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重构“天下观”》

在论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世界的总体认识时，美国汉学大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曾这样表述：“在对外关系方面，19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家和社会仍然认为自己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它和周围非中国人的关系是假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这一神话为前提的……中国这个国家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形象，即雄踞于中国舞台之巅的天子是光被四表的。早期的历史学家就提出了同心圆式的等级理论，据认为，地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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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中国新闻理论的奠基人》

王韬不仅是一位近代报纸的创办者，还是一位近代新闻理论的奠基者。与成功的办报实践相互辉映，王韬的新闻理论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他的新闻观点和思想可以和H.拉斯韦尔、C.R.赖特、威尔伯·施拉姆拉、默顿、库尔特·勒温、怀特、保罗·拉扎斯菲尔德、马歇尔·麦克卢汉等数十年之后才出现的新闻理论大家相媲美。因此有必要在介绍他的办报实践之外，进而考察分析他的新闻理论。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表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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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中法战争时期的对法主张》

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活动始于17世纪，其早期侵略形式只限于传教和通商。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法国工业完成了从手工工场到机器工厂的变革，其国内市场狭窄、劳动力不足、原料和资源缺乏等劣势因素逐渐显现，法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对外攫取殖民地的欲望日益膨胀。与英国殖民地印度毗邻的越南成了法国有意侵占的主要目标。1862年，法国强迫越南统治者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割占了越南南部的三个省。1874年又强迫越南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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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治史以喻今》

像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王韬对历史研究具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但王韬与前者所不同的是：前者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中国古代历史方面，且具有强烈的地域中心主义倾向和华尊夷卑心态，其研究历史的动机往往在于宣扬中国昔日的圣治武功，从而在“夷势陡涨”的近代形势下平衡一点心理上的偏歪;王韬则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西方历史，特别是当代西方历史之上，有意识地割断了文化中心主义和地域中心主义与研究对象的连接韧带，其研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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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异于流俗的教案观》

在世界文明史上，宗教冲突并非罕见之事，但像近代中国境内发生的这种长时间、大规模、连同胞信徒一块打的“闹教”活动恐怕是少有的。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不再效仿明末清初前辈传教士谦恭谨慎的态度和单枪匹马的传教方式，而是大张旗鼓地耀武扬威地紧跟着西方侵略军的刺刀暴力闯入中国。如上海法租界第一座天主教圣堂的奠基礼就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法军总司令孟托班的主持下进行的，孟托班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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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小说类作品》

王韬的小说类作品有三部，即：《遁窟谰言》《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认为它们的笔调“纯为《聊斋》者流”，②即在题材上同属“其事实则莫须有的说部之流”。该三部作品虽都同属文言小说，但在接近现实生活的程度上还是真虚有差，远近有别的。 《遁窟谰言》成书于光绪元年(1875年)，但王韬开始写作此书的年代则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当时，王韬刚逃到香港，背井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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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乡间教读》

一到吴中，白下短暂的快乐顷刻被无尽的愁闷所取代。像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落第秀才下了场子后呼天抢地的情形差不多，回到家乡的王韬一时觉得浑浑噩噩，百无聊赖。他视科举如蛇蝎，见到笔墨、书籍一类东西就心惊胆战，以至好多天精神恍惚，似醉似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悒悒不能自解者数日，迩来文字因缘忏除殆尽，旧时结习，弃若隔生。”③ 有朋友劝他不必灰心，来日再搏，他立即怒不可遏。他的最好朋友、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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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外交观大逆转》

王韬新型外交思想的产生与王韬“华夷观”的倒转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1860年以前的王韬仍是一个“华尊夷卑论”的笃信者。此时，他表面上承认与洋人在一起“雅称契合”，骨子里还是认为洋人“非我族类”，华洋杂处是“耻莫大焉”“害莫大焉”。在此传统“华夷观”的影响下，王韬追求的理想国际格局是中外隔绝。在他看来，相互间的交往以及对交往的内容、形式、方法、原则的理性思考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因此，他也不曾冷静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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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橐笔沪上》

王家与上海结缘始于1847年。是年，王韬父亲王昌桂因家乡招不到生徒，“饥驱作客”，被迫赴上海设馆授徒。从王韬遗存文献看，王韬对他父亲来往沪上的情况记载不多，看不出其父王昌桂设馆上海并在介绍西方文明方面对他有何影响。可以确定的只是王韬此时并未随父同行。他还留在苏州老家做他的“穷秀才”，对酒当歌，教读自娱。 1848年，王韬首次赴沪，并被繁华景象所震惊。该年农历正月，王昌桂滞留沪北，无法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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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投身基督教》

通览王韬的人生履历，他与西方基督教的关系最令人困惑和耐人寻味。饱读四书五经的王韬原本是一位怀揣“华尊夷卑”思想的传统文化人，对西方宗教更是厌恶至极，曾指斥“西教”是圣道衰落、华风日下的罪恶之源。但是，同一个他，未几何时就变成了一个列名在案的基督徒。英国伦敦海外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简称L. M. S. )档案曾正式记载，王韬(原文为Wang-l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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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税者民有》

凡是有政府的地方就有税，不论中西，不分古今，税和政府就是连体儿。但是，对税的实质的理解，古今中外却有天壤之别。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流行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学家从没有怀疑过皇帝及其官府有征税和用税的权利。税一旦入了国库，它就完完全全是皇帝的囊中之物了。纳税人再也用不着去为它操心。资产阶级在西欧兴起以后，税为皇帝或国王私物的观念遭到毁灭性打击。资产阶级基于“天赋人权”的学说，不再把土地及其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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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诗书之家》

吴中之地，山清水秀。碧绿的田野、银带般的小河、千姿百态的青石桥、阳光下的谷仓构成了一幅恬静而又美丽的图画。古镇甫里①就坐落在这一图画之中。吴中自古以来人杰地灵，文脉厚重。自唐以降，陆龟蒙①、皮日休②、赵孟頫③、高启④、归有光⑤、顾炎武⑥、吴梅村⑦等著名文人词客都曾在甫里周围一带生活或隐居过。公元1828年11月10日(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王韬就在这里诞生。⑧此时他的名字叫王利宾，字兰卿。当王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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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诗词类作品》

王韬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政论家、小说家，还是一位颇负时名的诗人、词人。与他同时代的文人兼外交官廖枢仙曾用诗句“杜老浣花陆剑南，天南遯叟鼎而三”①来赞美王韬，称其可与杜甫、陆游鼎足而立，可见王韬在当时诗词领域的地位。他作的诗篇词章散见于他生活的各个时期，因而反映了他个人一生的悲欢离合与整个时代的曲折变迁。 《蘅华馆诗录》原为王韬早年诗作，王韬于1880年将其汇编成册，收集诗作数百首。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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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审判旧教育》

人才是教育的生成品，教育是人才的摇篮，王韬清楚地看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的思路自然地从重视人才进而转到重视教育。他说：“地之于草木，何地不生，国之于人材，何国蔑有，然则盛衰有不同者，无他，由乎养与不养焉耳”④;“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未至”⑤。这里所谓的“养才”与“求才之道”就是指教育。 王韬是从文化的深层意义上来认识教育的巨大功用的。他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相信教育关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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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社会批判者》

有无社会批判思想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与现存社会或制度亲疏距离的重要指标。换言之，一个知识分子有无改造社会的进取愿望往往取决于他首先是否具有对旧社会、旧制度或旧事物的批判勇气和精神。王韬对现存社会腐败现象与制度的批判在深度与广度上大大超过了前辈和同辈思想家。 王韬社会批判思想发轫于上海时期。其时，他科场失意，穷困潦倒，“佣书西舍，贱等赁舂”，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从他此时所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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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上书太平天国》

王韬本是一位饱学儒家典籍之士，三纲五常刻骨铭心。所以，他起初对农民起义有一种天生的仇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曾作诗言志说： 男儿生不必封万户侯，死不必崇千尺丘。 但愿杀贼誓报国，上纾当宁南顾忧。③ 丈夫拔剑誓杀贼，迳持寸铁奔狼群。 手枭贼头掷帐上，功成却赏名甘沦。④ 在王韬的早期日记中甚至出现了“生刮”“手枭”太平军一类的歹毒字眼，如1860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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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商亦国本》

中国古代社会农本商末、重义轻利的传统意识形态在19世纪下半叶依然十分强势，顽固抗拒着中国近代工商业的诞生。早年的王韬也基本恪守了这种旧的、传统的思想。在上海时期，他就对蒸蒸日上的西方工商业文明不以为然，说“商足而国富”的“泰西之政”不合中国之道，电器秘机凿破其天，不合太古之风;中国所重，当在礼义廉耻而非奇技淫巧。①甚至他在寄居香港之初，还到处游说“天下之大利在农桑”，“重农桑而抑末作”。②与王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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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散乱的变调》

与后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相比，王韬在构筑思想宫殿之时有两点不利之处。第一，王韬思想成熟于国门初开之际，其时，传统势力异常强大，西学新知只不过是传统菜畦边上的幼芽嫩草。王韬在这种情形下谈论他的改革就像一位兵士在前有重敌后少友军的战地上冲锋。敌人的强大迫使他不得不做出某种策略性的妥协让步;第二，王韬受传统旧学的熏染远比马建忠、严复等人深透严重，而又没有后者那种经过西方科学文化、思维方法等专门而系统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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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人才观的变化》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治国家，朝野上下都深知人才是强国之本。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庸》里就有“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古老训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也高呼“为国首以人才为重，此扼要之谈也”。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基本上都承认人才多寡与国家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对人才的呼唤和关怀的热情一点也不比现代社会眼光犀利的思想家在这一方面来得逊色。所谓“民族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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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全面兴利》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其急需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它们在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采取了行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开始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西方列强通过军事侵略和政治干预的手段，强占中国原料基地、掠夺廉价劳动力、开拓商品市场等，其根本目的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或价值的追逐。这是西方人热情涌向东方、迷恋东方的动因所在。然而，刚刚落入东西方冲突中的中国官僚士大夫们，甚至连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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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强烈的危机意识》

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由于中国周边民族的相对贫弱落后，以及儒家士农社会标榜的“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柔能克刚”等信条的影响，中古时期的中国人往往缺少危机意识，似乎中国从来就不曾遭遇过真正的挑战。汉朝的贾谊本着爱国爱民的热忱，披肝沥胆地写了一篇言及天下危象的《陈政事疏》，立刻落得被贬遭逐的下场。封建君主从不喜欢臣民谈论什么天下危象凶兆。他们喜闻乐见的是歌颂升平的阿谀文章。绝大多数朝臣和地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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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民本学说》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滥觞于商周，《尚书》中有“民为邦本”一语，成熟于春秋战国，《荀子·王制》中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比喻，而孟子则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等警句。秦王朝建立后，虽然君主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但民本思想也一直像一股地下水汩汩流淌了数千年，不时冲涌出来与封建专制主义缠斗一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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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漫游欧洲》

王韬常常自称少年时“性情旷逸”，虽勉为帖括，亦“豪放不中绳墨”，青年时代又喜读“域外书”，常作“汗漫游”之想。他自述道：“余年未壮，即喜读域外诸书，而兴宗悫乘风破浪之想，每遇言山水清嘉、风俗奇异，辄为神往;惟以老母在堂，不敢作汗漫游。”②1867年，他终于获得了一次“泰西汗漫游”的机会。 1867年初，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因事回国，临行前约王韬“往游泰西，佐辑群书”。年底复来信正式相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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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口岸畸零人》

“五口通商”后的上海是中西两大文明板块撞击的热点，也是大清王朝行政权力失落的特殊空间。这里聚集着许多中国落魄文人。这些落魄文人或为科举考试的失败者，或为官场角逐的失意人。与封建社会权力的掌控者与拥有者不同，这些落魄文人在传统封建社会的文化与政治结构里本来就是处在最外沿的“离子”。当中西方两大文明板块相遭遇的时候，他们更易在外力的撞击下脱离原来的结构而成为游弋于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中间人”或“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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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旧瓶新酒的循环史观》

农业社会认识世界往往偏重于自然直观。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观察寒来暑往、云腾致雨、露结为霜等自然现象的基础上，反思出“天道循环，往复不息;大道无言，其行且坚”的历史演变规律，即循环历史观。他们视历史的演变和走向是一个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圆环，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盛衰相依的处于圆环某一变化着的位置上，都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其间关于变化的思想异常丰富、层出不穷，但历史进化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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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渐变中的思想》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E.戈夫曼在分析人类社会活动时曾提出“框架效应”理论，认为人们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是一个“框架”，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制约着行为主体的思想和行为。①王韬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认识问题的“框架”已内化到青年王韬的思想意识之中。所以直到1859年迁沪十年之后，他在看待西方的问题上还在受到传统“华尊夷卑”框架的束缚。这一年，他写给他的朋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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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挟策以干当道》

王韬居沪期间，中国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变。中国官场士林令人窒息的一潭死水犹如被投入了一块巨石，再也不能维持旧日的平静。 《南京条约》签字后，清朝贵族并未痛定思痛，亟思强国御敌之策。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平衡鸦片进口所引起的白银外流，清廷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敲诈勒索。道光皇帝公开发布上谕说：“所有各省着赔、分赔、摊赔、代赔各款，着各省督抚河督于所属实缺司道府厅州县各员……勒限催追完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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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国佐工商》

“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不成文法律和习惯信条。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工商业始终处于被限制、被贬损、被砍削的可怜境地。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中国工商业逐渐兴起并有了些许进展，但仍处于被轻视、被打压的边缘地位。与历代统治者相较，晚清统治者对工商业的予取予求、肆意敲剥有过之而无不及。王韬对封建国家轻视、敲剥工商业的行为进行了责驳。他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奋，但却沦落到民贫国弱、不堪一击的地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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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国际交涉策略》

与前辈论外交者大而化之地论述“夷情”和“驭夷之策”不同，王韬将“夷”的笼统概念分成单个的不同国家。他的外交理论里几乎不存在不加区分的单色调的“夷”，而是英、法、普、俄、美、日等具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区别对待的外交策略。 王韬认为，世界是多元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外交目的和策略。为此，他对俄、英、美、法、日等国的情形进行了细致剖析。 在王韬看来，俄国是一个还未完全摆脱农

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革新政治的方案》

台湾学人姚海奇先生在其著作《王韬的政治思想》中曾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王韬的改革思想“始终停留在器物阶段”，没有触及制度变革与政治发展等议题，因而留下了诸多缺憾。原文写道： (王韬)于实际政治中，却未曾体察出君主政治之弊，以及民主政治之善，故于变法图强主张中，境界始终停留于器物阶段，而少言及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不同之优劣长短。此点与当世知识分子观点，实相吻合，故于船坚炮利之器物，寄望过高，而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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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生平事迹《扶桑之游》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在传统中国文化人的天下观里，日本人是秦人“徐福”的后裔，所以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都是中国大陆漂洋过海流传过去的，其地位自然在中国之下。这种尊己卑人的文化心态阻碍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国人往往大而化之地认为日本是“倭寇”之国，日本人只是岁时来献而又不甚知礼的“岛夷”。以至于跨入近代门槛之后，开明如徐继畬、魏源者，都弄不清日本的地域概况。《瀛环志略》和《海国图志》对日本地理的介绍

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杜门埋首治经》

1862年10月5日，王韬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鲁纳”号邮轮驶离黄浦江，南下香港。一路上，虽有随船同行的江南范春泉兄弟、萧山鲁获洲以及麦华佗委派的“密司恳开”等说话作陪，但王韬总觉得心情沉重。大清王朝没给王韬带来任何好处，甚至要以大辟重刑来惩治他，可如今一旦要离开它，逃入在西洋人统治之下的“化外之地”，王韬又感到若有所失。对父母之邦的依恋之情与对清朝政府的怨恨矛盾地混合在一起，牵拽着他的心绪，让他忧愤

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第五章 中国新闻业先驱》

至19世纪70年代初，中国社会依然处于民智未开和信息闭塞的状态。在清朝统治者“庶民不议”的愚民政策管制之下，中国文化人还没有建立起现代社会应有的“公共舆论空间”。官民之间、朝野之间、士农工商之间，意见几乎没有可资沟通的桥梁。从欧洲回到香港的王韬有意改变此一现状，于1873年毅然集资盘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创办了中国境内华人所有的第一份华文日报《循环日报》，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先河。王韬在《

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第四章 天南求索》

在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冒险活动没给王韬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人生奇迹，却把他推上了更为困顿不堪的命运之途。从1862年到1884年，他以“圣朝之弃物、盛世之罪人”的身份，在香港和欧洲度过了23年的流亡生活。此一时间正当王韬34岁至56岁的人生最宝贵年华，其间背井离乡的愁闷、渴望报效的焦虑、不被理解的哀痛几乎让王韬“不复有生人之乐”。他自号“天南遯叟”，有意从此遁迹化外。但具有吊诡意义的是：当命运

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第十章 探索“养才之道”》

中国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因为以富强为目的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具有相应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的现代人的参与，而现代人则完全是教育的产物。王韬从19世纪70年代起逐渐发现他所倡导的富强运动遇到了人的问题，因而把他的注意力投注到“养才之道”的思考上。他参酌古今，比照东西，“盱衡时事”，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独具慧眼的见解，这些见解或直接被呈送给清朝方面大员，或公开发表于报刊之上，从而为中国近代教育改

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第三章 “多角之恋”》

就像李白《行路难》描写的那样：“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上海时期的王韬面临着对未来生活道路的艰难选择。他此时的处境就如同他站在一个四周布满门洞的迷宫中央。他看不清门洞后面的东西，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通向幸运还是灾难。他心里十分明白的只是：照着前辈秀才们的老道走，无论如何也走不出一个光明的天地，而放胆闯开“旁门左道”，幸许能得到实现夙愿的机会。王韬“走着瞧

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第七章 讴歌工商》

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王韬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一方面，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把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呼唤传遍中国知识界;另一方面，他站在更高的基点上，以工商阶级代言人的姿态，对封建势力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无情嘲讽与批驳，对刚刚出现的工商经济因素给予大胆热情的讴歌。他在正反两方面的言论开拓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片不曾有过的新天地，宣告了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诞生。

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第六章 冲击封建政治的勇士》

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王韬一生中最不安定的动荡之年，也是他的政治思想从传统向近代急速演进的转折之期。由于流亡生活所带来的与封建政权及其文化的彻底脱钩和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日益接近，王韬的政治思想已经不再局限于对所处社会现实的泛泛不满，而是进展到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全面批判和否定。这一时期他的政治言论所体现出来的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勇气与理性、对世界大势的清醒认识、对改革开放的由衷认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

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第九章 文艺作品及其思想内涵》

进入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王韬因成功主办《循环日报》而声名大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也相对稳定，因而有条件潜心于著书立说。1876年他索性雇请广东番禺秀才洪士伟处理报社日常编务，自己则一心从事写作和编印自己著作的工作。不久，《弢园尺牍》《瓮牖余谈》《瀛壖杂志》《遁窟谰言》《蘅华馆诗录》等王氏专著，纷纷刊印行世。这些著作加上后来定居沪上所整理和创作的《弢园文录外编》《淞滨琐话》《淞隐漫录》等，构成了

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第二章 闯荡上海》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由于中国在战争中被“夷狄”完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大一统局面风光不再。西方国家凭借坚船利炮和经济实力侵入中国，硬是在中国东南沿海楔进了几块资本主义的“飞地”。上海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块。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飞地”对中国而言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内容和新型催化剂，刺激并助长了中国通商口岸工商业的繁荣;另一方面

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第八章 揣摩洋务数十年》

王韬是近代中国第一批摆脱封建文化羁绊而直接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的佼佼者。自19世纪60年代起，他就不断地呼吁清朝当局在外交领域进行一次全面的革新，以突破中国外交在新形势下面临的困局。直到90年代在沪去世前，他始终保持对中国外交改革的关注。他的外交言论是他变法维新思想的重要部分。王韬一生并未做过外交官，但他一直以“熟谙外交”“揣摩洋务二十年”自居。他曾多次发表文章和上书当局阐述自己

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笔记类著作》

王韬最主要的笔记类著作有两部，一为《瀛壖杂志》，一为《瓮牖余谈》。两者均为王韬从19世纪50至70年代断断续续写成的笔记之汇编。王韬曾自述说：“偶有见闻，随笔记缀，岁月既积，篇帙遂多。”① 《瀛壖杂志》分为六卷，于1875年在广州正式出版，是王韬在上海生活时期写成的。全书内容广泛，旧事新闻都广为记载，“凡山川之秀丽，文物之荟萃，寓公之往来，风俗之好尚，一一详记，了如指掌”。②上海开埠初期

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循环日报》的早期新闻实践》

王韬主持《循环日报》的十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日本图谋侵占台湾、吞并琉球、染指朝鲜，俄国觊觎伊犁和东北，英、法、荷、葡等国窜据南洋和东南亚等等事件连环发生。作为华人的第一张日报，《循环日报》处在内外交集的风口浪尖之上，其一言一语左右着舆论的向背，影响着历史的走向。 王韬在《循环日报》创办之初就曾表示：“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

2022-12-13

王韬生平事迹《《循环日报》的创办及其特点》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传教士及商人在中国沿海口岸创办了一些报刊，其中大多为西文报纸，以西方在华人士为主要读者，如Canton Register(《广州纪事报》)、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The China Mail(《德臣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 (《孖剌报》)等。 稍后，沿海口岸也出现了一些中文报刊，如《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六合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