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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周书》的流传和有关研究书目》

作者:主编 时间:2023年01月24日 阅读:1707 评论:0

1. 流传和主要版本
《周书》在贞观十年修成之后,被藏在当时的国家秘阁之中,但其最早的刻本始于何时却不太清楚。在旧本宋人安焘、王安国、林希的目录序中记录道:“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献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是正其文字,今既镂版以传学官。”太清楼本不知是抄本还是刻本,但这篇叙里则明确提出经此次校定后即加镂刻(序文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周书》末所附),但刻成于何时却又没有明确记录。中华书局点校本《周书》,根据《郡斋读书志》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关于校书工作是在嘉佑元年 (1061) 开始的记录,又据王安国卒于熙宁七年(1074)及序文中“仁宗时”的字样,遂定《周书》第一次刻版在熙宁元年(1068) 至七年 (1074) 之间。但在《郡斋读书志》卷2上《宋书》条中,又明言: “治平中 (1064—1067) (曾) 巩校定《南齐》、《梁》、《陈》三书上之,刘恕等上后《魏书》,王安国上《周书》,政和中 (1111—1118) 始皆毕,颁之学官,民间流传尚少。”则第一次刻本似在政和时才真正全部完成。如果把序文和《郡斋读书志》前后言结合起来看,则是否是在王安国等人校定《周书》完毕上呈时已开始镂刻齐、梁、陈、周、魏诸书,前后历时50年之久,至政和年间才全部完成,颁于学官。但这个本子因受北宋末年战乱和在民间流传不广的原因而早已失传。宋绍兴十四年 (1174),《周书》和其他6史在眉山重刻,即通常所称之 “眉山七史本”或“宋蜀本”。靖康之乱后,“时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十许卷。最后得宇文季蒙求家本偶有所少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郡斋读书志》卷2上《宋书》条) 但这个本子也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后来流传的本子都是经元明补版的所谓“三朝本”。现在流传的《周书》版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50卷本,一类是50卷附考证本。前者有二十一史本 (南北监本)、十七史本、四库全书史部正史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史部本、二十四史本(五省官书局本)、百衲本二十四史 (商务影印本,1958年商务缩印本); 后者主要有二十四史本(武英殿本,同文书局景武英殿本,五洲同文书局景武英殿本,中国图书集成局排印本,竹简斋景武英殿本,涵芬楼景武英殿本)、二十五史本(排印本和缩印本两种)、四部备要本(排印本、缩印本)·史部二十四史。当然最通行的本子当是中华书局点校本,质量最高,次则为百衲本和武英殿本。
从上可看出 《周书》在流传中颇受周折,主要是因为李延寿的 《南史》、《北史》出后,份量少,便于携带,检索方便,阅读省时,对一般读者而言可谓有《南北史》一部在手,即可了解南北朝的总貌,而且《南北史》在编修和史料加工上也的确有优点之处。晁公武即甚推之,“ (南北史)总叙八代,北起魏尽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尽陈百七十年为二史,删烦补缺过本史远甚,至今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郡斋读书志》卷2上)《周书》及其他南北朝各史流传在空间上不广,在时间上断续的情况,造成它们的内容颇有损缺。就《周书》而言,其残缺的程度又说法不一,兹列举如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北宋重校《周书》时虽然没有明言其有所残阙,但经过考证,发现《周书》多有和 《北史》相同之处,则为后人从《北史》移入《周书》所缺。而且有所窜乱,文句亦有所不畅,对于移入的内容又没有标明卷数,遂使令狐德棻原书和 《北史》混淆难辨。但《四库》编者通过索检文义,又根据卷末有无“史臣曰”之论赞,考订出25卷、26卷、31卷、32卷、33卷为从《北史》移入,只不过更改一下《北史》和《周书》的不同称谓罢了,如《北史》称周文帝而《周书》则称太祖。但在《韦孝宽传》中又连书“周文”“周孝闵帝”,则连更改也有未尽之处。他如《王庆传》中连书 “大象元年” “开皇元年”,没有指出他从后周又仕隋;《韦孝宽传》末删《北史》中的 “兄夐”二字,则《韦复传》中所云与孝宽并马者事无根源; 在《卢辩传》中删其曾事节闵帝事,和本传所云“及帝入关者”,在语气上又不连贯。《四库提要》认为凡这些都是移入者的疏漏所造成,也是“剽取《北史》之显证。”因而它得出结论: “盖名为德棻之书,实不尽出德棻; 且名为移掇李延寿之书,亦不尽出延寿。特大体未改而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5《史部·正史类一》)《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卷25(实为24)、卷26、卷31、卷32、卷33后无“史臣曰”之论赞,遂断其为从《北史》移入,和钱大昕持论相同。
《廿二史考异》卷32指出:“此序(指旧本王安国等序——引者)不云史有残阙。今考纪传每篇有史臣论,惟列传第十六(卢辩)、第十八(长孙俭等)、第廿三 (韦孝宽等)、第廿四 (申徽等)、第廿五 (厍狄峙等)无之,盖非德棻元本。其二十三、二十四两卷全取 《北史》,二十五卷亦取 《北史》而小有异同。十六、十八两卷与 《北史》多异,而十六卷尤多脱漏。”《考异》 中所言列传第16、第18、第23、第24、第25即卷24、卷26、卷31、卷32和卷33,与 《四库》所言残缺情况相同。惟又进一步肯定指出了23和24两卷全从《北史》移入,25卷在移入时稍加删改而已。今考23卷为 《苏绰传》和 《北史》卷63 《苏绰传》在内容上几乎完全一样,惟《周书》的 “史臣曰” 比 《北史》 多了一些关于知人善用的议论而已。
近人余嘉锡先生在 《四库提要辨证》中也基本上同意 《四库提要》和《廿二史考异》的观点。惟对 《廿二史考异》中指出的 《周书》与 《北史》微异的各卷作了进一步研究后指出:“余谓其以与《北史》多异,名为移掇李延寿之书而不尽出于李延寿者,盖皆取之于 《高氏小史》耳。”(《四库提要辨证》卷3,中华书局1980年版)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北宋重校 《周书》时,不但残缺十分严重,而且从校定的结果看来,“大抵宋人校勘三史,《魏书》较精,《齐书》 次之,《周书》最下。” (同上)
现在最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 《周书》,认为其残缺情况是卷18、卷24、卷26、卷31、卷32共5卷全缺。卷36可能全缺,可能半缺; 卷21是大半缺。此外,尚存在着一些文字脱落的情况。这在各卷末所附校勘记中都作了详细说明,阅读时必须加以参考。
以上是认为 《周书》在流传中损失残缺情况较为严重的,了解这些情况对于研读《周书》,研究西魏北周历史以及征引史料颇为有益。但也有认为 《周书》在流传中损失不甚严重,基本上保持了它的原来面貌。其中以近人胡玉缙为代表。
胡玉缙在他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13 《周书》条中综合了陆心源 《仪顾堂续跋》和丁丙 《藏书志》 的观点,认为 《四库》所言 《周书》的残缺不足凭信。其推论根据是: 其一,旧本序中只言 “是正文字”,却不言有缺卷。其二,《周书》虽和 《北史》在内容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可能是因他们同采柳虬和牛弘二史而造成。其三,眉山重刻距嘉佑重校和刊成为时不远,其间残缺情况亦不至于那么严重。其四,据 《郡斋读书志》所言,眉山七史在收合补缀中 “独少《后魏书》十许卷”,而丝毫未言《周书》有缺卷。总之,他认为 《周书》 在流传中的保存情况要比 《北齐书》强,基本上保持了它的原貌。且即便是 《周书》从 《北史》 中移补了部分内容,而后者也是经过令狐德棻审阅后才奏上的,二者原来亦无多大出入,移入后也不会造成史料上的矛盾之处。
2. 后人对 《周书》的评价及有关研究情况
作为二十五史之一的《周书》它在史料学上的价值和正史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后人对它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程度颇不一。早在刚修成后不久,即受到当时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的批评。在史料价值上,他认为在唐初有关周史的典籍大都完整的情况下,而“令狐德棻不了兼采,以广其书”,“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在文笔上,他认为由于《周书》是秉承柳虬和牛弘二家周史而成,而在柳虬之时 “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辞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苟记言若是,则其谬逾多”。而牛弘的《周纪》又怎样呢?“爰及牛弘,弥尚儒雅,即其旧事,因而勒成。务累清言,罕逢佳句。”不但没有改变柳氏崇雅的文风,又没有进一步扩充史料。而且在文笔上还有推波助澜之势。所以他认为主要根据《周纪》而成的令狐氏的《周书》也只能是“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 了。(以上引文皆见《史通》卷17《杂说》)
刘知几主要是从文笔和史料价值两个方面对《周书》加以批评的。而且他还根据《周书》主要是承柳、牛二周史尤其是后者而成,并寻根溯源对柳、牛二家也作了批评。但在《史通》卷12《古今正史》篇中,他又认为柳氏之书亦有可取之处,而牛氏之《周纪》因其不是最终定本而在内容上存在互相矛盾的地方。“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着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在如何对待史书之文笔的问题上,刘氏还认为:语言是处于动态中的语言,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而历史的记录应根据当时的语言特色作如实的记录。因而,“《三传》之说,既不习 (袭) 于《尚书》; 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只有这样才 “足以验之民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如若一味仿古效典,示其稽古,则 “记其当世口话,罕能从实而书”。在地方语 (俗语)和通用语 (雅语)之间,他认为弃俗语从雅语亦未尝不可,但切忌在文中堆饰,而 《周纪》 正是犯了这种错误。“ (魏)收、(牛)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以上引文皆见 《史通》卷6 《言语》篇。另在同卷 《浮词》篇中,刘氏还对《周书》作了讥评: “若乃题目不定,首尾相违,则百药、德棻是也; 心挟爱憎,词多出没,则魏收、牛弘是也。斯皆鉴裁非远,智识不同,而轻弄笔端,肆情高下。”)
综观刘氏的评论,很明显是 《周书》缺点远远大于优点,甚至毫无优点可取。其中亦诚然有可取之处,如认为语言记录应是历史的语言,历史的记录应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修史广搜博采等。但就 《周书》而言,虽的确存在着如刘氏所认为的搜罗资料欠广的问题(柴德赓《史籍举要》、张舜徽 《中国史学名着题解》等着作中,虽亦持类似看法,但对 《周书》的史料价值还是作了充分肯定的。),如关于府兵制、均田制、官制等都是西魏北周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周书》亦作了记录,但不甚完备,给后人研究此间历史带来了困难。总而言之,诚如上文所指出,《周书》的编者还是采集和保留了不少资料,尤其是记录一些为他书所不载的资料,也从侧面反映了 《周书》编修者收集史料之功。所以对于刘氏的批评,徐浩在《二十五史论纲》中指出: “ (刘氏) 所言未免过甚,难谓笃论。”尽管这样,刘氏这种观点仍为后来的一些史家所承袭,如晁公武《郡斋书志》、高似孙的《史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李宝洤的《周书评议》等均持类似的观点。而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则对刘氏的批评流露不满:“其(刘知几)诋德棻甚力。然文质因时,记载从实。周代既文章尔雅,仿古制言,载笔者势不能易彼妍辞,改从俚语。至于敌国诋谤,里巷谚谣,削而不书,史之正体。岂能用是为讥议哉?况德棻旁征简牍,意在摭实。故《元伟传》后于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固不可概斥为疏略。《庾信传论》仿《宋书·谢灵运传》之体,推论六义源流,于信独致微辞。良以当时俪偶相高,故有意于矫时之弊,亦可见其不专尚虚辞矣。知几所云,非笃论也。” ( 《四库总目提要》卷46《史部·正史类一》) 这里所说的 “于信独致微辞”是指令狐氏对庾信文体(徐庾体)的批评:“子山(庾信字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 《周书》卷41 《王褒、庾信传》) 在《四库总目提要》看来,既然令狐德棻本人是反对淫放的文风,他自己是不会重蹈的。而《周书》所反映的文笔特色正是当时崇尚文雅之风的现实反映,亦是初唐文风的反映。再次博搜史料以成一书,对于所采集的资料是必须要进行认真归类、综合、筛选剔取,成前后一体,内容统一而不相矛盾抵忤的一部完整的史书。至于史料怎样去取又是由每个史家的史识、史才、史德、史观所决定,而不能仅据已删削成定体的史书而指责其收罗不广。否则一部史书岂不成了毫无章法和体例可言?而令狐德棻史为鉴及正统的史观又是相当明确的,对收罗的资料必然会加以删取。刘氏从文笔和史料两方面对《周书》加以严评,《四库总目提要》也正是从这两方面为它辩解。
赵翼则对《周书》大为褒扬。《陔余丛考》卷7《周书》条指出: “宋齐梁陈及北齐书,凡易代之际,必有九锡文,禅位诏,陈陈相因,可为呕哕。而西魏之逊于周,当亦必有此等虚文。而《周纪》不载,更见其剪裁之净。”因而,他认为“《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本令狐德棻所撰也。德棻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其所定。兼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正因为令狐德棻具备了史家之才,所以才使《周书》这样文字洁简。在从史料价值上评价《周书》时,他认为《周书》的史料价值更有可取之处。“当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月更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同上)赵氏虽然给《周书》作了高度评价,同时他也指出《周书》存在着不足之处,“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其与明月公主乱故鸩之,《周书》但书魏孝武崩,而不见被鸩之事。王罴当元颢入洛,曾受其伪官,而《周书·罴传》亦不书此,未免意在隐讳。《宇文导传》:侯景遣使请援,朝议将应之,乃征导为陇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陇右二千余里,有何关涉?据《北史》,是时本令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往援侯景,故移导于陇右也,《周书》少此数语,遂无头绪。……至其编次各传,宇文测、测子深及宇文神举,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传。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传,而另为卷……未免多费笔墨矣。”大致说来,赵氏的评论较为公允,现代史家也基本上趋向他的观点。
后人对《周书》进行专门研究的专着和专论都不是太多,专着有:
《周书异域传地理考证》 1卷 清丁谦撰 载于 《浙江图书馆丛书初集》 中,民国四年 (1915) 刻本
《周书评议》2卷 近人李宝洤撰 载于《汉堂类稿》中,民国十一年(1922) 排印本
《周书斠议》1卷 近人罗振玉撰 载于《五史校议》中,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刊本
《周诸王世表》1卷 《周公卿年表》1卷 清万斯同撰 载《二十五史补编》 (开明书店排印本、中华书局重印本) 中
《北周公卿表》 1卷 清练恕撰多识录版本同上
《北周六典》 王仲荦着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北周地理志》 王仲荦着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专论有:
《八代年表》有关北周部分 金元实着 载于《国学论衡》 1933年12月第2期和1934年6月第3期
《陈垣氏发现〈魏书〉、〈周书〉佚文》 陈垣辑 载于《读书通讯》1943年第57期
《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 瞿林东着 载于《人文杂志》 1982年第1期
《杰出的史学着作家令狐德棻》 杨东晨着 载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1982年第4期
关于《周书》的专门参考工具书尚无,但查索《周书》的人名和传目可检索下列几种工具书:
《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北朝四史人名索引》 中华书局 1988年版
《二十五史人名索引》 台湾开明书店 1977年6版
《二十四史传目引得》 台湾中华书局 1969年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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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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