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16
我们研究社会科学必然面临这样两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对待他人学术成果与不同学术观点，如何对待自己的学术观点。对此，邓子基的一贯态度可概括为“在继承中发展”。首先，邓子基善于吸收他人的成果，同时加以发展，表现出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所具有的谦逊学术品格。正如他在《为“国家分配论”答疑》①一文中所说，“我是个‘国家分配论’者，各学派论点给我很大启发”，“国家分配论”是在“肯定和评议了‘货币关系论’的基础上建立
2022-12-16
1937年8月，邓子基揣着12块大洋坐上了去南平的船。小小少年，第一次走出大山，满眼尽是新奇。他欣喜地站在甲板上，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船行驶到沙溪河大洲至琅口一带河段，就是古人说的“沙阳八景”中的“十里平流”了，沙溪河上游大都滩多流急，蜿蜒曲折，至此则河面开阔、水流平缓，泛舟江中，眼见两岸青山叠翠、楼宇临江、沉影如黛、摇曳多姿。真可谓“平溪绿净见游鱼，十里无声若画图”。到东溪与沙溪会合处，又是一
2022-12-16
新中国成立不久，地处东南沿海的厦门大学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王亚南校长领衔的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要开始招收研究生了。1950年7月，年轻的邓子基慕名而来，通过研究生招生考试，以福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生班的第一届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资本论》翻译者之一——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教授，这是影响邓子基一生的第二位王老师。9月，经历了漫漫长夜中的奋斗与期
2022-12-16
山东大学财政系主任李齐云与邓子基第一次见面是在1984年，恰逢山东大学正在筹办财政学专业，李齐云一行前往厦门大学取经。“那时邓子基教授刚过60岁，正焕发学术春天。邓子基教授热情将大家请入敬贤楼家中，张馨老师、邱华炳老师也参与了，进行学术交流与座谈。邓子基教授详细介绍了财政学科的发展情况、中国财政发展史。邓子基教授很健谈，对山东大学创办财政学专业给予厚望，在学科发展方面也提出了很多指导性的建议。那时
2022-12-16
在潜心科学理论研究的同时，邓子基还致力于厦门大学财政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72年，他成为复办厦门大学财金专业的负责人。1982年，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为创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及财政金融专业升格为财政金融系做了大量工作，并支持、协助建立厦门大学MB A中心和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现仍任学院顾问，关心与支持学院工作。作为厦门大学原财金系总学术带头人，为了财金系的发展壮大，邓子基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从科研
2022-12-16
1949年后，财政学术界研究的问题集中于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的构建。关于财政本质是关系到能否对“什么是财政”做出回答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是财政学理论的基石。它决定着财政职能、要素、运行机制、原则、规律和政策、体制等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财政学者对“财政本质”的认识基于苏联学者的“货币关系论”。这一观点已涉及“财政本质”，对比西方财政学者仅就财政资金现象论财政而回避、忌讳甚至抹杀、否定“财政本质
2022-12-16
身教重于言传，“一生勤奋、勤奋一生”是邓子基教授的另一项“传家宝”。邓子基的儿媳、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蓓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邓子基年轻时只学过俄语，改革开放后，他认为很有必要和西方的学者进行交流，并把中国的财政理论介绍到国外，于是在50多岁时开始学习英语。1988年，加拿大A S A C管理协会年会接受了邓子基的学术论文，邀请他去加拿大进行学术交流，英语很好的赵蓓陪老人同行。一路上邓子基都在
2022-12-16
著述等身、桃李满园，邓子基年过九旬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旺盛的工作精力，他笑称自己掌握了治学、为人、保健这三把钥匙。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在著作《什么是教育》中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09年，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金融系举行建系80周年庆典时，何立峰曾发表《难忘邓子基老师》一文，其中提到，“在邓老师身上，我们的确有
2022-12-16
邓子基说：“国家分配论要前进，不能保守。西方要批判，内部有争论。”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分配论”作为财政理论，在争鸣中不断淬火重生，在发展中巩固，在巩固中发展。实践一再证明，财政与国家是有本质联系的，有国家的地方就有财政。但是在不同时期制定具体制度和政策时，要以当时经济发展和客观规律为依据，这样的政策才能永葆青春。这几次大讨论过后，邓子基代表的观点还是主流学派观点。现在，邓子基研究的财政理论体系
2022-12-16
沈敬繁是与邓子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起共事的老同事。1951年，根据当时国家政治形势需要，为加强高校党政建设，沈敬繁来到厦大开展工作。沈敬繁曾经任职于厦门大学人事处、校史档案室，曾为财金系党支部书记。据沈敬繁回忆，认识邓子基的时候，邓子基已经在教务处当科长，工作上直接的接触少，而在生活上，由于当时邓子基住在国光一、沈老住在国光二，俩人算是生活上的邻居。“当时邓子基教授的爱人王若畏老师还在北京。
2022-12-16
邓子基的女婿房宝厦最初是厦门国税局的秘书。房宝厦文笔很好，很能写学术文章。邓子基当时作为财税领域的专家，经常会参加各种财税理论与政策的研讨会议，机缘巧合也认识了房宝厦，觉得这个小伙子很不错。那时候邓力文已经是学院年轻的税收专业讲师，跟着参加学术会议，也就认识了房宝厦，还与房宝厦联名发表过学术论文。邓力文1988年结婚，1989年孩子刚满月，房宝厦就出国留学了。他辞职去了加拿大，学习中央银行利率控制
2022-12-16
尽管被游街、贴大字报、住牛棚，但私底下邓子基还是最受保护的对象之一。当时虽时有教授自杀的消息传出，但邓子基几乎没有遭受过暴力，还受到了一些暗中保护。这可能是因为邓子基自己也出身贫苦，做教务长的时候乐于助人，是学生们心中的好人。尤其是对那些穷困的工农兵学员，无论是做教务长还是校长秘书的时候，邓子基都尽可能帮助他们。“父亲在‘文革’期间也住过牛棚，但是没挨过打，这在当时也算一个奇迹了。没挨打是有原因的
2022-12-16
1938年，福建省政府决定将福建省立福州中学内迁沙县，逐步转入战时教育体制，在沙县城关文庙办学，并在洞天岩设分校，作为初中部校舍。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邓子基坚持完成了初中的学业。1940年6月，在全省会考中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当时福建省最好的高级中学福建省立福州中学。那个年代的学生是在八年抗战、国难当头的时期成长起来的。在高小、初中就读时，经常逃难，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福州曾两度沦陷，当亡国奴的福建
2022-12-16
邓子基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倡导的“国家分配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典范。同时，邓子基深入挖掘马克思的财政思想，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分析财政分配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着重研究了分配结构对形成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的作用。邓子基认为，马克思在其批判斗争过程中主要针对资本主义财政现象，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财政的本质，同时也揭示了一般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与分配关
2022-12-16
孩子们的母亲王若畏一直从事高中教育，任地理教研组组长，负责所有高考生教务，还在学校负责组建了地震台，任地震台台长。王若畏从早上进学校就是6堂课，放学后还要负责学生的课外活动等，工作任务重且繁忙。邓力文很小就帮母亲判一摞一摞的试卷。邓力文和邓力平年纪相隔7岁，兄妹感情很好。由于父母工作忙，妹妹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王若畏根本没有时间辅导自己的孩子，邓力平都是靠自学取得优异成绩。此外，哥哥还负责辅
2022-12-16
最初，有下乡经历的人不仅可以算工龄，也有高考优先政策。从1978年开始，就完全由分数定了。1977年恢复高考时，赵蓓没有书籍可以复习，她的姨姨嫁给了一个有华侨背景的家庭，姨夫帮忙带回一本《英语900句》，里面的每一个句子都很具代表性。这本书在国内还没有公开发行，赵蓓背下了这本书，它为赵蓓的英语打下了基础。直到赵蓓大二、大三的时候，厦大才有此书的翻译版卖。赵蓓在山坳坳里学英语还有一点优势，因为大城市
2022-12-16
俗语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1934年的寒冬，11岁的邓子基衣衫褴褛地来到夏茂镇上。在历史上，夏茂是闽西北历史名镇，夏茂人大多属于客家系，喜外出谋生，精于商贾，雄于创业开拓。因此外出经营小吃最早、最多的就是夏茂人，遍及祖国大江南北，远及欧美、非洲。由于出外人数太多，平时夏茂街上较为冷清，只有在腊月里头，各路商贾人马纷纷归乡，镇上才显得热闹非凡。“有钱没钱琅口过年”，旧时的沙县县城在琅口对岸，那时琅口
2022-12-16
王亚南当时是厦门大学校长、身兼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生导师等多个职务，繁重的行政和教学事务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但他仍坚持学术研究。当时，王亚南每天4点起床，开始读书、写文章，这样到早饭前，就能保证有3小时的学习时间。对王亚南来说，读书是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到60多岁，他还像初读外语的入门者一样经常高声朗诵外语，不但在家里朗读，就是出差在外，在火车上、在招待所里，一有空就捧起书读
2022-12-16
邓子基一生坚持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矢志不渝地倡导并系统论证了“国家分配论”，为确立这一学说的主流学派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邓子基作为我国“国家分配论”的代表性理论研究者，对财政本质作出了全面、精辟的论述，并且对深化财政改革，坚持财政平衡，振兴国家财政等方面的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与此同时，他还对通货膨胀、公共支出和财政投融资、财政与宏观调控、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套运用等都有独到的见解。这些对我国的
2022-12-16
邓力文刚毕业在台湾研究所工作时，台研所刚组建，每天都有很多电话，她回家后就向父亲抱怨。父亲告诉她：“小事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涵养，养成尊重人的习惯。你要替别人着想，不要让别人在电话那头听到一个粗粗的声音。要知道在电话中的声音会传达你的情绪，你要让对方有一种好的感受。我自己接电话就很积极，生怕别人在电话那端等久了。”邓子基90岁生日，也是他从教65周年，学校为他组织了庆祝活动。沙县老家农村来了一大批乡亲
2022-12-16
邓子基现在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国家重点财政学科总学术带头人。长期以来，邓子基除了教学，还承担着教育行政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兼任厦门大学教务处秘书，不久又兼任校教学改革委员会秘书，协助校长和3个正副教务长工作。之后，在教育科研之外，他先后兼任学务科科长、教务处副处长、经济系副主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副院长及顾问、财政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行政工作。除此之
2022-12-16
1977年冬天，邓力平参加高考，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由于招生沟通上的原因，他原来报考的是厦门大学数学系，但最后被华东理工大学化学系录取，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去入学，参加即将到来的下一轮考试。1978年夏天，他再次参加高考，又转文科，取得总分福建省第2名、厦门市第1名的好成绩，进入厦门大学经济系外贸专业学习。当年负责招生工作的是张兰州老师，外贸专业收考英语和考数学的学生，考数学的一般成绩都在400分以上，
2022-12-16
原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曾从爱生如子、爱校如家、爱国如命三个方面描述邓子基的高尚品格：“爱生如子，邓子基教授对学生既传之以知识、又教之以道德，是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光辉典范;爱校如家，邓子基教授70年来对学校和学院的建设始终保持着饱满热情和全身心的投入，传递着正能量;爱国如命，邓子基教授始终把党的事业、把国家的利益看得和自己生命一样重要，为国家的建设、为财政理论的发展、为人才培养作出了卓越贡献。”
2022-12-16
邓子基的第一届博士生是1985年入学的，有董大胜、巫克飞、葛南翔3位。当时，“比较财政学”是一个新领域，尚缺乏这方面的专著或教材。为了培养学生的学术实践能力，邓子基带着他们编写《比较财政学》一书。当时，董大胜和葛南翔会俄语，巫克飞会英语，邓子基让学俄语的重点研究苏联财政，而学英语的则重点研究英美财政。董大胜回忆说：“作为博士生，能有机会参与前沿书籍的编写，其锻炼作用可想而知，我们分工协作，夜以继日
2022-12-16
由于家庭背景被认定不太好，高中刚毕业的邓力平参加招工也很困难，工人当不上，干部更不可能。1973年，每户人家必须要出一个人下乡，当时邓力平觉得妹妹是女孩子，眼睛也不太好，父亲年纪大，便主动提出自己要下乡，在集美灌口田头大队成为一名知青。邓力平在灌口做义工，参加厦门市“饮水工程”。当时既是响应时代的号召，也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很光荣，尽管辛苦，但他从没有什么抱怨。在灌口下乡两年后，邓力平回来参加招工，
2022-12-16
1950年6月，王亚南被中央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69年逝世。王亚南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首批任命的两所大学的校长之一，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因此当时有“北马南王”之称。王亚南1901年出生于湖北，被公认为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翻译者之一，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崇高威望。“作为学者，王亚南教授的贡献是非凡
2022-12-16
老师对于学生的关爱，对邓子基和老伴王若畏来说已是一种习惯，而不经意间却让学子们一生铭记。2007年6月23日，厦门大学举行关于邓子基从教60周年的庆祝会，坐在嘉宾席上讲话的董大胜几次向邓子基鞠躬，他是邓子基30年前培养的博士生。至今，董大胜仍珍藏着邓子基30年前写给他的亲笔信，“那是1984年，我想报考邓教授的博士生，就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是否可以报考他的博士生，没想到，邓教授亲自给我回信，
2022-12-16
抗日战争时期，东南沿海学生北迁，东北沦陷区学生南下，高峰时期，另一所私立教会中学剑津中学学生多达600余人。任教的中外籍教师素质较高，经费亦足，教学质量颇高。日军侵占福州时，南平中学学生再度剧增，高中部不断扩大，在樟湖、峡阳等乡镇设分校，另增简易师范班。抗日战争后期，日机时常轰炸南平城，1939年5月8日上午，4架日机首次空袭南平市区，在中华路投弹10枚，死伤多人。日机先后8次轰炸南平城区，炸毁房
2022-12-16
1982年，赵蓓本科毕业，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那也是国内第一批“出国潮”。这个留学机会只针对本科毕业生，邓力平那时候已经是在读硕士了。赵蓓刚好是毕业生，有资格参与选拔。留学费用由加拿大国际开发组织提供，所有的考试都由国外安排。赵蓓不擅长国内一些古板的考试，但是在国外的考试中总是成绩很优秀，她的英语也非常好。有一次考政治经济学，题型都是问答题，赵蓓只考了60多分，其他同学有考到90多分的。面对这样
2022-12-16
邓子基和爱人王若畏初识在福州，王守椿老师家里。前文提及，早在邓子基少年时代求学于南平初中和福州高级中学时，王守椿一直指引、支持着少年邓子基的求学之路，在生活、学习上予以无微不至的关心。而后邓子基入大学，王守椿决定将自己的侄女王若畏介绍给他，希望若畏向子基学习。那时的王若畏女士还是个中学生。后来，他们互帮互学，在学习、生活中迸发出了炽热的爱情火花，最终成就一生美满的姻缘。王若畏的家庭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2022-12-16
开篇先说说邓子基先生的家乡沙县，传说沙溪城关河段旧有一无角龙，王逸注《离骚》：“有角曰龙，无角曰虬。”故此河段又称虬江、虬溪，沙县城关亦称虬城。沙县县治在沙溪之北，古人曰“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故沙县别称沙阳。沙县素有“闽中明珠”之称，历史悠久。伴随着五胡乱华、永嘉之难，中原黄河流域河洛地区华夏汉民族不断南迁。据史料记载，1600多年前，东晋义熙年间沙县初设，辖地南尽黄田岭(今龙岩市界)，
2022-12-16
在外求学后，邓子基很少有机会回家。邓子基回家乡时一般会祭祖、看望亲人、去学校看望学生。那里似乎还有他童年的气息，不管曾经给他带来多少欢笑与忧伤，幸福与苦难，总是令他那么深情地牵挂和思念，向往和追忆。邓子基每次回乡一定会看望邓氏的老人们，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他们。他也会看望他的嫂嫂，回报她，并且帮助和资助嫂嫂的孙子。每次回老家，他都会虔诚地祭拜父母，即使自身已经八九十岁高龄，依旧是三跪九叩，十分虔诚、孝
2022-12-16
邓子基不仅是厦门大学财政系的奠基者和拓荒者，同时也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主要创办人和推动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对社会对于经济专门人才需求日益专业化的趋势，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邓子基与同事们以长远的发展眼光发现了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之路——创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他通过对系内各专业摸底、调研，形成了切实可行的学院建设蓝图，成功邀请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黄天翔到厦门大学经济系考察，并提交了大量的申报
2022-12-16
1936年，南平中学设有国文、军训、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童子军、图画、体育、劳作等课程。学校规定，首先要考进全校前3名才可以拿到6块银圆的奖学金;此外，扫厕所、搞卫生等工作也有清寒奖学金。邓子基当时考进了南平初中，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下定决心，要用百倍于同学的努力和勤奋去学习。要拿到奖学金，除了要求成绩优异，还必须勤工俭学，为学校做清洁卫生服务。课余时间里，倒痰盂、扫地
2022-12-16
邓子基夫妇不爱干涉子女的事情，但是子女作重大决定时都会和他们商量。邓力文曾经担心：全家人都是读书做学问，自己去下海经商会不会不好?邓子基没有觉得她经商不好，唯一的要求就是要遵纪守法。因为邓子基说：“我自己就很守规矩，不是自己的不能强求。”邓力文从不打着父亲的幌子做生意。“孩子有信念，有志气。一路走来，他们都有一种信念支撑着，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目标和信心，更要有一种责任感，要做就把事情做好。即使碰上困
2022-12-16
年轻的邓子基怀揣一腔热血回到福建省的省会福州，他看不惯国民党政府的集权统治，也看不惯官场的黑暗、尔虞我诈，更看不惯国民党政府不顾通货膨胀，不管百姓死活。一幕幕活生生的现实让他觉得自己该醒醒了，他感觉到自己在国家民族前途抉择的关头，再不能有任何的犹豫与彷徨。1949年6月，邓子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投入了民族“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的
2022-12-16
大山外面社会动荡、革命浪潮迭起，大山里面却又是另一个世界。邓氏先民自河南中原迁徙至此，属于客家人。祖祖辈辈劳作在这沙溪两岸，密林深处，溪谷之中，风光绝佳。清流横贯谷中，清澈见底，潺成韵，自山峦涧下，环绕着邓氏家族世代聚居的廷秀坪，家家户户的茅屋鳞次栉比。廷秀坪住着儒元村的所有邓家人，应有几十户人家。这是一个大家族，一家挨着一家。村民大多务农，贫穷是儒元村人共同的标志。那个年代，山清水秀的儒元村恍如
2022-12-16
邓子基是一个苦孩子，9岁失去母亲，11岁父亲辞世，留下他一人无依无靠，幼年便成了孤儿。嫂嫂照顾过他一段时间。嫂嫂是农村妇女，主要的收入来自田地，年幼的子基也需要劳作。他很勤劳，小小年纪便经常上山砍柴。邓家的房子很破，都是用土泥巴和竹篾打成的墙，很不结实，最怕刮风下雨。由于哥哥去世也早，嫂嫂带着一个孩子，还要照料这一家，很不容易。那时嫂嫂也很年轻，宗亲们同意招赘一位张姓先生，不久嫂嫂随张莲达离开了邓
2022-12-16
邓子基常说“人生有限，事业无限”，培养更多优秀的学生就是他毕生的事业。为了鼓励优秀青年学生，扶持家庭困难学生，邓子基发起创办了面向厦门大学财政系的“邓子基奖教奖学金”，并在2007年发起面向全省的“福建省邓子基教育基金会”①，积极筹集资金鼓励和资助勤于治学的师生。邓子基在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说：“我创办基金会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优良传统，开展资助教育和财经事业的活动，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激励学
2022-12-16
在夯实基础的同时，王亚南要求邓子基明确自己的专业方向。他曾对邓子基说：“子基啊，你好像以前做过税务工作，你就搞财政学吧。”“可以说，学财政是王亚南老师帮我定的，打那以后，沿着王亚南老师确立的这条治学之路，我就心无旁骛、矢志不渝地一直走到今天。”邓子基一直感念恩师的教导。王亚南高风亮节，一生“行为人师，学为世范”，对邓子基的科研和从教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就是在那时，邓子基定下了自己的理想：将来也要像
2022-12-16
邓力平、邓力文都未出过国，赵蓓是邓家刚过门的儿媳，新婚4个月后就一个人去国外，这并不是件容易抉择的事情。赵蓓自身对出国也比较胆怯，一个女孩子那么多年一直在外漂泊，好不容易结婚稳定了，结束了学习奋斗的生活，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现在却要一个人去完全陌生的加拿大深造，这对她而言也是巨大考验。在大家犹豫不决，不知做何决定的时候，王若畏对儿媳出国的支持促成了此事。当时邓力文也支持赵蓓出国，婆婆对她的鼎力支
2022-12-16
在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厦门大学经济系举办了资本论讨论会①，当时任经济学院副院长的邓子基大力支持，罗培松主持会议，约有150人参会，因厦门大学招待所不够，部分参会嘉宾住在新加坡酒店。在财政系重点学科建设过程中，邓子基带领财政系的老师们完成了博士点建设和多次国际研讨会。即使在特殊时期，邓子基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工作，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加在鼓浪屿
2022-12-16
多年来，邓子基在财经科研领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博采众长，独辟蹊径，勇于创新，蜚声海内外，为中国财政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学界誉为“财政学泰斗”“一代大师”;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知识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财经理论研究者和管理人才;他把满腔的热情和心血都倾注在经济学院的创办、建设和发展中，为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2022-12-16
1947年初，正是寒假期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派这批即将毕业的学生去台湾实习3个月，那个春节，青年邓子基是在台湾度过的。学生们从南京出发到上海，再坐船三十几个小时到达基隆。基隆港初建于清光绪年间，位于台湾岛北端，是我国东南重要的海上门户，天然良港。由于当时台湾是主要物资吞吐港及海军基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首当其冲，成为美军轰炸的首要目标。港埠设施及港内停泊船只皆毁损严重，港区几成废墟。1945
2022-12-16
邓子基还注重西方财政理论的引进、借鉴与研究，曾先后主编、翻译、撰写(含合作)了《现代西方财政学》《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美国加拿大税制改革比较研究》《西欧国家税制改革比较研究》《比较财政学》《国际税收导论》等有关西方财政理论的著作，填补了国内财政学科若干“空白”，为国内学习、借鉴西方财政理论，促进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他曾应邀到法国、加拿大、英国、肯尼亚、美国、日本、新加坡及我国香港等国家
2022-12-16
20世纪80-90年代的厦门大学财金系在邓子基等的开拓性发展思路指导下，各方面欣欣向荣、与时俱进，邓子基带领老师们在学术理论方面不断发展创新，而在教学工作上则与社会需求、社会实践紧密结合。邓子基自己钻研学术的同时不忘服务社会。当时电视传播大学(现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经常邀请邓子基为学生上课讲学，并且将课程录像传到全国各地的电视大学播放，以供所有电大的学生学习，所以邓子基当时常笑称自己的学生数以千万。
2022-12-16
许廷星教授是财政学界的前辈。1957年，许廷星教授首先提出“国家分配论”的基本观点时，邓子基作为从厦门大学《资本论》研究生班毕业的学生，刚在厦门大学任教几年，还是一个年轻教师。邓子基作为后学，对许教授十分崇敬，彼此感情甚笃。许教授首倡“财政是分配关系”，使邓子基很受启发，也影响着邓子基后来的学术人生。年轻的邓子基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财政思想，结合当时国内的经济政治实况，潜心研究财政的本质等
2022-12-16
邓子基在奖励后学、扶持后学方面也尽可能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作为基金会理事长，邓子基为基金会的发展壮大倾注了满腔心血，他亲自进企业宣传推广基金会宗旨，呼吁企业家为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奉献爱心;他亲临奖助活动现场，勉励获奖师生继续努力为中国的发展而奋斗。邓子基曾说：“从2007年6月设立福建省邓子基教育基金会以来，‘奖优助困’始终是基金会的宗旨。关于奖优，开始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2011年基金会修改了章
2022-12-16
半个多世纪以来，邓子基作为坚定的“国家分配论者”，全面、系统、完整地提出并论证了“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19世纪50年代末，我国老一辈财政理论工作者在否定在苏联占支配地位的“货币关系论”的同时，提出了“国家分配论”的观点。但全面、系统、完整地提出并论证“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一命题，则是邓子基等财政理论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完成的。早在1962年，邓子基就明确提出财政
2022-12-16
孩子们从小就很懂事，邓力文有时候会有些小淘气，这与她从小受宠有关。从小到大，邓子基都未打骂过女儿。有一次邓力文考试没有考好，怕父亲知道成绩后生气，就骗家长说没有考试。邓子基很快便知晓了，因为每次考试都是一个单元接一个单元地考，下一次考试的时候很容易就发现。邓子基只是笑笑，没有批评女儿，他总是点到为止，维护孩子的自尊。这次之后，邓力文再也不敢同父亲说谎了。一次邓力文顶撞母亲，甚至把王若畏气哭了，邓子
2022-12-16
20世纪90年代，厦门大学财金系在邓子基的支持下办过两个实体——南强信用社和厦门大学资产评估事务所。厦门大学资产评估事务所1991年筹办，1992年3月成立，邱华炳任所长。1993年厦门大学资产评估事务所申请证券业务资格，当时邓子基的学生王开国博士已经在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邓子基、张亦春和邱华炳三人去北京申请证券业务资格，那时邓子基的“一体两翼”理论科学地解释了国有资产管理和财政之间的关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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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邓子基胆囊炎发作，当时邓力平在国外任教，邓力文在国外公司上班，但孩子们都是第一时间赶回来看父亲。这几年，邓子基夫妇的岁数大了，女儿在国外惦记国内的父母，在国内想念国外家里的孩子，两头牵挂，十分不易。邓力文每年回国两次，随着邓子基夫妇日见年迈，近年在国内待的时间比较长。她每次离别时都很难受，但不会在父母面前掉眼泪，为了让父母轻松，她总是说“走啦走啦，抱一抱”，“好好的，很快就回来啦”，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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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尽管当时孩子们不须做农活，但是一切在校学习活动也都停止了。相比现在孩子的受教育年限，当时孩子读书的时间都比较短，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这种教育年限使得幼小的孩子15岁就上了大学。在子女教育上，邓子基以身作则，是一个优秀的表率。他是一位慈父，非常开明，尊重后辈的意见，不会包办强求。例如他做财政，并不会要求孩子们研习财政，尽量顺其自然。他在为人处世上对孩子的关心教导较多。“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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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文从福州被接回厦门家里不久，外婆就因肝癌去世，她更觉孤单。邓子基一家住在国光楼，夫妻俩仍然忙碌。直到王若畏退休，孩子们才吃到妈妈做的饭。邓力文很小就会做家务，曾经站在凳子上做饭炒菜，自己开辟菜地种空心菜，在家里养鸡、养兔子等，总之很勤快、懂事。起初，邓力文会担心自己在家里表现不好，害怕父母再把自己送走。随着时间的流逝，邓力文长大一些了，更懂事了，感受到父母无声的爱，慢慢化解了她的担忧，也就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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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老师们的生活也很节俭，当时老师们的宿舍平均只有13-15平方米。有些老师从北京过来，有家属跟随的睡的是双层床铺。老师们把煤气灶放在走廊，书籍或书架沿墙角堆。学校水源紧张，芙蓉湖附近有一口水井，需要很早起床提水洗漱。自来水定时供应，大家日常生活需要的水主要来自厦门大学的水库，水库两三年清理一次库底。邓子基一家住在厦门大学国光楼，除了藤椅是自家买的，其他家具都是租用学校的。当时他们租了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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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要比现在更为亲近。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电话和电脑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学院老师们尽管开始使用电脑，但是主要还是用于文档处理。那时候电脑上的资讯很少，每天大家对着电脑的时间也很短，经常跑图书馆，交流也多，不像现在大家对着电脑就是一整天。科技使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变得简单，但是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子基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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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孩子们从来不敢晚归，因为邓子基会在家惦记。无论谁出差，他都会很惦记，要确切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达。如果按预定时间还没有接到他们平安到达的电话，他就会担心，一直问，直到确认平安。为尽量让老人少担心，孩子们往往会告诉他一个较晚的时间，以免有晚点等情况时老人过多担心。这些善意的谎言也体现了家人对邓子基的爱护。女儿偶尔回家会晚一点，她开门回家后，邓子基才回房间睡觉。“他会在家等着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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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说说福建铁路建设的历史。1910年左右，福建省内有了首条铁路，为漳(州)厦(门)铁路，全长28公里，时速10多公里，无固定开车时间，以货运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为闽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向大会提出修建福建铁路的提案并获得通过。后因朝鲜战争爆发未能实施，但获得了毛泽东主席的批示：“此事目前虽一时不能兼顾，但福建筑路的正确意见，当为彻底支持。”1951年国庆期间，时任福建省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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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考察，邓子基明确提出“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的命题。在此命题下，提出了“财政要素论”“财政职能论”“财政平衡论”“财政政策论”“财政体制论”等。邓子基为坚持、发展与丰富“国家分配论”，建立新“国家分配论”即“国家财政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工作。现在的新“国家分配论”距离1957年许廷星教授首倡的“国家分配论”已有60多年了。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新“国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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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学生，邓子基就难掩兴奋，他说：“教书育人是投入，出人才出成果是产出。看见学生们成长成才，我的产出大大地大于投入。”邓子基笑称自己培养的108名博士生是他的“一百单八将”。这些学生，无论从政、从教或是从商，大多成为本领域本行业的栋梁与骨干，这离不开邓子基长期的教诲和影响。邓子基与长孙邓小达在凌峰楼家中留影20世纪90年代，邓子基教授的子女邓力平和邓力文都在加拿大的时候，家里就剩下邓子基及其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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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29岁的邓子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出于爱才之心，王亚南对邓子基亲切地说：“你留在我身边工作吧。”从此，邓子基在厦门大学的讲台上一站就是70年，而且也从未想过离开心目中这个神圣的工作岗位。出于让弟子经受锻炼的考虑，王亚南要求邓子基“双肩挑”：既搞教学科研，又承担行政管理工作。为此，邓子基先后担任了教务处秘书、全校教学改革委员会秘书等。之后，还担任了教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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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十年浩劫”后，对过去的那些灰色记忆，很多人都不愿多回顾，大家也都不愿意多谈那些过去。“文革”期间，本以为偏安一隅的厦门大学可躲过一劫，谁料却也成了“重镇”，很多德高望重、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学者未能逃过此劫，这也使得厦大“元气大伤”。王亚南校长，邓子基的研究生导师，也被“押上”审判台。目睹这个戴着眼镜、有点秃顶的老人，马克思伟大著作《资本论》的翻译者，变成被专政、被打击的“主角”，年轻的邓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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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中央政治学校”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定名为“国立政治大学”，校长改为专任制，依旧由蒋中正担任永久名誉校长，实际校务则全由教育长负责。1947年7月，邓子基以全科优异的成绩毕业。他当时怀着满腔热血，希望毕业后能好好发挥自己的才学报效多难的祖国，但现实却很残酷，对刚踏入社会的青年邓子基打击很大。学校将毕业学生的名单发到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由于没有显赫家世和社会背景，所以邓子基虽然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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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基27岁入学(厦门大学)时留影成为王亚南的首批弟子是邓子基人生中的又一次转折。王亚南教会邓子基的是，“中国人应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学”。正是这一点，启发了邓子基独立思考，在学术探索中不断成长，最终成为“国家分配论”这一财政学主流学派的主要倡行者之一。那时的王亚南不仅是校长，还身兼研究所所长、导师多重职务。年轻的邓子基在王亚南的悉心教导下，经济学功底日渐深厚，为日后在财政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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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学术问题不会出现在邓子基的家庭话题中。但家庭环境和学习氛围熏陶着孩子们，在家里放眼看过去，全是财税书籍，无聊没得看了，孩子们也只能看这个。邓力文留校之前需要模拟上课，就是给全班同学试讲课程。邓子基让邓力文先自己写文章，写好之后再讲，既锻炼写，又锻炼讲。那时候邓力文很紧张，邓子基教了她两个小技巧，帮助她克服心理的畏惧，“要么你把视线放上一点，把视觉放空，谁都不看;或者你把某一个想象成石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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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王亚南在那时就看出了陈景润将来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并不实事求是，应该说他是把陈景润当成可用之才加以爱惜的。在徐迟的那篇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中，王亚南被誉为“懂得人的价值的人”。除了陈景润，王亚南还挖掘和引进了很多人才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服务。当时厦门大学海洋系缺少海洋气象专业的老师，王亚南坚持聘用台湾气象台原台长到学校讲学，他曾说：“又不是办党校，只要他肯把聪明才智献给人民，我们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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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基对年轻人成长的帮助不仅体现在学术上，很多潜移默化的人格影响是只有用心才能感受到的。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方上浦是邓子基的学生，他曾这样形容眼里的邓子基：“用真情传播智慧的火种，用挚爱筑垒起财政学科的理论构架。桃李芬芳，硕果满枝。”诚如此言，邓子基犹如最辛勤的园丁，用满腔深情来灌溉每一株幼苗，将为学的知识与做人的道理一一传授。从事了一辈子财政学教学与科研，邓子基算了笔“经济账”：近70年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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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畏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王若畏的母亲就一直跟着邓子基一家生活，由女儿和女婿供养，直至去世。之前，这一家4口加上外婆，一起住在厦门大学国光楼。王若畏有个哥哥叫王益锐，从小饱读诗书，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上海当干部。他的妻子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农村妇女，留在福州带3个孩子。王益锐性格很好，文化程度高，笔挺清瘦的身材，很斯文的书生模样。同是读书人，邓子基一直很尊敬他，生活上也尽可能对老人、对哥哥的孩子们多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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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邓子基成为“名人”后，为了减少打扰，保证休息时间，夫人王若畏退休后承担起家里接访的“重任”，在接待来访者时，夫人总是待在一旁，提醒他注意休息，别累着……王若畏退休后全身心照顾、扶持邓子基，每次手术，她都陪同在旁。邓子基有时候出去开会，王若畏要是不在的话，他都会感到失落。邓子基每天的饮食、穿衣，甚至可以说是衣食住行，夫人都要把关。例如，王若畏会安排好当天的菜色，交代什么菜该怎样煮。她有时候连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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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直对大家说好人不动手术。有一次，父亲犯了肠套叠，全身打了麻药，医生准备动手术，结果却发现肠套叠不见了，于是也就没做。父亲就更加笃信好人不动手术。因此，他的胆囊炎拖了很久，直到1996年才不得不手术。”儿媳赵蓓这么说。2004年的一天，像往常一样站在讲台上为学生授课的邓子基突然昏倒，及至在医院里苏醒过来，他心里首先惦记的还是没来得及给学生们讲完的课程。邓子基的眼睛一直不太好，2006年做了白
2022-12-16
邓子基自称是财政教学科研战线的“老兵”，多年来矢志不渝，构建并发展新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国家分配论”把分配置于马克思再生产原理四个环节的中介地位，把财政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中，突破了过去那种收、支、平、管的旧体系，形成了一个财政与经济交织，分配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制约，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的新的财政学理论体系。早在1962年，邓子基就提出，财政学的对象、范围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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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构筑并完善财政管理思想与理论的大厦，邓子基作为财政管理理论的“倡行者”，不仅研究财政基础理论，而且对财政管理及改革实际问题也有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他的“平衡财政”观尤为突出。财政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财政理论研究，二是财政政策研究。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摆上重要位置。对此，邓子基认为，要搞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就必须具备和运用各种宏观调
2022-12-16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1982年成立，1984年成立各系党支部，后取消系党支部，1999年成立经院党总支，2004年变经院党总支为经院党委，成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起到定位和监督的作用，保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各项功能的实现。经院学科建设不断创佳绩，与党委工作受到邓子基一辈的关心、帮助与支持是分不开的。2000年前后，学院处于更新换代的关键阶段，想请老一辈，特别是王亚南校长的弟子、知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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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基是一个十分勤奋、面对任何困难都能坚持的人。他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学术、坚持科研、坚持保健。邓子基心态乐观，即使经历大病，恢复得也很快。他常说：“官大官小，没完没了;钱多钱少，一样烦恼;千好万好，健康最好。”邓子基1996年和2000年分别做过两次胆结石手术，两次大病前子女都不在身边，还照顾一个小孙子，但即使在病床上，他仍然没有间断教学。1996年，邓子基因胆囊炎第一次在福州动手术，术后没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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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是赵蓓本科阶段的最后一年，她面临毕业分配。当时工作分配中最吃香的就是进外贸局，在那个物质短缺，任何商品都需凭票购买的年代，外贸局员工能为家里带来很多实在的好处，比如夏天分个草席，冬天分个棉被，这个单位也就成为外贸专业学生的首选。那时厦门大学要求留校的同学成绩必须是前几名，天性活泼的赵蓓不喜欢政经、哲学之类的科目，所以总分不高，留校很难。但当时班上前几名的同学面对外贸局的诱惑，都不愿意留校
2022-12-16
邓子基把学生当作亲子女同样对待。“现在培养的学生，不是当子女，是当孙子、孙女啦。”邓子基微笑着说。他现在90多岁，学生大多20多岁。邓子基爱生如子，不仅仅是口头上关心学生，更是以实际行动来关心、爱护学生。除了指导学生们的学业，邓子基还常常关心他们的毕业分配、找工作、找住房，甚至恋爱、结婚、生子等问题都放在心上。邓子基有一个联络本，学生有了变动就打电话告诉老师，过年过节、结婚生孩子、有困难有进步，都
2022-12-16
邓力文最初跟着外婆跑到乡下时，她的舅舅在上海，姨姨去了香港，表哥们都比她大很多，除了外婆，就没有比较近的亲人和小朋友。前文提到的邓子基的两个恩师之一王守椿老师，是王若畏父亲的堂弟，邓力文一直叫他“叔公”。王守椿那时是小学校长，他的夫人过世很早。他住在福州城里，是一位非常儒雅的老人，同时也非常严厉。两三年后，也就是邓力文该上小学的时候，外婆和邓力文搬去福州城里和王守椿一起住，大家共同住在一个大院。邓
2022-12-16
到了重庆，邓子基面临去哪个学校的选择。国立交通大学开学较早，他到那儿读了6个月的飞机制造专业。入学两三个月后，所带资费殆尽，身上只剩下一件用来御寒的棉衣，吃饭也快成问题。山城重庆的冬天快要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邓子基身上没钱，间或有几个华侨资助过他，后来还是交不起学费。在国立交通大学很难再坚持下去，万般无奈下，邓子基只能从交通大学退学。“但无论如何，这学是要上的，书是要念的。在重庆南岸小温泉的国
2022-12-16
1968年9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人民日报》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此后，党中央、国务院系统各部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10万名干部、工勤人员和3万多名家属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行军事化生活。为了实现对知识分子的锻炼和改造，邓子基和其他厦门大学的教师们一起也去了“五七干校”，只能半个月回家一次。老
2022-12-16
2017年6月25日上午，厦门大学经济楼比平时的周末多了几分人气和热闹，“财政学科建设与发展暨庆祝邓子基资深教授从教70周年座谈会”正在进行，会议简朴而隆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受财政部、中国财政学会委托，向邓子基颁发了首届“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财政理论界的最高奖项。邓子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作为中国财政学界主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半
2022-12-16
抗日战争打到第6个年头，还没有结束，看到当时的中国被日军侵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邓子基怀着一颗爱国心，立志报国。只有学有所成，用知识改变命运，才有报效祖国的资本。他所在的经济系分财政方向，于是他读了财政专业，那时候叫财政组。命运是残酷的，但天无绝人之路。或许可以套用一句老话：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邓子基失去了成为一位航空领域科学家的机遇，但同时获得了一次成为财经专家学者的机会，这一切无不是依靠不懈
2023-02-15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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