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监修官李善长 (1314—1390)，字百室，定远人。有计谋，习法家言。元至正十四年 (1354)朱元璋攻打滁州 (安徽省滁州市) 时率先迎谒，建议他效法汉高祖刘邦，广招人才，禁止杀掠，以成帝业。因此得朱元璋信任，为掌书记。攻占滁州后，任为参谋，主管粮饷，参与军机。从朱元璋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为其网罗人才，安辑所下州县。取集庆，下镇江，先后任元帅府都事，江南行中书省参议、兼领大都督府司马，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二十七年 (1367)朱元璋称吴王，善长拜右相国，封宣国公。后因以左为上，改左相国。明建国后，为左丞相兼太子少师。洪武二年奉命监修 《元史》。三年封韩国公。为明初功臣六公之首。四年(1371)以疾致仕。致仕后，曾主持修建中都 (安徽凤阳)宫殿，经理中都事务数年。又曾奉命与曹国公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二十三年 (1390) 因胡惟庸案牵连，被杀。

总裁官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浦江)人。幼聪敏好学，从乡贡进士梦吉学《春秋》，兼通《易》、《书》、《诗》和《周礼》。从吴莱学经史和诸子百家，学业大进。又得大儒黄溍、柳贯指授，文辞雄浑温雅，兼具黄、柳之长。元顺帝至正九年 (1349) 因大臣荐，授国史院编修官，以亲老辞避不就，隐居龙门山着书，成 《龙门子凝道集》、《孝经新说》、《周礼集注》等。至正十八年 (1358)，朱元璋取婺州(今浙江金华)，设郡学，宋濂受聘为《五经》师。明年，应征至应天，除江南儒学提举，以经学教授太子朱标。不久，改官修起居注。洪武二年，诏修《元史》，为总裁官。发凡举例，总其大纲，并亲笔撰写重要纪、传。三年正月，授翰林学士，《元史》成，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1371)为国子司业，又以考祀孔子礼未能按期上奏，贬为安远知县，同年召回为礼部主事。五年(1372)授太子赞善大夫，六年(1373)迁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与诸儒同修国史、日历、宝训诸书。九年(1376)升翰林学士承旨，十年(1377)致仕。十三年(1380)因长孙坐胡惟庸党，朱元璋欲定濂死罪，赖皇后高氏、太子朱标力救得免死。安置茂州 (今四川茂汶)。十四年 (1381)行至夔州 (今四川奉节)病死。弘治九年 (1496) 复官，正德 (1506—1521) 中追谥文宪。

所着有《潜溪集》(隐居龙门山所着)、《翰苑集》(又称《銮坡集》，应征入朝时所着)、《芝园集》 (致仕归里后所着) 等。

总裁官王祎(1322—1373)，字子充，义乌 (今浙江义乌)人。从师黄溍、柳贯，以文章名于世。目睹元末政衰，赴京上宰相书七八千言，痛陈时弊，不被采纳。危素、张起岩等并荐于朝，亦不被任用。至正十五年(1355)隐居青岩山着书。十八年(1358)被征入应天，任为中书省掾，二十一年 (1361) 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二十五年 (1365)迁侍礼郎，掌起居注，出为南康府同知。吴元年 (1367) 召回议即位礼，因失对滴授漳州府通判。洪武二年 (1369)诏修《元史》，与宋濂同任总裁官，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五年(1372)奉召使云南招谕梁王，被害。建文元年(1399)赠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1436一1449)中改谥忠文。

朱元璋视王祎与宋濂为“浙东二儒”。他品评二人之长，称“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 《明史》卷289《忠义传一》)

宋濂与王祎师承相同，志向一致。他们都主张轻徭役、薄赋敛、行仁义、省刑罚、寡嗜欲、崇节俭，兴学校以培育人才，纳直言以治理国家。在掌教职和任职翰林期间，随时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进谏朱元璋，有些主张也曾得到采纳或受到赞许。

二人都尊崇宋代理学。宋濂以儒者自居，以继承宋代理学家朱熹、吕祖谦的学说为己任，并兼通佛老。故人刘基评其学术“上究六经之源，下究子史之奥，以至释老之书，莫不登其堂而入其室;文则主圣经而奴百氏，故理明辞腴，道得于中。”(《宋文宪公全集》卷首一《彭刻原序》)他将儒分为七类，即所谓游侠之儒、文史之儒、旷达之儒、智数之儒、章句之儒、事功之儒、道德之儒。将司马迁、班固归入文史之儒类，孔子则为道德之儒。称“我所愿则学孔子也。其道则仁、义、礼、智、信也，其伦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则身可修也，家可齐也，国可治也，天下可平也。” ( 《宋文宪公全集》卷36《七儒解》)

王祎则具体地解释儒的含义。认为“有用之谓儒”(《王忠文公集·儒解》)，“儒者，成德之称”(《王忠文公集·原儒》)。他说： “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尝用于天下矣。孔子虽不得其位，而其道即周公之道，天下之所用也。其为道也，自格物致知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内外无二致也。自本诸身，以至于征诸庶民，考诸三王本末，皆一贯也。小之则云为于日用事物之间，大之则可以位天地、育万物也。……，不法周公、孔子，不足谓为儒” ( 《王忠文公集·儒解》)。

同宋濂一样，他也认为自秦汉以后，“儒者名虽一，其学则析而为二，有记诵之学，有词章之学，有圣贤之学”(《王忠文公集·原儒》)。周公、孔子之后，能继承圣贤之学者，只有董仲舒、韩愈庶几堪称。千数百年之后，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宋儒，才又继承了周孔不传之绪。至南宋，则应推朱熹、吕祖谦，这一点宋、王二人是完全一致的。

王祎在尽心于经学的同时，也留意时政和史学。他着有《泉货议》，考察汉、唐、宋代的钱法，探讨元代钞法的利弊，主张恢复鼓铸，开设监局，罢大钱、行小钱，“变而通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元末钞法之滥，是社会一大弊端，他说：“当今时事之急可言者众矣!然孰有急于泉货者?故述斯议，庶上之人得采择焉。” ( 《王忠文公集·泉货议》)

元修辽、宋、金三朝史书，议久不决，主要是统绪之争。他虽身为布衣平民，也参与了 “正统”问题的讨论。他同意欧阳修的观点，主张所谓“正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正统者，听其有绝有续”。他认为我国历史上的正统曾经历了四绝四续，“正统之序，历唐虞、夏、商、周、秦、汉，至汉建安 (196—219) 而绝。魏氏窃取汉鼎，得之既不以正; 刘氏虽汉裔，崎岖巴蜀，又未尝得志于中国; 而孙氏徒保江表而已，皆不可谓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者也。晋有天下，而其统始续，故自泰始元年(265)复得正其统，至建兴(313—316)而亡，正统于是又绝矣。晋氏既南，天下大乱，故自东晋建武(317)之始，止陈贞明 (587—589)之终，二百余年间，乘时并起争夺僭窃者不可胜纪。其略可纪者，犹十六、七家。既而大小强弱自相并吞，而天下犹为四，东晋、宋、齐、梁、陈又自分为后梁而为二; 后魏、后周、隋又自分为东魏、北齐而为二。离合纷纭，莫适为正，皆不得其统，正统于是又绝矣。及后周并北齐而授之隋，隋并后周又并陈，然后天下合为一而其统复续。故自开皇九年 (589)复得正其统，而唐继之，自天佑(904—907)之亡，正统于是又绝矣。梁氏弑其君，盗其国，以梁为伪固也;后唐之兴，藉曰名正而言顺，实非所以复唐; 晋氏受国于契月，尤无足议; 而汉、周皆取之非义。况此五代者，皆未尝合天下于一，则其不得以承正统，夫复何疑?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统乃复续，故自建隆复得正其统。至于靖康之乱，南北分裂，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居天下之正; 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其事适类于魏、蜀，东晋、后魏之际。是非难明，而正统于是又绝矣。自辽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复正其统，故元之绍正统当自至元十三年 (1276)始也。”(《王忠文公集·正统论》)

他虽不为元朝统治者任用，却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他认为官修的实录和名臣传记藏在秘府，不能广为流传，无以惩恶劝善，故推崇苏天爵所辑《国朝名臣事略》，而事略所辑仅及47人，所遗尚多，遂访诸名臣世家，于47人之外，又搜访甄录73人行事，仿《东都事略》用正史体编修《国朝名臣列传》，合《事略》所记47人，共辑120人的生平、政绩，以备修史者采择。

《元史》纂修前，他曾亲自拟写《儒臣传》中的许衡、金履祥二传和郭守敬、许谦传。纂修过程中，裁烦剔秽，力任笔削，其功亦多。

先后任纂修官者计29人，曾鲁、朱廉、王彝、李汶等以经学见长，而赵埙、汪克宽、赵汸、胡翰、陶凯、傅恕、谢徽、张孟兼、张简等诗文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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