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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信守义理应是社会所崇尚的道德标准，但是，在季札所处的春秋时期则十分缺乏，诚如苏辙所云：“春秋之际，世不知义而以权利为贵。”①因此，季札的行谊便尤为珍贵。在无义战而“以权利为贵”的春秋时期，尚诚信具有独特的社会效益。真正能秉守信义美德，是春秋时期诸侯们见信于诸国，霸主们得到列国尊崇认同的德性前提。春秋时期，成就霸业者往往是笃于诚信者，虽然“齐桓、晋文皆以争国成名”，但他们恰恰在诚信方面卓荦不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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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为儒家的至圣先师，一个重要贡献是删诗正乐。对此，文献记载甚确，如《论语·子罕第九》：“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代诗乐一体，因此，“正乐”亦即“正诗”，但孔子所正的仅为《雅》《颂》，而没有言及《风》《南》。同时，孔子仅言及“正”而非“删”。而《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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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所在的吴国，最初始于太伯奔吴。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子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①这与《左传》《国语》《吴越春秋》《韩诗外传》的相关记载基本吻合。可见，古公亶父有三子：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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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称季札为“天民”，赞其能“以义正人”，根本的原因在于季札的思想、德行与孔子有相通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孜求中和之美。孔子论诗乐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第三》)，以中和为美。这也是季札观乐时品歌论乐的核心取向。除了其在论《邶》《鄘》《卫》时所说的“忧而不困”之外，在孔子之前，季札论《豳》时已有“乐而不淫”，论《颂》时也有“哀而不愁”之评。在论《颂》时更是以“直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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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吴王馀祭在位的时间，诸史记载不一，《春秋》和《左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馀祭卒于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在位四年。但《史记·吴太伯世家》以及《吴越春秋》则载其在位17年，至前530年馀眛即位。何说为是?对此，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有这样的判断：《春秋》馀祭在位四年，夷末(即馀眛)在位十七年，《表》与《世家》倒错二君之年。《吴越春秋》误仍之。而此馀祭四年有守门阍杀馀祭之文，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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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吴途中，长子夭亡。在季札葬子过程中，孔子还曾前往观葬。①关于季札葬子的经过，《礼记·檀弓下》有详载：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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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乐知政、观乐以论君德，进而判断国祚短长，这是一个抽象而又难以一是的精神活动。因此，后人对季札观乐的苛责也不乏其人，如宋人陈暘历数了季札论乐之不足。虽然并无清晰论证而失之武断，但也客观地说明了观乐论政之难，其曰：“吴公子札聘鲁而观周乐，左氏所以备载而深美之也。今夫先王之道莫急于乐，乐之章莫备于《风》《雅》《颂》，然《风》有正变之异，《雅》有大小之殊政，《颂》兼商鲁之异美，其有造乎情性之微，其显有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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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的历史肇始于太伯奔吴。司马迁云：“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②正因为如此，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年，吴夫差十四年)黄池之会时，晋、吴互争盟主：“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左传·哀公十三年》)由此亦可见吴国与西周文化固有的联系。但太伯、仲雍奔吴之时，从之者甚少，以当时的“千余家”奠定了吴国基业。就文化而言，《史记》谓“太伯、仲雍”以“文身断发”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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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观乐提供了不同的解《诗》路径，开阔了诠解《诗经》的视野。但是，季札是观乐还是闻诗?春秋时诗乐往往互为表里，如《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墨子·公孟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②刘勰亦云：“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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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屡屡坚辞君位，本质上根源于其人生观念与政治理想。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循礼依法，制度为先。嫡长子继承制是中国王位继承的基本方式。据王国维先生的考证，最早源于西周。他在《殷周制度论》中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④其后的学者依据甲骨文等文献，认为这一制度在商代武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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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梦像吴王寿梦时，吴国的国力逐渐强盛。寿梦(?——前561年)，名乘，字孰姑。①寿梦是一位积极有为的君主，在位期间经济、文化、军事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吴越春秋》载其“吴益强，称王。凡从太伯至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②在政治与文化上，寿梦继位伊始就“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③这是自太伯、仲雍适荆蛮之后史书中第一次对吴与中原交通的记载。春秋时期，自从周、郑繻葛之战，王师败绩以后，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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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出生时，周王朝早已名存实亡。伴随着这一权力转移的过程，一批以卿大夫为主体的贤士应运而生。他们往往学识渊博、品行高洁、思想活跃，并且通过频繁的会盟、聘问等形式，论政述志、砥砺名节，其言行与政治、道德取向影响了春秋晚期的社会进程、文化氛围，为儒家以及百家之学的肇兴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其中较为卓荦的如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晏婴、晋国的叔向、卫国的蘧伯玉、郑国的子产等。吴国虽然偏于东南，但自寿梦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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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诗讲中和之美，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第二》)又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第三》)《礼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第二十六)《诗》教与《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一起，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体系。但在孔子尚幼之时，季札在观乐时已充分论及了诗乐的中和之美，如他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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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伴着王纲解纽、权力下倾的时代趋势，越来越多的贵族宗亲不再由于世卿世禄而自然获得权力，这就为品行峻洁、才能卓越的贤士们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虽然这些贤士们大多数仍属于世族或公室后裔，但仍然有一些出身卑微或出身不甚明晰的贤士，如曹刿、百里奚等等。即使是齐国著名的贤士晏婴身份亦浑沦难辨，莫衷一是。故而《孟子》云：“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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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长子继承制虽然自周公以来已成为王位继承的理想方式，但由于其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诸如嫡长子的才华、性情，皇后有无子嗣等复杂情况，实施的效果也参差不一。因此，其他通变的方法亦时时有之。吴王寿梦欲立季札，目的在于立贤。但综观历史，立贤的效果并不显著，因此，王位继承方法遂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影响重大的课题。季札让国发生在春秋时期吴国特定历史背景之下，对季札的让国之行亦需结合此前王位继承的历史以及吴国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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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归国时，吴国政局大势已定。季札屡辞君位，重要的原因在于不能因寿梦以及诸兄们对自己的偏爱而打破吴国君位继承的惯例，以免因君位而兄弟相残。但是，王僚被杀无情地打破了吴国王位继承史上平稳有序的传统，而其祸根实由诸樊之下，兄弟相传而不立嫡所致。王僚与公子光虽然对季札都很尊崇，但季札并不能改变他们因王位而相争的局面。在吴国王位继承的成法已产生权变的背景之下，季札仅能通过个人谨守王位传子成法的行谊，以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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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下移的动荡之世，季札在政治上既有维系传统的一面，又能因时顺变，表现了适应时代潮流的倾向。这种看似矛盾的政治态度形成的根本动因在于其祈求社稷安宁，亦即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首先，强公室、抑私门。西周王朝原本是周天子一统天下，但随着平王东迁，共主衰微，王命不行，当时的诸侯势力渐盛。平王驾崩时，鲁不奔丧，说明王室势力的衰颓。进而诸侯兼并战争渐烈。到齐桓公之时，霸政渐成，称霸者尊王攘夷，禁抑篡弑，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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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寿梦立，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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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使申公巫臣至吴。吴入州来。吴尽取蛮夷属楚者，始大，通于中原。《史记·吴太伯世家》：“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伐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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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吴都。其兄诸樊(亦名遏、谒)、余祭、余眛(亦名夷末)。吴庆臣《吴氏宗谱·十九世》：“季札，寿梦公之四子也。生于周简王十年乙酉(前576年)四月十八日。”《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人会吴于钟离。”《左传·成公十五年》：“十一月，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第二》：“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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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吴太伯世家》：“(寿梦)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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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樊除丧，让季札，辞。吴人固立，弃室而耕乃舍之。《史记·吴太伯世家》：“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史记·吴太伯世家》：“秋，吴伐楚，楚败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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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郑国后，季札又聘问卫国，最终到达晋国。首先，聘问卫国。在卫国时，季札与当时的卫国诸贤甚为相得。因为有多位贤明君子，季札遂对卫国的国政做了无忧之评。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适卫，说蘧瑗、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季札论列的数位卫国君子中最重要的当是蘧伯玉与史①。蘧瑗，字伯玉，卫国大夫，是卫国的贤君子。明人薛应旂谓之“笃行慎德，老而不倦”。②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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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离开鲁国，先后聘问了齐国与郑国，与当时的两位杰出的政治家晏婴与子产建立了金兰之谊。 首先，聘齐国，会晏婴。齐国是东方大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姜尚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建立了齐国。其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助之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开启了春秋时期的首霸大业。但季札聘问齐国时，齐国的国力已下降，幸得贤相晏婴精诚辅政，使得齐国“百姓亲之”，政平民和，“邻国忌之”，①维持了齐国泱泱大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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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寿梦之“朝周，适楚”，与鲁成公以及列国大夫会盟于钟离之后，诸樊继位之后的十几年并没有遣使与中原交通。馀祭四年(前544年)，季札聘问中原诸国，其“通嗣君”实乃是向中原诸国通报寿梦之后尤其是馀祭继位以来的吴国国政。与春秋时期使臣穿梭于诸国之间主要从事与政治军事相关的外交活动稍有不同，季札之聘问中原客观上更是一个文化交流活动。季札聘问中原，其职与《左传》中所称的“行人”有相似之处。如，《左传·襄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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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传·哀公十年》记载了季札救陈之后，史书再无季札生平活动的信息。根据吴庆臣《吴氏宗谱》载，季札生于周简王十年乙酉(前576年)，卒于周敬王三十五年丙辰(吴王夫差十一年，前485年)。18年之后，曾经国殷民众，禾稼登熟，兵革坚利，使“九夷之国莫不宾服”(《墨子·非攻中》)的吴国，因夫差骄溢纵欲，拒谏喜谀，好战穷兵，致使大臣怨怼，百姓不附，轻诸侯，凌齐晋，最终骤然为越国所灭，夫差被擒于干隧。季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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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寿梦以来，历经诸樊、馀祭、馀眛发展，吴国的国力已迅速增强，根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吴王派公孙巫臣之子屈狐庸聘问晋国时，赵文子问吴国的国情时，屈狐庸对馀眛有这样的褒赞：“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⑤其对馀眛的德行予以很高的评价。吴王馀眛在位的4年，在吴、楚两国关系中吴国多取攻势。如《左传》载：“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①又载：“顺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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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4年，季札在聘问郑国时与郑国的政治家子产的交谊，以及聘问晋国时发出的感叹，体现了其礼法相济、为政尚俭的政治理想。首先，礼法相济。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一位改革家，并且是一位博学多识的贤者，而被晋侯称之为“博物君子”。①当季札于公元前544年聘问郑国时，“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①子产是季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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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请观之周乐，当是雅乐。在正统的学者看来，雅乐当无淫奔之声。如果《诗三百》均为雅乐，那么其中的《鄘风·桑中》《郑风·溱洧》堪称是淫奔谑浪之作，何以解释?季札观乐则为解释其中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如朱熹认为，《桑中》即是《乐记》中所说的“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中的“桑间”。《邶》《鄘》《卫》实乃一体，《鄘风》中的《桑中》也属于《卫风》。于是，朱熹将雅乐与郑卫区别开来，认为“二《南》《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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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是中国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一种政治与教育制度。隋唐以降，读书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被社会认同为人才而参与国家治理。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里，读书人若想被社会承认有能力，有才气，有出息，或有功国家，福被桑梓，光宗耀祖，凡此等等，他就得在科举考试中博得功名。明清时期，有无数的读书人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梦想而终老于科场。 王韬出身诗礼之家，自幼就在封建文化氛围里生活，饱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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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经历了对季札行谊30年的失载之后，《左传·哀公十年》(前485年，吴王夫差十一年)又有这样的记载：吴延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乃还。②历30年以后，以年届九旬之身而再现于史家笔下，这自然会受到质疑。孔颖达《正义》：“襄、昭之传称延州来季子者，皆是季札也。此说务德安民是大贤之事，亦当是札，故计迹其年，言虽老犹能将兵也。孙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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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文化的特征，学术界讨论甚多，但往往对于吴地文化之源的考察多于对流变的梳理。讨论得较多的往往是先吴时期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与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湖熟文化，以及太伯仲雍奔吴时，当时的本土文化渊源所自等问题。但是，这种溯源主要限于文化的物质层面。文化还有更深层次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要素。同时，我们更需要注意吴文化是一个不断积淀形成的过程。因此，当我们考察和厘定历史人物在文化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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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文人影响至巨者当为太伯、季札与言偃。比较而言，太伯主要是开启了吴地建邦立国的基业，而对于文教事业方面的记载几乎阙如。相反，有的仅是关于太伯披发、仲雍文身，亦即对于吴地土著文明的认同。因此，讨论季札对于吴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参照系当为言偃。事实上，古人对于季札与言偃之于吴地文明的贡献都赞叹不已，视为不世高标。如清人梁清远云：“王遵岩序《唐荆川集》谓：“吴之文学有公子札、言偃，千载后荆川追二人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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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季札的评价在《论语》中没有涉及，但《礼记·檀弓下》中有关于季札葬子的记载，全文如次：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①季札曾两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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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奉吴王馀祭之命聘问鲁、齐、晋、郑、卫五国，到鲁国后观赏鲁国乐工演周乐，季札观周乐而察时政，品评感喟。古代诗乐相联，品乐亦即品诗。清人马瑞辰云：“诗三百篇，未有不可入乐者……《左传》吴季札请观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并及于十二国。若非入乐，则十四国之诗不得统之以‘周乐’也。”①因此，这堪称先秦时期一篇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文艺评论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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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卫之声向被视为同类，但季札观《郑》《卫》的即兴评述则将《郑》《卫》作区别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季札闻《郑》而憾其“细已甚”，由此而使“民弗堪”，遂做出国“先亡”的推论，可见，“细已甚”危害之大。对于季札之谓“细”，孔颖达认为是“为政细密”。云：“居上者，宽则得众。为政细密，庶事烦碎，故民不能堪也。”①但这样的解释是基于儒家政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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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歌《小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季札的评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季札评《小雅》，后世论争最多的是对“周德之衰乎”的理解。季札认为，《小雅》乃衰世之作，这势必涉及《小雅》的创作年代、地域以及区别二《雅》的标准等问题。对此，前人虽有充分的论述，但认识并不一致。《毛诗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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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魏风》在《齐》《唐》之间，而季札观乐时，则在观《秦》之后。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季札论《魏》的文字有两处颇有争议：其一是“险”。杜预注云：“‘险’当为‘俭’字之误也。大而约，则俭节易行。惜其国小无明君也。”②杨伯峻谓其当为“险”：“险，易为相对之词，如《易·系辞上》：‘卦有小大，辞有险易。’”其二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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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卫风”是一个具有歧义的概念，因为《邶》《鄘》《卫》三风在“三家诗”中合为一卷，而《毛诗》则分为三风。乃至目前的《诗经》注家也或循“三家诗”之例，或本于《毛诗》传统，莫综一是。究竟何以为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左传》中季札关于《邶》《鄘》《卫》的评价，除了体现季札对《卫》风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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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对于季札论《王风》“其周之东乎”，《史记集解》服虔的解释是：“平王东迁洛邑。”①亦即季札认为《王风》乃平王东迁之后的作品，这也受到后世论《诗》者的普遍认可。如朱熹云：王，谓周东都洛邑，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贡》豫州，大华、外方之间。北得河阳，渐冀州之南也。……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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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魏》之后，季札闻《唐》，做出了这样的发问：“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对于季札闻歌《唐》的评论，杜预注云：“晋本唐国，故有尧之遗风，忧深思远，情发于声。”③朱熹亦云：“唐，国名，本帝尧旧都……周成王以封帝叔虞为唐侯。南有晋水。至燮，乃改国号曰晋。”④因此，《唐风》亦即“晋风”。对于“其有陶唐氏之遗民”，杨伯峻注云：“尧本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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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对《颂》的评价内容最为丰富，堪称极致，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毛诗》中《颂》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周颂》是周初赞扬文、武、成诸王的作品。《商颂》是春秋时期的作品，据罗泌、魏源、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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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在观《豳》之后，又闻歌《秦》，做出了与观《郑》相对立的感叹。《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杜预注云：“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及襄公佐周平王东迁，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旧也。”①季札对《秦》的评价正与评《郑》曰“细”相反。对此，明人陶望龄云：“季札闻歌《郑》曰：‘其细已甚，民将不堪。’闻歌《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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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为姜姓国，其地“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⑤音乐也较为繁盛。春秋早期，陈公子完奔齐，将《招》乐带到了齐国，丰富了齐国的音乐。①孔子在齐观乐，也陶然于其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第七》)当时郑、卫、宋、齐诸国的音乐都受正统雅乐的影响较小，因此孔子在齐国闻乐才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叹。古代诗乐一体，《诗经》的《齐诗》凡十一首，也具有与其音乐相应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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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召南》通称为“二南”，居于十五国风之首。“二南”被汉儒列为“正风”，其余十三国风皆为“变风”。但是，对“二南”的诸多问题学术界迄今仍莫衷一是。诸如，“二南”作于何时、何地?“周”“召”与“南”是何关系?为何称“南”而不称“风”?对于“二南”的诠释则滥觞于季札观乐。季札所评对其后的孔子和毛诗均有启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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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雅》相比，季札对于《大雅》的评价更高，既着意于对作品气象的描述，同时又与文王之德相联系，秉持了其观乐论政的一贯风格，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大雅》乃舂容大篇，其旨正大，气象开阔。本于这样的认识，论者往往对季札状《大雅》为“广哉，熙熙乎”深表认同，认为这很好地体现了《大雅》舂容正大的气象。所谓“曲而有直体”杜预注云：“其声委曲而有正直之体。”
2022-12-13
季札观乐时，总体予以贬评的唯《郑》与《陈》。比较而言，对《郑》尚有“美哉”之叹，而对《陈》则全为贬评，曰：“国无主，其能久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周武王时，帝舜之胄虞阏父为陶正，武王多赖其利器用，于是将长女大姬嫁虞阏父之子满，封于陈。郑玄云：“大姬无子，好巫觋祷祈鬼神歌舞之乐，民俗化而为之。五世至幽公，当厉王时，政衰，大夫淫荒，所为无度，国人伤而刺之，陈之变风作矣。”②匡衡疏亦云：“陈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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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豳风》列于《陈风》之后，《小雅》之前。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季札观乐时，在歌《齐》之后，歌《秦》之前，有这样的记载：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对季札关于《豳》的评论，杜预注曰：“荡乎，荡然也。乐而不淫，言有节。周公遭管、蔡之变，东征三年，为成王陈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业，故言‘其周公之东乎’。”①季札对《豳》的评论对后世《诗》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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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挂剑徐君墓树的高行，受到了后世的广泛推崇，这从两个方面得到了体现。其一，见于多地的挂剑台已超越了考古学的意义，体现了崇仰诚信守义精神的社会心理。挂剑台堪称是弘扬诚信的精神高地。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以季札徐君墓前挂剑而得名的挂剑台有不止一处。如《(嘉靖)山东通志》载：“挂剑台，在东阿县西南六十里徐君墓前。”②明陆应阳《广舆记》卷二亦有类似记载。对于泗州挂剑台，诸地志方舆文献亦载其分别出
2022-12-13
季札聘问中原，还留下了一段被后世传诵不已的践诺守信的佳话。据《史记》载：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②季札践履心诺的高行，成为后世诚信践诺的范则而被广为传颂。季札不以生死负他人，亦不自倍其心。唐人王起称誉其：“盛矣哉，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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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季札挂剑图漆盘关于季札挂剑的缘起与经过，《史记》载：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①对此，刘向的《新序》描述更加生动具体：当随侍者欲阻止时，季札云：“吾非赠也，先日吾来，徐君观吾剑，不言而色欲之;吾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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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乾隆)江南通志》载：“延陵季子庙……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御题‘让德光前’四字扁额。”②其意是说，季札的让国之德乃是承先祖太伯、仲雍之高风。季札之贤名，首先是因为让国的清风高节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誉的。如诗人李白诗云：“孤竹延陵，让国扬名。高风缅邈，颓波激清。”③李白是以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让国与季札让国的风节讽刺当时尔虞我诈的现实。但季札让国与太伯、仲雍又有所不同，太伯、仲雍让国是因其弟季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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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的老子，见周室衰微，乃西出函谷关，“莫知其所终”①，留下了旷世之谜一样，文献对季札的晚年记载也恍惚迷离，近期颐而帅师救陈竟载于《左传》，身后题碑又出于圣人手笔。是耶?非耶?兹试释一二以为招玉之引。①《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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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中对季札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公元前544年历聘中原，以及此前的让国行谊方面，对聘问中原之后的记载颇为鲜见。其中的一些零星记载需要通过爬梳辨析，方可窥见季札大概的人生轨迹。
2022-12-13
《左传》中关于季札观乐的记载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信息，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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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三让王位，传为美谈，虽然季札没有直接掌国治政的经历，也没有专门的著述传诸后世，但在吴国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季札的身影随处可见。他曾两度出聘中原，尤其是馀祭四年(前544年)，季札历聘中原诸国，遍交时贤，不但使诸夏对吴国有了深入的了解，还观列国政情而知世数之存没。他入晋国观景而知政，晚年救陈而自请退兵。虽然《左传》《说苑》等记载颇为简括，但还是为我们了解季札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些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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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吴国虽然国祚短暂，但这是一个曾经建立霸业的诸侯国。吴王阖庐时便曾“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①之所以能够成就这样的功业，一方面需要有兵甲器械之利;另一方面，号令诸侯，需要在文化认知方面摒除其“蛮夷”印象而后成。攻城伐地是吴国兴盛显性的表象，而吴文化骎骎称盛，使中原诸侯、贤达为之心折才是吴国走向鼎盛的深层次原因。而季札堪称是春秋时期吴文化走向鼎盛时期最为卓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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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因三让君位而称贤于吴国，同时，季札又是春秋晚期享誉中原诸国的贤士。厘定季札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还必须与儒家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关系作为重要的历史坐标。季札年长孔子26岁，孔子亦曾亲见季札葬子，从孔子的评价以及思想内涵中可以寻绎季札对于孔子的诸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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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以清风高节誉著青史。其中，挂剑墓树，践平生之一诺，成为后世诚信笃义的典范，而为历代文人广泛题咏与吟唱。季札慨然解剑挂树的瞬间，诠释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诚信守义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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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绳武光前，守制让国，受到了后世的普遍景仰，元人白珽《吴季子墓》诗中有云：“恭惟吴季子，夙禀明睿智。近取子臧节，远绍泰伯基。两以大国让，廉风起蛮夷。”①但使中原诸国对“蛮夷”之吴为之一敬的季札让国，自唐代以来即偶有非议之声，因此有必要为季札赢得贤名的让国之举稍做论析。①[元]白珽:《湛渊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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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见诸史册首先是在公元前544年奉吴王“通嗣君”之命，历聘中原诸国，其间季札观乐知政，以卓越的艺术鉴赏力，写就了先秦艺术批评的第一页，对儒家文艺观具骅骝开道之功。他又察微知著、讽评时贤，显示了杰出的政治洞察力。一扫寿梦钟离之会时的卑微心理，使中原列国对吴国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诸侯列国屡屡上演因王位继承而喋血宫门的悲剧时，素来被视为蛮夷之邦的吴国，出现了一位高蹈守节的让国贤士，使中原诸国的君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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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在鲁国观乐，除了对《二南》《郑》《卫》之风的评论之外，还对于列国之风一一做了评说。这对后世了解季札观乐时《诗》的原始状貌提供了珍贵的信息，给后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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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墨子·公孟篇》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体现了三百篇皆可诵歌弦舞。但是，在季札观乐时，显然将歌与舞做了区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诗入乐说”的否定，而是体现了当时有以舞为主的舞乐存在。因为《左传》在记载了季札闻“歌”与今《毛诗》大致相似的内容之后，还记载了观“六代之乐”时的“见舞”之评。从中依稀可以窥见古舞乐的大致内容与审美价值。
2022-12-13
约寿梦十年①(前576年)，寿梦第四子出生，名札。因排行第四，故称季。兄长有三，依次分别是诸樊②、馀祭和馀眛③。①季札生卒年,正史无载。吴庆臣编《吴氏宗谱》云:“十九世季札,寿梦公之四子也。生于周简王十年乙酉(前576)四月十八日,卒于周敬王三十五年丙辰(前485)。”姑从之。②司马贞:《索隐》:“《春秋经》书‘吴子遏’,《左传》称‘诸樊’,盖遏是其名,诸樊是其号。《公羊传》‘遏’作‘谒’。”(引
2022-12-13
季札观乐时对于《小雅》《大雅》《颂》的褒评渐次升级，至《颂》而达极致，集中体现了季札的审美理想。
2022-12-13
季札的采邑是延陵，汉代改为毗陵，《汉书》颜师古注“毗陵”云：“季札所居。江在北，东入海，扬州川。莽曰毗坛。”③西汉所置毗陵县(西晋永嘉五年改名晋陵县)，治所即今常州，因此，季札一直被视为常州的人文始祖。贤士季札被旌表于庙堂之上，受到了君臣、史家的褒赞，这既是季札誉著中华的重要条件，又是季子文化深植于延陵的外在动因。在此背景之下，季子文化泽溉了常州的民情风教，成为常州地区重要的精神标识，这从历代相沿
2022-12-13
除了公元前544年季札历聘中原诸国之外，前485年(吴王夫差十一年，鲁哀公十年)年近期颐的季札还曾有过帅师救陈的经历，其中可窥见季札的政治理念。据《左传》记载：冬，楚子期伐陈，吴延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乃还。①当时吴王夫差正忙于北伐齐国，开疆辟土，以成就霸业。季札以近期颐之龄而帅师救陈。但他救陈之举，不为陈君，亦不为吴君的疆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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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文王、武王时的乐舞之后，《左传》又分三个层次记述了季札观其他乐舞以及做出的品评。其一，“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对于《韶濩》，杜预注：“殷汤乐。”①孔颖达正义：“《周礼》谓之《大濩》。郑玄云：‘《大濩》，汤乐也。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然则以其防濩下民，故称‘濩’也。此言《韶濩》，不解‘韶’之义。韶亦绍也，言其能绍继大禹也。”②可见，
2022-12-13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有“吴子使札来聘”的记载。《春秋》有所谓“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因称季札之名而非“公子”，遂引起宋人胡安国等人的物议，认为《春秋》对季札语含贬意。《春秋》被视为孔子所作，因此“吴子使札来聘”的记载而被后世一些儒士视为孔子对季札的微词。究竟孔子对季札的态度为何?这首先涉及《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的问题。对此，唐以前的学者对其并无疑异，其中最有力的文献记述当数《孟子·滕文公下》，
2022-12-13
公元前542年，吴国国君又派申公巫臣之子屈狐庸作为行人出聘晋国，目的是通吴晋之路。当屈狐庸至晋时，赵文子问及了季子的近况。对话如次：赵文子问焉，曰：“延州来季子，其果立乎?天似启之，何如?”对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启季子也。若天所启，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其天所启也。有吴国者，必此君之子孙实终之。季子，守节者也。虽有国，不立。”①对于“延州来”，杜预视其为
2022-12-13
今江苏丹阳延陵季子庙内存有由唐代殷仲容摹刻的“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碑(亦即“十字碑”)，相传原为孔子所书。是否为孔子手书真迹，自唐代以来便聚讼不已。最早对其有明确记载的当数唐人张从申①，其《叙季札墓碑文》曰：夫子篆季子墓，凡十字(臣曰：呜虖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历代绵远，其文残缺;人劳应命，其石湮没。在昔开元中，玄宗敕(姓犯庙讳)仲雍模拓其本，尚可得而传者。暨大历十四年己未岁，润州刺史兰陵萧定重刊
2023-02-15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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