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撰 《元史》由于准备不足,仓卒成书,又出于众手; 体例不精,取舍不当,遗漏甚多,且疏于考订,所以一经问世,就不断受到批评,补遗、证误之作也就相继问世。
对于 《元史》可能存在的缺憾,早在其编纂过程中就已为人料到。洪武三年第二次开局续修时,王祎曾荐徐一夔为编修。后者当时就指出:元朝 “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若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也,言未必驯也,首尾未必贯也。” ( 《明史》卷285 《徐一夔传》)这是 《元史》不能尽如人意的客观原因;“若明初史臣,既无欧宋之才,而迫于时日,潦草塞责;兼以国语翻译,尤非南士所解”(钱大昕《元史本证序》),则是其主观原因。
参与编修 《元史》者也自知其不足,洪武一朝就有 《元史》编修官朱右着 《元史补遗》,解缙作 《元史证误》,两书今皆失传。解缙还曾奉旨改修 《元史》,可见朱元璋也已认识到了 《元史》编纂不够理想。
接着,明朝人胡粹中又着 《元史续编》 16卷。朝粹中认为 《元史》详于世祖以前攻战之事,而略于成宗以后政治事迹,顺帝一朝更多缺漏,故以编年体编纂此书,综合其大要。《续编》仿《通鉴纲目》体例,编年系月,起世祖至元十三年 (1276),终顺帝至正二十八年 (1368),记98年之事。遇有评论,则随事组合记载,其评语如 《后汉书》 中 《赞》之例。
到了清代,补遗、证误之作更多。顾炎武在 《日知录》中指出过 《元史》的弊病。钱大昕曾有志重修,未果。但着手进行补遗、考校。《元史》不设 《艺文志》,将文章作品散记于诸列传中,不便检索。钱大昕作 《元史艺文志》 4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取当时文士撰述,录其都目,以补前史之阙,而辽、金作者亦附见焉。” (《元史艺文志》第一) 共搜集辑录经部12目500余种;史部14目400余种;子部14目500余种; 集部8目1000余种。共收入辽金元三朝着作2000余种。
钱大昕又 “以元之蒙古、色目人命命多溷,非以氏族晰之,读者茫乎莫辨”,遂 “广搜博采,正史、杂史之外,兼及碑刻、文集、题名录等书,考其得失,审其异同,一一表而出之”(《元史氏族表·黄钟跋》),作《元史氏族表》3卷,以陶宗仪《辍耕录》所载蒙古72种,色目31种分别列表,以其人附表中。氏族不可考者又单为一卷。
被称为清代三大考史名着之一的《廿二史考异》,其中《元史考异》占15卷之多。钱大昕除以 《元史》纪、传、志、表互证外,又参阅了 《元朝秘史》、《宋史》、《金史》、《元典章》、《经世大典序录》、《通鉴续编》和有关的元人文集,对《元史》逐卷逐条进行校勘,对年月日、史实、译名、地理、官制、世系等都做了详细的考异和订误。
清代另一考史名着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所着《元史》部分2卷46条,除对《元史》的史料来源、编修情况、优缺点和史料价值做全面评介外,还指出了它与金、宋二史的不符处,自身的矛盾抵牾处以及元朝制度、社会生活中的若干特点。
清代,对《元史》进行纠谬补遗的专门着作是汪辉祖的《元史本证》。汪氏“阅《元史》数周,病其事实舛阙,音读歧异,思欲厘正”,以五年时间,取《元史》本书纪、传、志、表互证,“或举前以明后,或引后以定前”,并参考、吸收了钱大昕的研究成果,成《元史本证》50卷。全书分《证误》23卷,《证遗》 13卷,《证名》 14卷。以条计有3700余,其中证误1800余条,《证遗》1000余条,《证名》900余条。证误部分《元史》210卷中除23卷外,其余187卷均有纠谬,少者1条,多者200余条。《证遗》所补以《地理志》为多,计260余条。《证名》因“人名译无定字,今汇而录之,凡见于后妃、宗室、诸王、公主、三公、宰相各表及有专传者,皆以表、传为主,有传人子孙,亦以传为主,余皆以先见者为主,以事定人,以声求字”,共考异译者97人。
钱大昕称该书 “所引 《证误》、《证遗》、《证名》 皆其自摅所得,实事求是,”又“专以本史互证,不更旁引,则以子之矛刺子之盾,虽为好议论者,亦无所置其喙。悬诸国门,以待后学,不特读《元史》者奉为指南,即二十三史皆可类推以求之。”(《元史本证·钱大昕序》)中华书局标点《元史》 时,也借鉴和吸收了汪辉祖的研究成果。
康熙年间,邵远平以 “《元史》本文,既不分类,又不依时,先后倒置,不得其解”,乃“取本史为梗概,而广搜诸家之纂辑,以正其事之舛迕,辞之繁复,人之乖错,义之驳杂,而于有关治道,有裨心学者,增其缺略,润饰大观” ( 《元史类编自序》),着成 《元史类编》42卷,以太祖至宪宗为《世纪》,世宗至顺帝为《天王》,共10卷,相当于《元史·本纪》。睿宗、裕宗、顺宗、显宗皆入 《系属》。分 《列传》 42卷为 《宰辅》、《功臣》、《侍从》、《台谏》 (附《直谏》)、《庶官》、《皇后》、《公主》、《系属》、《儒学》、《文翰》、《旌德》、《列女》、《杂行》、《附载》14类。不列志、表,凡天文、地理、历律、制度、诏令皆入本纪,故本纪记事为详。列传分类却不尽允当,如将叛逆、方伎、僧道、僭伪皆入《杂行》。
清中叶,毛岳生以 《元史》冗漏、庞杂,欲撰《元书》以补正旧史之缺误,未竟。所撰诸表及考辨数卷皆佚,仅存《后妃》、《功臣》二列传。因“旧史后妃诸传颇舛漏,又别为一表,益繁无当”,遂将《元史·后妃表》中各斡耳朵后妃名字移入各帝后妃传中,有事迹可考者则立传记之,补烈祖(太祖之父也速该)妻宣懿皇后、太祖后妃忽兰、也遂、合答安等传。《公主表》记蒙元公主40余人,详其氏族、世系、婚嫁。此书除补《元史·后妃传》、《公主表》之缺漏外,对 《元史》的讹误也有所订正。
道光年间,魏源着《元史新编》95卷。其中 《本纪》 14卷、《列传》42卷、《表》 7卷、《志》 32卷。魏源以 《元史·本纪》“世祖以前四朝失于荒陋,世祖以后七朝失于繁冗”,故着重补充了前四朝史实。《元史新编·列传》分为开国、世祖、中业、元末四期,人物按功臣、相臣、文臣、言臣、奸臣分类。“传事与传人相兼”。补充了 《开国四杰》、《开国四先锋》、《誓浑河功臣》等传; 为使后世明了元朝 “疆域之所至”,“边徼之实情”,立《太祖平服各国》、《太祖宪宗两朝平服各国》、《中统以后屡朝平服叛藩》三传;认为“立公主传,以夫附妻,颠倒阴阳”,不为公主立传;又补蒙元初兴,宋、金二史不载者和元、明之际,《明史》不载者如谢翱、郑所南等数人;对 《表》、《志》也做了调整。魏源 “采四库书中元代各家着述百余种,并旁搜 《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参订旧史”(魏源 《拟呈进元史自叙》),也吸收了清前期各家的研究成果,“世祖而下袭用邵氏 《类编》,《艺文志》、《氏族表》全取之钱詹事 (大昕),择善而从” (魏光焘《元史新编·叙》)。魏源此书未及撰就而殁,故 《元末群盗》、《释老》、《遗逸》 有目无文。遗编由欧阳俌之、邹代过勘补成书。
光绪十三年 (1887),洪钧出任驻俄、德、奥、和 (荷兰)四国大臣时,得到俄国人贝律津翻译的波斯人拉施特 《史集》俄文本 《成吉思汗传》和《突厥、蒙古部族考》、伊朗人志费尼所撰《世界征服者史》、波斯人瓦萨甫的《伊利汗史记》、阿拉伯人讷萨《苏丹只剌哀丁传》和多桑《蒙古史》等西方蒙元史着作,请人将有关章节译为中文,借以补充、考证《元史》的缺误,辑以编纂成《元史译文证补》。书未竟病笃,付未定稿数卷与其子洪洛,以清稿付陆润庠、沈子培。洪氏父子不幸相继弃世,未定稿遂致散失。陆、沈二人以遗稿编印成书。目录载全书30卷,内10卷有目无文。所存各卷为 《太祖本纪译证》、《定宗、宪宗本纪补异》、《后妃、公主表补辑》、《术赤补传》、《拔都补传》、《忙哥帖木儿诸王补传》、《阿八哈补传》、《阿鲁浑补传》、《合赞补传》、《合儿班答补传》、《阿里不哥补传》、《海都补传》、《哲别补传》、《西域补传》、《木剌夷补传》、《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西域古地考》、《元各教名考》、《旧唐书大食传考证》等篇。补载了成吉思汗及其诸弟、皇子、公主的事迹,蒙古西征和四大汗国史实,元代宗室权力之争和西北舆地沿革等。该书虽不完备,考订也未尽精当,但它首次以外文史料补充、订正 《元史》的遗误,开辟了元史研究的新途径,扩大了视野和元史研究的范围,向中国学者介绍了波斯、阿拉伯、俄国和西方学者的着作,堪称元史研究的里程碑,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光绪晚年,曾廉因事被贬贵州黎平期间,批评 《元史》取材不广,成书匆促,不能会通贯穿,“阙而不完,散而无纪,冗而漏、疏而肤,繁而不知其要领,简而不得其门庭”,“终篇皆无论赞。圣武开国名藩,竟佚其勋猷; 天历无君,异代犹仍其忌讳; 大功延世而弗之录,元恶弥天而无所惩”(《元书·自序》),立意“补其遗落,芟其重赘”(同上)。参考《元朝秘史》、《续通鉴》、《辽史》、《金史》、元人文集、碑传和当代人着述等,编《元书》 102卷。《本纪》 15卷,《志》 10卷,《列传》 76卷,《自序》 1卷。《列传》有所增益,尤详于 《儒林》、《隐逸》、《权幸》,另补入曾氏先人仕元事迹。对 《元史》的缺误,也有所是正,考证部分收入 《元史考订》。作者反对维新变法,抵毁康、梁。其编着《元书》,也在于存一代始终治乱兴衰之林,为后世戒。他极力维护纲常礼教。在对元代史实的认识和评论方面,对 《元史》作者也有批评。他认为 《元史》记泰定、天顺 (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年号,在位两个月,为文宗的拥护者推翻)、天历 (文宗年号)授受之际的史事,以倒剌沙 (拥立阿速吉八者)为奸臣,以燕铁木儿 (拥立文宗者)为佐命功臣,是 “以征讨为反叛,以谋反为起义”,“不能别嫌疑,明是非,不通于 《春秋》之意” (同上),也反映了作者的史观。
清朝学者对 《元史》研究用力最勤,着述亦多。至清末民初,成果已颇丰。屠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参阅 《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元、明、清人的着述以及 《史集》、《多桑蒙古史》、《成吉思汗实录》、《蒙古史》等波斯、阿拉伯、日、俄、英、美等外文着述,编纂《蒙兀儿史记》160卷,《本纪》 18卷,《列传》 129卷,《表》 12卷,《志》 1卷。内有14卷列目缺文。
书名《蒙兀儿史记》,在于它的记载远远超过了元史范围。就时间而言,《本纪》所载上起唐代 “蒙兀室韦”,下至北元纪年至正三十年 (1370)元顺帝死。就范围论,《列传》兼载 《西域》、《木剌夷》、《巴里黑》、《西北三藩》;就人物说,则记钦察、伊利、察合台各汗国世系;就史事讲,则兼记蒙古贵族征服、治理各汗国事。该书实为记载蒙古族起源、形成、建国、发展的纪传体通史,已突破元史研究的格局。
《蒙兀儿史记》内容较前此各书均更丰富,《世纪》、《王罕、札木合列传》、《成吉思汗诸弟列传》等,以 《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蒙古源流》、《史集》等材料补充缺失,考订异同。详于蒙古族起源,成吉思汗统一漠北等元朝前四帝史实。《宗室世系表》、《帖木儿传》则着录顺帝北逃、北元政权衰亡线索和铁木儿帝国行迹。《世系表》除借鉴魏源 《元史新编》外,又参考了俄国人所着 《蒙古泉谱》,故于术赤后王记载尤详。察合台,旭烈兀二王世次表,也借鉴了外文资料《元代疆域图》所附《世系表》,美国人乞米亚可丁的 《俄国蒙古人》、视旧表,也已加详。
《西域传》、《者勒蔑,忽必来,者别,速别额台列传》、《木赤传》、《巴秃传》、《昔班传》及 《漠北三大汗诸子列传》等详于蒙古三次西征,四大汗国建立过程及其后王事迹。
屠寄曾任官关东5年,往来草地数四,光绪间 (1875—1905)修 《会典》又任黑龙江舆地局主任,测绘所及旁涉东北三省,内外蒙古至西伯利亚,比之洪钧详西略东,魏源仅据旧籍又前进一步,故对蒙古初起,诸王分地所记古名今地知之较详,并分别详注于纪传,可补洪、魏之缺,正清代某些注本 (如李文田 《元秘史注》) 之误。
《蒙兀儿史记》有其自身特点,如因元代不讳君后之名,故各帝 《本纪》也不称庙号而径称其名。《纪》、《传》中人物,凡氏族可考者均详其源流,使同名者不致混淆。西北三藩首尾贯通,虽称 《列传》,实乃 《世家》,也便于检索。所用材料皆自注出处,可据之判断是非。对蒙古语名物,以汉字记音者,先取 《元朝秘史》、次及 《圣武亲征录》、《元史》,三者皆无,则取诸元、明人着述。故全书名物名称译音用字相同,前后一贯,而与诸他书所记则不尽相同。如窝阔台为翰歌歹,贵由为古余克等,便本诸 《元朝秘史》。但屠寄所定译名仍有可商榷处。如此书以 “蒙兀儿”为名,便不甚恰当。“蒙兀”一称出于 《旧唐书》,为室韦一部。经辽、金到草原各部统一,民族形成,历元、明至清,“蒙古”译名已为人所熟知,殊不应再标新立异,人为地改为不见经传的 “蒙兀儿”,徒曾混乱。
该书考证部分,凡以汉文史籍为据者多精,而用外文资料者,因所用多非原着,踵其错误者也不在少。但毕竟它是吸收了当时中外研究成果,花费二十余年精力的着作,故仍不失为学习、研究元朝史和补正 《元史》的力作。
自洪钧以后,对《元史》的补遗,证误工作已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进入了重修 《元史》阶段。自屠寄之后,柯劭忞因不满于 《元史》疏漏讹误,立意重修。他搜集 《永乐大典》中元代史料,历代史着、金石、笔记、文集、方志等,域外史料除袭录洪钧 《元史译文证补》原文外,还译引了德国人哀德蛮所译拉施特 《史集》、多桑 《蒙古史》,并参考了屠寄的 《蒙兀儿史记》早期刻本等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将元代史事重编为书,名 《新元史》。《新元史》共257卷,有 《本纪》 26卷,《表》 7卷,《志》 70卷,《列传》 154卷。该书 《本纪》简略,繁冗之处皆入志书,故志书较 《元史》及其他元史着作详博,《本纪》前设 《序记》详蒙古先世,后加 《昭宗》记北元事。《列传》袭屠寄等书,又以诸公主附 《后妃传》,为烈祖(也速该)、太祖、太宗等各皇帝子嗣立传,补 《蒙兀儿史记》所缺旭烈兀等传。又立 《忠义》、《儒林》、《文翰》、《笃行》、《隐逸》、《艺术》、《释老》、《列女》、《云南湖广四川等处蛮夷》、《外国》等传。《表》增 《行省宰相》。《新元史》全书无序跋,凡例、考异和引证出处,域外史料引用也多有误。《氏族表》中有一人两名之误。且作者史学观点守旧,刊于辛亥革命后尚以 “史臣曰”发表议论。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列入正史,为二十五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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