长谈;另一次是2012年6月5日在301医院病房，我握着先生的手与他进行了40分钟的交谈。前一次主要是先生在讲话，在教诲我，而后一次主要是我在向先生汇报我的想法，他只是偶尔点点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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