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传和主要版本
《周书》在贞观十年修成之后，被藏在当时的国家秘阁之中，但其最早的刻本始于何时却不太清楚。在旧本宋人安焘、王安国、林希的目录序中记录道：“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献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是正其文字，今既镂版以传学官。”太清楼本不知是抄本还是刻本，但这篇叙里则明确提出经此次校定后即加镂刻(序文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周书》末所附)，但刻成于何时却又没有明确记录。中华书局点校本《周书》，根据《郡斋读书志》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关于校书工作是在嘉佑元年 (1061) 开始的记录，又据王安国卒于熙宁七年(1074)及序文中“仁宗时”的字样，遂定《周书》第一次刻版在熙宁元年(1068) 至七年 (1074) 之间。但在《郡斋读书志》卷2上《宋书》条中，又明言： “治平中 (1064—1067) (曾) 巩校定《南齐》、《梁》、《陈》三书上之，刘恕等上后《魏书》，王安国上《周书》，政和中 (1111—1118) 始皆毕，颁之学官，民间流传尚少。”则第一次刻本似在政和时才真正全部完成。如果把序文和《郡斋读书志》前后言结合起来看，则是否是在王安国等人校定《周书》完毕上呈时已开始镂刻齐、梁、陈、周、魏诸书，前后历时50年之久，至政和年间才全部完成，颁于学官。但这个本子因受北宋末年战乱和在民间流传不广的原因而早已失传。宋绍兴十四年 (1174)，《周书》和其他6史在眉山重刻，即通常所称之 “眉山七史本”或“宋蜀本”。靖康之乱后，“时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十许卷。最后得宇文季蒙求家本偶有所少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郡斋读书志》卷2上《宋书》条) 但这个本子也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后来流传的本子都是经元明补版的所谓“三朝本”。现在流传的《周书》版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50卷本，一类是50卷附考证本。前者有二十一史本 (南北监本)、十七史本、四库全书史部正史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史部本、二十四史本(五省官书局本)、百衲本二十四史 (商务影印本，1958年商务缩印本); 后者主要有二十四史本(武英殿本，同文书局景武英殿本，五洲同文书局景武英殿本，中国图书集成局排印本，竹简斋景武英殿本，涵芬楼景武英殿本)、二十五史本(排印本和缩印本两种)、四部备要本(排印本、缩印本)·史部二十四史。当然最通行的本子当是中华书局点校本，质量最高，次则为百衲本和武英殿本。
从上可看出 《周书》在流传中颇受周折，主要是因为李延寿的 《南史》、《北史》出后，份量少，便于携带，检索方便，阅读省时，对一般读者而言可谓有《南北史》一部在手，即可了解南北朝的总貌，而且《南北史》在编修和史料加工上也的确有优点之处。晁公武即甚推之，“ (南北史)总叙八代，北起魏尽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尽陈百七十年为二史，删烦补缺过本史远甚，至今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郡斋读书志》卷2上)《周书》及其他南北朝各史流传在空间上不广，在时间上断续的情况，造成它们的内容颇有损缺。就《周书》而言，其残缺的程度又说法不一，兹列举如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北宋重校《周书》时虽然没有明言其有所残阙，但经过考证，发现《周书》多有和 《北史》相同之处，则为后人从《北史》移入《周书》所缺。而且有所窜乱，文句亦有所不畅，对于移入的内容又没有标明卷数，遂使令狐德棻原书和 《北史》混淆难辨。但《四库》编者通过索检文义，又根据卷末有无“史臣曰”之论赞，考订出25卷、26卷、31卷、32卷、33卷为从《北史》移入，只不过更改一下《北史》和《周书》的不同称谓罢了，如《北史》称周文帝而《周书》则称太祖。但在《韦孝宽传》中又连书“周文”“周孝闵帝”，则连更改也有未尽之处。他如《王庆传》中连书 “大象元年” “开皇元年”，没有指出他从后周又仕隋;《韦孝宽传》末删《北史》中的 “兄夐”二字，则《韦复传》中所云与孝宽并马者事无根源; 在《卢辩传》中删其曾事节闵帝事，和本传所云“及帝入关者”，在语气上又不连贯。《四库提要》认为凡这些都是移入者的疏漏所造成，也是“剽取《北史》之显证。”因而它得出结论： “盖名为德棻之书，实不尽出德棻; 且名为移掇李延寿之书，亦不尽出延寿。特大体未改而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5《史部·正史类一》)《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卷25(实为24)、卷26、卷31、卷32、卷33后无“史臣曰”之论赞，遂断其为从《北史》移入，和钱大昕持论相同。
《廿二史考异》卷32指出：“此序(指旧本王安国等序——引者)不云史有残阙。今考纪传每篇有史臣论，惟列传第十六(卢辩)、第十八(长孙俭等)、第廿三 (韦孝宽等)、第廿四 (申徽等)、第廿五 (厍狄峙等)无之，盖非德棻元本。其二十三、二十四两卷全取 《北史》，二十五卷亦取 《北史》而小有异同。十六、十八两卷与 《北史》多异，而十六卷尤多脱漏。”《考异》 中所言列传第16、第18、第23、第24、第25即卷24、卷26、卷31、卷32和卷33，与 《四库》所言残缺情况相同。惟又进一步肯定指出了23和24两卷全从《北史》移入，25卷在移入时稍加删改而已。今考23卷为 《苏绰传》和 《北史》卷63 《苏绰传》在内容上几乎完全一样，惟《周书》的 “史臣曰” 比 《北史》 多了一些关于知人善用的议论而已。
近人余嘉锡先生在 《四库提要辨证》中也基本上同意 《四库提要》和《廿二史考异》的观点。惟对 《廿二史考异》中指出的 《周书》与 《北史》微异的各卷作了进一步研究后指出：“余谓其以与《北史》多异，名为移掇李延寿之书而不尽出于李延寿者，盖皆取之于 《高氏小史》耳。”(《四库提要辨证》卷3，中华书局1980年版)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北宋重校 《周书》时，不但残缺十分严重，而且从校定的结果看来，“大抵宋人校勘三史，《魏书》较精，《齐书》 次之，《周书》最下。” (同上)
现在最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 《周书》，认为其残缺情况是卷18、卷24、卷26、卷31、卷32共5卷全缺。卷36可能全缺，可能半缺; 卷21是大半缺。此外，尚存在着一些文字脱落的情况。这在各卷末所附校勘记中都作了详细说明，阅读时必须加以参考。
以上是认为 《周书》在流传中损失残缺情况较为严重的，了解这些情况对于研读《周书》，研究西魏北周历史以及征引史料颇为有益。但也有认为 《周书》在流传中损失不甚严重，基本上保持了它的原来面貌。其中以近人胡玉缙为代表。
胡玉缙在他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13 《周书》条中综合了陆心源 《仪顾堂续跋》和丁丙 《藏书志》 的观点，认为 《四库》所言 《周书》的残缺不足凭信。其推论根据是： 其一，旧本序中只言 “是正文字”，却不言有缺卷。其二，《周书》虽和 《北史》在内容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可能是因他们同采柳虬和牛弘二史而造成。其三，眉山重刻距嘉佑重校和刊成为时不远，其间残缺情况亦不至于那么严重。其四，据 《郡斋读书志》所言，眉山七史在收合补缀中 “独少《后魏书》十许卷”，而丝毫未言《周书》有缺卷。总之，他认为 《周书》 在流传中的保存情况要比 《北齐书》强，基本上保持了它的原貌。且即便是 《周书》从 《北史》 中移补了部分内容，而后者也是经过令狐德棻审阅后才奏上的，二者原来亦无多大出入，移入后也不会造成史料上的矛盾之处。
2. 后人对 《周书》的评价及有关研究情况
作为二十五史之一的《周书》它在史料学上的价值和正史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后人对它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程度颇不一。早在刚修成后不久，即受到当时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的批评。在史料价值上，他认为在唐初有关周史的典籍大都完整的情况下，而“令狐德棻不了兼采，以广其书”，“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在文笔上，他认为由于《周书》是秉承柳虬和牛弘二家周史而成，而在柳虬之时 “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辞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苟记言若是，则其谬逾多”。而牛弘的《周纪》又怎样呢?“爰及牛弘，弥尚儒雅，即其旧事，因而勒成。务累清言，罕逢佳句。”不但没有改变柳氏崇雅的文风，又没有进一步扩充史料。而且在文笔上还有推波助澜之势。所以他认为主要根据《周纪》而成的令狐氏的《周书》也只能是“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 了。(以上引文皆见《史通》卷17《杂说》)
刘知几主要是从文笔和史料价值两个方面对《周书》加以批评的。而且他还根据《周书》主要是承柳、牛二周史尤其是后者而成，并寻根溯源对柳、牛二家也作了批评。但在《史通》卷12《古今正史》篇中，他又认为柳氏之书亦有可取之处，而牛氏之《周纪》因其不是最终定本而在内容上存在互相矛盾的地方。“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着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在如何对待史书之文笔的问题上，刘氏还认为：语言是处于动态中的语言，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而历史的记录应根据当时的语言特色作如实的记录。因而，“《三传》之说，既不习 (袭) 于《尚书》; 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只有这样才 “足以验之民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如若一味仿古效典，示其稽古，则 “记其当世口话，罕能从实而书”。在地方语 (俗语)和通用语 (雅语)之间，他认为弃俗语从雅语亦未尝不可，但切忌在文中堆饰，而 《周纪》 正是犯了这种错误。“ (魏)收、(牛)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以上引文皆见 《史通》卷6 《言语》篇。另在同卷 《浮词》篇中，刘氏还对《周书》作了讥评： “若乃题目不定，首尾相违，则百药、德棻是也; 心挟爱憎，词多出没，则魏收、牛弘是也。斯皆鉴裁非远，智识不同，而轻弄笔端，肆情高下。”)
综观刘氏的评论，很明显是 《周书》缺点远远大于优点，甚至毫无优点可取。其中亦诚然有可取之处，如认为语言记录应是历史的语言，历史的记录应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修史广搜博采等。但就 《周书》而言，虽的确存在着如刘氏所认为的搜罗资料欠广的问题(柴德赓《史籍举要》、张舜徽 《中国史学名着题解》等着作中，虽亦持类似看法，但对 《周书》的史料价值还是作了充分肯定的。)，如关于府兵制、均田制、官制等都是西魏北周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周书》亦作了记录，但不甚完备，给后人研究此间历史带来了困难。总而言之，诚如上文所指出，《周书》的编者还是采集和保留了不少资料，尤其是记录一些为他书所不载的资料，也从侧面反映了 《周书》编修者收集史料之功。所以对于刘氏的批评，徐浩在《二十五史论纲》中指出： “ (刘氏) 所言未免过甚，难谓笃论。”尽管这样，刘氏这种观点仍为后来的一些史家所承袭，如晁公武《郡斋书志》、高似孙的《史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李宝洤的《周书评议》等均持类似的观点。而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则对刘氏的批评流露不满：“其(刘知几)诋德棻甚力。然文质因时，记载从实。周代既文章尔雅，仿古制言，载笔者势不能易彼妍辞，改从俚语。至于敌国诋谤，里巷谚谣，削而不书，史之正体。岂能用是为讥议哉?况德棻旁征简牍，意在摭实。故《元伟传》后于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固不可概斥为疏略。《庾信传论》仿《宋书·谢灵运传》之体，推论六义源流，于信独致微辞。良以当时俪偶相高，故有意于矫时之弊，亦可见其不专尚虚辞矣。知几所云，非笃论也。” ( 《四库总目提要》卷46《史部·正史类一》) 这里所说的 “于信独致微辞”是指令狐氏对庾信文体(徐庾体)的批评：“子山(庾信字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 《周书》卷41 《王褒、庾信传》) 在《四库总目提要》看来，既然令狐德棻本人是反对淫放的文风，他自己是不会重蹈的。而《周书》所反映的文笔特色正是当时崇尚文雅之风的现实反映，亦是初唐文风的反映。再次博搜史料以成一书，对于所采集的资料是必须要进行认真归类、综合、筛选剔取，成前后一体，内容统一而不相矛盾抵忤的一部完整的史书。至于史料怎样去取又是由每个史家的史识、史才、史德、史观所决定，而不能仅据已删削成定体的史书而指责其收罗不广。否则一部史书岂不成了毫无章法和体例可言?而令狐德棻史为鉴及正统的史观又是相当明确的，对收罗的资料必然会加以删取。刘氏从文笔和史料两方面对《周书》加以严评，《四库总目提要》也正是从这两方面为它辩解。
赵翼则对《周书》大为褒扬。《陔余丛考》卷7《周书》条指出： “宋齐梁陈及北齐书，凡易代之际，必有九锡文，禅位诏，陈陈相因，可为呕哕。而西魏之逊于周，当亦必有此等虚文。而《周纪》不载，更见其剪裁之净。”因而，他认为“《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本令狐德棻所撰也。德棻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其所定。兼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正因为令狐德棻具备了史家之才，所以才使《周书》这样文字洁简。在从史料价值上评价《周书》时，他认为《周书》的史料价值更有可取之处。“当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月更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同上)赵氏虽然给《周书》作了高度评价，同时他也指出《周书》存在着不足之处，“惟魏孝武之崩，乃周文以其与明月公主乱故鸩之，《周书》但书魏孝武崩，而不见被鸩之事。王罴当元颢入洛，曾受其伪官，而《周书·罴传》亦不书此，未免意在隐讳。《宇文导传》：侯景遣使请援，朝议将应之，乃征导为陇右大都督。按景在河南，距陇右二千余里，有何关涉?据《北史》，是时本令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往援侯景，故移导于陇右也，《周书》少此数语，遂无头绪。……至其编次各传，宇文测、测子深及宇文神举，皆宗室也，而不入宗室传。宇文孝伯，深之子也，又不附深传，而另为卷……未免多费笔墨矣。”大致说来，赵氏的评论较为公允，现代史家也基本上趋向他的观点。
后人对《周书》进行专门研究的专着和专论都不是太多，专着有：
《周书异域传地理考证》 1卷 清丁谦撰 载于 《浙江图书馆丛书初集》 中，民国四年 (1915) 刻本
《周书评议》2卷 近人李宝洤撰 载于《汉堂类稿》中，民国十一年(1922) 排印本
《周书斠议》1卷 近人罗振玉撰 载于《五史校议》中，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刊本
《周诸王世表》1卷 《周公卿年表》1卷 清万斯同撰 载《二十五史补编》 (开明书店排印本、中华书局重印本) 中
《北周公卿表》 1卷 清练恕撰多识录版本同上
《北周六典》 王仲荦着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北周地理志》 王仲荦着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专论有：
《八代年表》有关北周部分 金元实着 载于《国学论衡》 1933年12月第2期和1934年6月第3期
《陈垣氏发现〈魏书〉、〈周书〉佚文》 陈垣辑 载于《读书通讯》1943年第57期
《令狐德棻和唐初史学》 瞿林东着 载于《人文杂志》 1982年第1期
《杰出的史学着作家令狐德棻》 杨东晨着 载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1982年第4期
关于《周书》的专门参考工具书尚无，但查索《周书》的人名和传目可检索下列几种工具书：
《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北朝四史人名索引》 中华书局 1988年版
《二十五史人名索引》 台湾开明书店 1977年6版
《二十四史传目引得》 台湾中华书局 1969年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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