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风风雨雨旗不倒

昔日的中央秘书长，“无端”地被“连降三级”。邓小平做过“红都”的首位“父母官”，也做过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1931年3月，邓小平从江西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回到了上海。他按照交通站给他的地址，很快与中央的交通员接上了头，向中央报到。他先由交通员安排在老惠中旅馆住了几天，又由交通员代找了一个亭子间住了进去。

到上海后，邓小平当即通过交通员请求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红七军的工作。在等待向中央汇报的同时，他于4月29日写完了一份《七军工作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邓小平十分详尽地叙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经过和战斗历程，叙述了红七军自广西右江转战的沿途以及在江西崇义开展地方党的工作及土地革命工作的状况。最后，他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认真分析和总结了红七军这一时期工作中的体会和教训。

洋洋1万6千余字的《七军工作报告》，是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工作的认真总结，本应得到中央的重视。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党中央竟然根本没有听取邓小平的工作汇报。邓小平住在上海，只是每月从交通员那里领取一些生活费用，他同中央的联系也就是交通员隔些时候来看他一下。

渐渐地，邓小平了解到，1929年夏季他离开党中央机关赴广西工作后，时至今日，党中央和党的工作都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1930年6月，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不只使红七军受到严重损害，而且使其他地区的党的事业和武装斗争也遭受损失。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得以制止，并改组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但中共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屡遭共产国际的干涉和错误指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米夫把持下，改选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进入政治局的王明实际上把持了中央领导权，向忠发只是不起作用的总书记。

很快，在党内形成了一条比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更加严重、气焰更加嚣张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领导错综复杂之时，邓小平回到上海，其情况可想而知。中央负责同志没有听他一次汇报，没有见他一面。他也不知道，在他4月29日写出《七军工作报告》之前，同样赴上海汇报的红七军原政治部陈豪人和一位名叫阎衡的红七军原人员，早已在3月9日和4月4日分别向中央写出了关于红七军的报告。他们除了详述红七军的经历之外，用许多“左”的观点分析了红七军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在阎衡的报告中，观点尤为激烈，例如指责红七军的阶级性表现得非常模糊，等等。于是，王明的中央一方面对前来汇报工作的邓小平不予理睬，另一方面致函红七军前委（早已被打入“冷宫”的邓小平浑然不知），对红七军的工作横加批评。邓小平后来说，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怎么能这样终日闲着，无所事事呢？于是，受冷落的邓小平通过交通员向中央要求，回红七军工作。中央答复，没有交通联络，未被批准。以后，邓小平又向中央请求，到苏区去工作。大约在这年6月间，终于得到批准。

7月中旬，邓小平从上海上船，经广东赴江西。和他同行的，是一位名叫金维映的女同志。到广东汕头上岸，找到了交通站，即由交通站派一广东同志带路，径直北上，经广东边界大埔顺利进入福建的永定。然后，再向西北经上杭、汀州，最后向西，跨过闽赣边界，到达江西的瑞金。

炎夏的赣南，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进入瑞金境内，邓小平走进村庄，打听当地的党委、苏维埃机关在哪里。当地人一个个沉着脸，摇头不语。他在村里找不到一名苏维埃的干部。越是走近县城，邓小平越发觉得瑞金这个江西中央苏区的后方死气沉沉。

几经周折，邓小平、金维映与中共赣东特委取得了联系。特委书记叫谢唯俊，曾在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中工作过。他热情地接待了邓小平一行。从特委那里，邓小平了解到：6月的一天，瑞金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原主席萧连彬、县总工会原委员长杨舒翘，被粗大的棕绳捆绑着，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在震耳的枪声中，他们倒在血泊中。

当知道他们不是倒在敌人的屠刀下，而是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含冤而去时，邓小平极为痛心。原来，中共瑞金县委现任书记李添富自2月份上任以来，就大肆进行肃反。他对那些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党员干部，尤其是一些有文化的，或者是对他那套“左”的做法表示不同意见的人，通通诬指为“社会民主党”，随意逮捕，严刑逼供，大开杀戒。由于李添富这样乱整乱肃，滥杀无辜，使瑞金广大干部群众处在一片恐慌之中。有许多区、乡、村干部为了保护自己，只要一看到县里来人，就赶紧躲藏起来，这就是邓小平在瑞金乡村找不到一个干部的原因。

瑞金县的情况，赣东特委来到后很快就发现了。谢唯俊指出：如果不对李添富乱整乱肃、滥杀无辜的严重问题立即采取措施，迅速扭转局面的话，不用敌人来打，苏区就会垮掉。邓小平、金维映完全同意赣东特委的意见。在他们到来时，赣东特委正研究工作部署。大家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为工作方便，邓小平起初只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

对这种在风头上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邓小平深知风险很大。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原主席谢景山就因为反对乱捉乱杀“AB团”，结果自己被当作“AB团”杀了头。为了党的事业，邓小平早已把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但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对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

邓小平、金维映等先悄悄下到区、乡去调查了解情况，掌握了李添富大量的犯罪事实，同时也帮助干部群众解除了揭发肃反错误的顾虑。接着，他们回到县城，以赣东特委名义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在揭发出来的大量罪证面前，邓小平代表赣东特委，宣布撤销李添富的党政职务，将其拘捕，在随后召开的公审大会上，予以处决。并宣布，凡是以“社会民主党”罪名被关押在狱的，一律释放。300多名被无辜关押者平了反，全县党员、干部、群众人心大快，他们竖起大拇指夸奖邓小平为民除害。很快，笼罩在瑞金上空的阴云被驱散了。

拨乱反正完成后，邓小平正式就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金维映到邻近的于都县任县委书记。面对劫后百废待兴的局面，邓小平成竹在胸。他首先抓了县、区、乡三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的整顿和重建。他为受冤屈的党员、干部平反，召开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由于错误的肃反运动，许多干部被杀害，干部十分缺乏，邓小平在县城同善社举办了一期有60多人参加的干部培训班，他亲自动员，亲自授课。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给学员讲授革命道理，说明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工农劳苦大众只有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才能求得自由解放，由穷变富。他教育学员不要因为肃反错杀了人就不敢革命，要鼓起勇气，带领群众积极投身革命。

邓小平挑选了一批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深入各乡村，查处分田中的问题，同时也纠正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瑞金县的局面大为改观。

为了使广大干部、群众能更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也便于县领导机关指导工作，邓小平想起在法国巴黎办《赤光》刊物的经验，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在百忙之中，邓小平经常撰写文章，进一步推动了瑞金的各项工作。

9月28日黄昏时分，一队快马朝瑞金城东北5公里外的叶坪村疾驰而来。骑兵下马向邓小平报告：毛泽东、朱德率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机关即刻就到。很快，毛泽东、朱德、项英、陈毅、王稼祥等与前来迎接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见了面。人群中一片欢腾。

晚上，村东大樟树底下的一幢二层楼房里，灯火悠悠。毛泽东、朱德等人围坐在一起，听取曾山、邓小平等的汇报。邓小平高兴地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瑞金的政治局势已趋稳定，经济建设走上了发展的轨道……”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对眼前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邓小平所从事的大量巩固、发展苏区地方工作的经验高度关注。

11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中央代表团的把持下，“完全同意”了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工作的“批评”。会议指责中央苏区在根据地、红军、土地、政权、工会运动、反帝运动、共产党与共青团、肃清一切反动派的斗争方面犯有“错误和缺点”，指责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毛泽东不去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认为红军还没有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攻击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有很大的错误”，致使“群众没有发动”“反革命组织满布于苏区”。会议最终剥夺了毛泽东等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工作的正确领导。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代表工农大众的全国性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诞生了！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并确定瑞金县城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首都，更名为“瑞京”，瑞金县划为中央直属县。年仅27岁的邓小平挑起了中央直属县县委书记的重任。

当时某些人对邓小平“不悦”。邓小平从当初的中央秘书长、中央赴广西代表和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兼前委书记之类的要职降为“七品芝麻官”，但他自己对此没有“不悦”，相反还很看重这个新职务。日后，他所说的“三落三起”就不包括这一次。在一定意义上讲，邓小平可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红都”的建都人。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前，邓小平远远地看到了曾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李明瑞，当时十分高兴和激动。但是，鉴于当时“左”的气氛，为了不影响李明瑞，邓小平没有贸然上前与李明瑞打招呼。他们二人只是远远地相望了一下。谁会想到，这是邓小平与李明瑞所见的最后一面，这一别竟成永诀。不久，李明瑞被打成“改组派”首要分子，含冤死于于都县朱田村。

随着中央各机关都来到首都瑞金，邓小平这位赤都首任地方“长官”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住的吃的用的等都要增加，这给原本就很薄弱的瑞金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眼下必须将瑞金的生产建设进一步搞上去。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一结束，邓小平就把县委、县苏维埃干部召集起来开会，郑重地和大家商量道：“我们要发动广大的劳苦群众，特别是党团员，积极带头行动起来，出谋划策，多想办法，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既要保证中央机关的生活需要，又要保障红军的供给，也不能让人民群众挨冻受饿。要以实际行动来保卫红色政权，保卫胜利果实……”于是，全县掀起了发展经济的高潮。

兴修石水、武阳水库的工程破土动工了，壬田、桃阳、安治等区的水坝渠道修整也开始了，纸槽厂、纸烟厂、被服厂、硝盐厂相继开办，犁牛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建立起来了，劳动互助队、妇女耕田队、积肥突击队等在劳动竞赛中干得热火朝天……耳闻响个不停的机器声，目睹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瑞金人民笑得甜了，邓小平的双眉也舒展了。

1932年夏，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找邓小平谈话。一方面他们是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同学，互相比较了解，另一方面是依据邓小平在瑞金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的才华，李富春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这3个县的工作。

会昌、寻乌、安远都是中央苏区的边缘地区，赤白对立很厉害，红军力量较薄弱，每县只有一个独立营，赤卫军的枪支也很少，再加上“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门，财政经济也很困难。这些情况，对于飞速发展的形势是很不利的。

邓小平从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到会昌后，一切从零开始。走马上任后，他就狠抓地方武装的建设，设立军事部，并挑选了一位有作战经验、敢打敢拼且有牺牲精神的红军副团职指挥员担任军事部长。仅3个月后，这3个县地方武装就发展到1.3万多人。中心县委还在筠门岭附近设立一所红军学校，培养军事骨干。边区地方武装的增强，狠狠地打击了残存的反动武装力量，使边区趋于稳定和巩固。

与此同时，邓小平以不耻下问的态度进行调查研究，彻底摸清3个县存在的其他问题和产生的原因。邓小平认为，会、寻、安三县的工作之所以搞不上去，主要原因是“左”得太厉害，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正确对待实际存在的问题，才能明辨是非，才能把革命推向深入。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军分区和中心县委机关学习马列主义蔚然成风，他还经常抽时间给大家讲解、分析，使大家的认识得到提高。

一天，邓小平检查工作后回到县委，刚到门口，便觉得气氛不对，里面传出了大嗓门骂人的声音：“呸，没有骨气的东西！走，把他们捆回来教训教训！”话音未落，里面闯出一条大汉，手里攥着几根棕绳，后面还跟着几个战士。邓小平一看，认得，是一个区的苏维埃主席老邹。于是邓小平拦住他，问道：“老邹，急急火火地干啥去哟！”

“太不像话了，他们居然敢私自离队，回家去种地。”老邹的话里冒着火。邓小平一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拿过老邹手里的绳子，心平气和地说：“捆不得啊，老邹。他们擅自离队不对，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有问题，为什么没有发现，没有解决他们家里的困难呢？战士的切身问题解决不了，他们怎么能安心在这里呢？这些，靠一根绳子是解决不了的啊！”连续几句质问，问得老邹低下了头。

于是，他们一块来到离队战士小关家。小关看到邓小平都来了，十分紧张，连话也说不出来。邓小平看到小关的母亲卧病在床，连忙从衣袋里掏出几块银圆，递给小关说：“快请医生来看病。”小关不相信这是真的，不敢伸手接。邓小平催促说：“快啊！救人要紧。”小关的眼眶里滚动着泪珠，低声说：“邓书记，我错了！”

就这样，邓小平一行走了一家又一家。当他返回县委时，已是夜深人静了。邓小平这才想起来，还没吃晚饭呢！

当天晚上，离队的战士都悄悄回到了部队。第二天，邓小平开会批评了这些战士，战士们都心服口服。老邹也心服口服。许多天后，老邹一看到棕绳还脸红呢！

邓小平为了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还领导三县人民办了很多夜校、列宁小学、扫盲班、读报小组等。他不但组织教员讲课，还亲自去夜校讲课。他在这里工作半年多来，就办起了几百所夜校、几千个扫盲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邓小平重点抓了农业生产，分别召开了会、寻、安三县的中共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决策。各县又在后来召开的中共县委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要加强中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各级区、乡苏维埃对工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根据邓小平的布置，1933年春，会、寻、安三县都成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各村成立了生产突击队，还成立了妇女劳动委员会。这样，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春耕生产运动便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发展经济、加快边区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实力，始终是邓小平非常关注的工作。他吸取在瑞金工作的经验，在各乡组织调查土地委员会和分田委员会，加快新区的土地革命和对老区的土地分配情况进行纠偏，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厄运压不垮坚定的信念，种种磨难都无法使他低头。面对撤职、批判、关押、处分，被戴上“江西罗明路线”帽子的邓小平据理力争。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通过地下交通，离开上海经广东来到闽西苏区，准备去瑞金。博古一行到达上杭白沙镇时，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正好在当地领导游击战争。博古劈头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道：“我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又问：“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所谓“新指示”，就是“进攻路线”和反右倾斗争。罗明回答说：“没有听到传达。”博古听了很不高兴，再问罗明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陈述了他曾与毛泽东商讨过的一些观点。没等罗明说完，博古就很不耐烦地说：“该吃饭了，不谈了。”

几天后，博古看到福建省委报来中央的几份材料，其中有罗明写给省委的工作报告和中共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写给省委的信。这几份材料都是从闽西苏区的实际出发，总结了一系列工作经验和认识。博古等临时中央负责人却认为，这完全是和“进攻路线”唱反调，代表的是一种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正要找这样的靶子来打击不赞成“进攻路线”的党员、干部，于是选中了罗明。

正当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领导会、寻、安中心县委工作，并把三县的建党、建政、扩大红军、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进入中央苏区不久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却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以及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场来势凶猛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央苏区迅速展开。

邓小平在思想上、政治上对毛泽东是十分敬佩的。他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坚持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政策，抵制“左”倾错误，而且在毛泽东受到“左”倾错误打击和排挤的情况下，邓小平也毫不畏惧，勇敢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于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这4个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江西干部，因长期抵制“左”倾错误，加之他们在中央苏区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必然使党的“左”倾领导将他们看作推行“左”倾路线的重大障碍。紧随着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之后，“左”倾领导者又在江西推出反“江西罗明路线”，即“邓、毛、谢、古”事件。

邓小平被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其根本原因是与“左”倾领导者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直接导火线则是所谓的“寻乌事件”。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时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领导苏区群众以灵活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的进攻。然而终因敌众我寡，敌人很快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这就是寻乌事件。

1933年2月23日出版的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期，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永（丰）吉（安）泰（和）和会昌中心县委“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提出了“纯粹防御路线”的概念，将其与“罗明路线”联在一起，作为“进攻路线”的对立面。文章号召“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的逃跑和纯粹防御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揭开了“邓、毛、谢、古”事件的序幕。

3月下旬，邓小平参加中央局召开的会议，受到中央局领导人的严厉批评。会后，邓小平被迫写了一份检讨书——《会寻安工作的检查》。

3月31日，会、寻、安三县党和积极分子会议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控制下，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议决定改组会昌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担任宣传部部长。

4月16日，江西省委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召开了为期5天的江西党组织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指责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这是邓小平受到错误路线的第一次打击，也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挫折。这年，他即将步入而立之年。

面对“左”倾错误方针的打击和压力，邓小平等人并没有放弃党的原则。他没有妥协，正气凛然，“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邓小平在《会寻安工作的检查》中阐述个人的意见。他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到会、寻、安直至寻乌事件，以一桩桩一件件事实，阐明毛泽东各项主张的正确性，阐明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性。同时，他尖锐地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楚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

4月4日，《斗争》第八期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4月16日，中共江西省委召开江西党的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上责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

邓小平仍不妥协，他以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将第一次“检查”中的观点写得更加明确具体，以敲醒“左”倾同志发热的头脑。显然，这样是不能使“左”倾领导者满意的，他们责令邓小平必须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

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们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作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负责任的……”

“左”倾路线的摧残、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没能使邓小平沉沦、畏缩，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过了一段时间，“左”倾领导者在这个硬汉子面前感到无法可施了，加上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的极力保劝，最后给邓小平记了一次“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南村区是江西省抚州地区乐安县的一个区，地处中央苏区边境，紧靠宜黄县的黄陂、东陂，是第四次反“围剿”的主战场。顶着6月的炎炎烈日，邓小平背着行李，孑身一人走了300里的崎岖山路，来到乐安县南村区委所在地。

邓小平来到南村区委后，大家纷纷议论着，他们从未听说区委有巡视员这个职务，那么邓小平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当时的少共县委书记李书斌觉得痛心，也非常费解。李书斌原在胜利县委工作过，邓小平当年在会、寻、安中心县委工作期间去中央和江西省委开会时经常途经胜利县，有时也来县委休息，所以李书斌认识邓小平，从谈话中他了解到邓小平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博学多才的领导干部。李书斌从胜利县调到乐安县工作后，听说过临时中央已把邓小平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表，但也听说过邓小平数次据理陈述，阐明自己的观点，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在会、寻、安所进行的各项工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那坦荡的胸怀、不凡的智慧和胆略，赢得了许多同志的钦佩。

邓小平来到南村区委后，住在区委机关院内靠东面的一间房子里，房屋约有20平方米。这是邓小平来之前，乐安县委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后指示南村区委安排的。6月17日，李书斌和中共乐（安）宜（黄）崇（仁）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特地赶来看望。胡嘉宾和李书斌跨入南村区委院内，邓小平连忙从房内迎了出来，热情地握手。胡嘉宾一见邓小平就问：“首长身体可好？”邓小平虽然被免去了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但胡嘉宾仍把邓小平当首长看待。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说：“啥子首长啰，同志们好，大家都好。”当时邓小平身着白衬衣、深灰色布单裤，精神抖擞，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胡嘉宾说：“这里条件很差，请首长……”不等胡嘉宾说完，邓小平不介意地挥挥手说：“南村区的6月，风和日丽，这里是个好地方啰，我在这里一切很好！”

当时，红一方面军主力驻扎在乐安、宜黄一带，胡嘉宾还陪同邓小平去看望军委一局局长张云逸和政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这样一种理解和友好的气氛下，邓小平的内心感到宽慰。

然而，正当邓小平熟悉了当地情况、准备开展各项工作时，苏区中央局提出一种说法：“邓小平不应放在这个地方，右倾逃跑主义者放到前线去，不是更容易到敌人那边去？”一声令下，邓小平在南村区委待了不到10天，便返回省委机关接受重新“发配”。胡嘉宾盛情为邓小平送行，不仅亲自前来送别，还派人驾骡子送邓小平到省委机关所在地宁都。

邓小平离开乐安不久，厄运降临到胡嘉宾的头上，他被打成“罗明路线的执行者”“两面派的标本”，他的乐宜崇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也被撤掉了。“左”倾领导者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大大恶化邓小平周围的生存环境，使人们不敢对邓小平表示同情与支持。

到省委报到后，邓小平旋即被派到宁都赖村区石街乡“蹲点”，即当乡里的一名普通干部。可能是干部这个身份，“左”倾领导者认为是便宜了邓小平，随后将他调到宁都县城附近的一个乡，命令他在那里以戴罪的身份接受劳动改造。这里是一片光秃秃的山岗，山上不长树，地上不长草。邓小平每天在这里忍饥挨饿，挥锄开荒。在这里，胡嘉宾因善待邓小平而遭打击的效应很快显现出来，邓小平的处境十分艰难。

省委妇女部的危秀英，受部长蔡畅的嘱托，以到农村检查工作为由转道来到邓小平劳动的地点。危秀英见邓小平头上戴着赣南农村农民编织的草帽，颈上系着一条白毛巾，脚上穿着双草鞋，他双手使劲地锄地，额头上不断沁出豆大的汗珠。这时，危秀英泪眼蒙眬了。邓小平让危秀英转告蔡大姐：“别的困难倒没有，就是我在这里劳动任务很重，吃不饱饭，肚子饿……”

危秀英回去一说，蔡畅连忙追问：“他还说了什么？”危秀英回答：“没说什么。”蔡畅难过地说：“他一定饿得很厉害，不然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当时，苏区生活条件很艰苦，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天只有两分钱的伙食费。蔡畅请危秀英找了半天，只找到两分钱，丈夫李富春也找出两分。蔡畅让危秀英上街去买两分钱的猪油、两分钱的大蒜与辣椒。东西买回后，蔡畅亲自炒菜，煮了一盆红米饭，用禾草捂好，叫危秀英去找邓小平。危秀英刚走出省委机关，蔡畅又想到什么，赶紧追回她，在她耳边细声叮嘱了三点：第一，请邓小平中午12点半到省委机关，吃完饭，下午两点前离开，这段时间机关干部下班吃饭休息，不致让人撞见；第二，让邓小平不要与危秀英一道走，保持一段距离；第三，要邓小平从省委后门直接到蔡畅的住处，千万不要走前门，免得人多眼杂，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危秀英记住蔡畅的话，赶到邓小平那里，向他一一转达。邓小平感动得连连点头，他让危秀英先走一步，自己跟在后面。为了不被别人发现，他把草帽戴得很低，几乎遮住了眼睛。就这样，他俩一前一后来到蔡畅的住所。邓小平美美地饱餐了一顿，蔡畅又用罐子装了一些饭菜，用布包好，让邓小平带回去。

李富春、蔡畅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并肩战斗的战友，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然而，即使像他们这样的人，在当时同邓小平接触，都要如此谨慎，生怕出现不测，其他人会怎样对待邓小平，就可想而知了。

一场残酷的党内斗争导致了夫妻离异。没想到金维映这位年轻的“老革命”，不幸死于异域的战乱中。时光流逝，抹不去邓小平对战友的深切怀念。

1933年5月，邓小平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在邓小平执行了毛泽东正确路线而遭到“左”倾错误路线批判时离开了他，使邓小平在感情上再次受到了打击。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也使用过“金志成”这个名字。她和邓小平同年，均生于1904年，她生于浙江舟山群岛岱山高亭镇，父亲金荣贵粗识文字，是一家客店的小职员，一家四口全靠父亲微薄的收入过活，生活很艰难。

1912年，定海县成立了女子小学，校长沈毅是致力于教育救国的进步人士。其时，金维映的父亲也转到定海公民招待所当了职员。女子小学和公民招待所，在舟山地区革命运动中是颇有影响的去处，金维映的革命生涯便始于此。

1913年，金维映进入定海县立女子小学读书。金维映从女子小学毕业后到宁波师范学习，3年后又回到女子小学，当上了幼稚班教师。金家世代受苦，父亲金荣贵念书不多，没想到“金门出龙女”，女儿有出息，成了教“秀才”的先生。他内心备感欣慰。

此时的金维映已出落成俊俏苗条的南国女子，脸蛋圆圆的，眼睛大大的，黑黑的眸子宛如舟山港湾里的一汪清波，举手投足没有娇羞，却在秀媚中透着爽人豪气。当金荣贵为女儿学成荣归高兴时，他并未真正了解女儿。此间，金维映正在由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职业革命家。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合作，中国南方正酝酿着革命风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大学，集中了一批党的杰出领导人物和进步人士。这期间金维映结识了瞿秋白、杨之华（瞿秋白夫人）、郭沫若、项英等著名人士。金维映被他们的言谈深深打动。

1926年11月，金维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成为中共定海独立支部成员。从此，金维映开始了她共产主义战士的壮丽人生。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南方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定海县立女子小学和公民招待所成为党的据点，金荣贵拥护共产党，支持女儿的革命行动。他利用工作之便，掩护革命同志在公民招待所开展工作。

金维映白天教书，晚上从事革命活动。她发动工人成立定海县总工会，领导会员开展经济斗争，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增加薪水。舟山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盐业，盐民是劳动者的主体，中共宁波地委指示定海独立支部，以开展盐民运动为工作重点。在金维映的发动下，1927年3月12日，盐民们在岱山东狱宫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告岱山盐民协会成立。各界代表到会发言，会场上的革命气氛高涨。会后整队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长达10里。金维映前后奔走，不时带领盐民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震耳欲聋。同时，金维映把店员、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盐民协会、一个总工会，两支大军会合在一起，革命火炬传遍舟山群岛，金维映因此被誉为“定海女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舟山一片白色恐怖，金维映被捕，所幸父亲金荣贵有一些上层关系，才把她保释出来。一天，她轻声告诉父亲，要到上海教书。金荣贵闻言心中一惊，他知道，教书是借口，继续革命是真。他知道在上海滩国民党杀共产党杀得红了眼，他更知道女儿这次行动绝不是她个人安排的。他默默地打量着女儿憔悴的面容，说不出一句话来，只点了点头，父女俩含泪依依惜别……

迈出家门，金维映踏上去上海的路，她深情地回望故乡和亲人。这一去，她再也没能返回故乡！

金维映来到上海，找到党的地下组织，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阿金”。1929年，金维映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这时她年仅26岁，但已是经验丰富的女革命家。

1931年3月，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达上海，向中央汇报红七军的工作。但是几个月的时间，中央既不听取他的汇报，也不分配他的工作，他只是按月从中央领取生活费。他要求回红七军工作，回答是联络不上。他要求去中央苏区工作，被批准了。

这时，中共中央派遣金维映到中央苏区工作，二人正好同行。7月中旬，邓小平和金维映从上海乘船，经广东汕头进入中央苏区。两人长途跋涉，交谈很多，产生了感情，很快情投意合而喜结良缘。

8月，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又调任会昌县委书记。1932年7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统一领导，成立会昌中心县委，由邓小平任书记。金维映到中央苏区之初，先后担任于都、胜利两县县委书记。由于两地工作，邓小平和金维映难得见上一面。

金维映到于都县后，在萧家祠召开代表大会。她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的工作报告，反“围剿”，打土豪，分田地，她讲得生动明白，使工农干部很快领会了工作的意义和步骤，大家情绪很高。当时不少干部没有文化，没有工作经验。金维映常常找他们谈话，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不识字可以学，一天认一个，一年就有360多个了。”

一天，有贫苦农民向区委报告：领背庙里有带枪的反革命分子。区里当时人员不多，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点紧张。金维映马上说：“不要怕，我们能捉到他们！”

第二天清晨，金维映带着十几个人悄悄包围了领背庙。金维映布置好位置后，带人猛然冲进庙里，4个反革命分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活捉了，还缴获了4支枪。

由于在于都和胜利两县的出色工作，1933年春，金维映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邓小平和金维映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婚后感情生活尚可。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1933年，政治上受打击后接踵而至的是，邓小平的感情也受到了威胁。受到错误批判的邓小平接到了妻子的离婚报告，这对于他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第一任妻子被病魔夺去生命，第二任妻子眼看又因人祸离他而去。邓小平在经历了一阵痛苦的思索后，为了不使妻子受牵连，拿起了笔，在离婚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之后，金维映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李维汉是组织部部长。次年，她出任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并出任瑞金突击队总队长。由于工作卓有成效，她多次受到党中央的表彰和毛泽东主席的称赞。《红色中华》报1934年1月10日套红刊登《送给瑞金突击队的优胜者》报道说：“金维映，瑞金突击队总队长，领导瑞金超过原定数目（1500）70余名（指扩军数目）”。3月8日，该报又以《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的光荣模范》为题，报道了她在瑞金粮食突击运动总结会上的演说。

后来，金维映和李维汉这位曾在上海共同战斗的战友结成了革命伴侣。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金维映和红一方面军的二十几位女战士一起编入中央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途中，她安排伤病员和做地方群众工作，并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秘书。长征到达陕北后，金维映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长期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使许多经历长征的女同志身患疾病，金维映也是如此。1938年，组织上决定送她去苏联一边治病，一边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没想到她这一去再也没能回来。

金维映在苏联最后的日子，鲜为人知。20世纪80年代，邓颖超在回忆金维映时，说：1939年7月，周恩来同志右臂骨折。8月，我陪伴恩来同志去苏联莫斯科治疗。听说阿金已经在莫斯科郊区的休养所。当时许多中国同志在那里休养。我曾去过两次。第一次见到金维映同志时，她很正常。第二次再去时，听说她病了，当时不知是什么病。据说后来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了。

1940年春，周恩来、邓颖超离开莫斯科回国前，又去看望了金维映。邓颖超说：回国后，我在国统区工作，没有再听过她的消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军队进攻莫斯科的时候，金维映所住的医院和国际儿童院（我国烈士子女在此学习）都迁离了莫斯科。当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战争的局势非常复杂、混乱。后来，传到延安的消息只是说，她牺牲在莫斯科。她牺牲时只有37岁。

邓小平胸襟开阔，很坦荡豁达地处理了感情上的“伤心事”。

1972年12月，蛰居江西的邓小平来到了当年他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赣南中央苏区。故地重游，故人难忘。在逗留于都的几个小时中，邓小平就几次提起金维映。邓小平对于都县委的负责同志说：“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尽管当年一场残酷的党内斗争导致了他们夫妻离异，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为事业奋斗的坚定信念。时光流逝，仍然抹不去邓小平对战友的怀念。

早年的“油印博士”重操旧业，主编《红星》报时斗胆向“右派”毛泽东约稿。长征路上“跟着走”中，邓小平渐渐迎来他政治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当那些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激昂声调在严酷现实的检验下屡屡碰壁，一些曾受到谬误影响但服从真理的共产党员清醒过来，开始冷静地思考问题。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是最早从“左”倾营垒中脱离出来的高级领导人。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了伤，被送回瑞金治疗，从李富春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那里了解到邓小平的近况。

为保护邓小平并发挥邓小平的作用，王稼祥以原总政秘书长杨尚昆调任红三军团政委、总政工作人手少为由，提议邓小平任总政代理秘书长。“左”倾领导者不同意，回复王稼祥说：“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3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又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王稼祥反驳道：“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当，我看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他还严正指出：不用邓小平是偏见，是埋没人才。经王稼祥一再坚持，邓小平终于能出来工作了。

1933年6月下旬的一天，烈日当空，暑气逼人，正在荒岗上挥锄劳动的邓小平接到了去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总政治部工作的调令。他一面用手巾揩去额上的汗水，一面细读调令全文。看后，邓小平二话没说，立即回到住处打点行装，背着背包从劳动驻地赶到中共江西省委转干部关系。邓小平劳动的村庄距省委机关所在地约有10里，步行个把小时就到了。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省军区司令员陈毅、省委妇女部部长蔡畅等老战友热情地接待了邓小平。寒暄之后，陈毅豪爽地说：“我出点钱，派通讯员到圩上砍点猪肉，再买点辣椒、大蒜，炒一半，红烧一半，再打点水酒，请小平同志吃一顿饭吧。”李富春和蔡畅很赞同陈毅的倡议，李富春说道：“好，好！小平同志这段时间劳动辛苦了，在农村油水少，还吃不饱饭，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热闹一下，算是饯行吧！”

于是，大家围着方桌边喝酒边交谈，心情十分畅快，一顿饭从暮霭初起吃到月上柳梢的时候。邓小平一边饮酒，一边抽烟，向他们谈了自己被“左”倾领导者整下去后劳动的经过与感受。之后，他们在七里村村前村后尽情漫步，谈着感兴趣的话题，直到夜色阑珊、万籁俱寂，整个街上都回荡着老友们的谈笑。

从宁都到瑞金沙洲坝足足有200多里。曾山作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特别爱护战友邓小平，他设法从江西省军区后勤部要了一匹马，派了一位通讯员护送邓小平去瑞金。第二天黎明时分，邓小平带着他们的勉励与祝福，跃马扬鞭告别宁都，向中央苏区首都瑞金前进。

瑞金，对于邓小平来说是熟悉的，这次来这里，邓小平感到分外亲切。他来到瑞金沙洲坝的白屋子——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驻地，向正卧床在机关养病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报到。王稼祥见到英姿焕发的邓小平后格外高兴，连忙叫通讯员泡茶、递烟，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同志，并吩咐为邓小平打扫房间，铺好床铺。

接着，王稼祥向邓小平简略介绍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指出前方战事吃紧，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拒绝毛泽东一贯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执行他们那一套“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错误军事指挥路线。现在前方许多战役指挥不当，部队伤亡较大，总政治部原秘书长杨尚昆已到前线去了，王稼祥指令邓小平接替杨尚昆担任秘书长的职务，协助自己抓好全军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后，肩上的担子明显加重了。他经常到前线去指导工作，返回机关后又和各军团政治委员通电话，了解红军指战员的思想政治情况，并经常听取红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政治委员和军、师政治部的汇报，认真阅读他们的定期报告、综合情况，向王稼祥和贺昌汇报，并代总政治部和中革军委起草关于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的指示。

两个月后，邓小平想到办一份报纸来指导红军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便向王稼祥建议。王稼祥认为这想法很好，并介绍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早在1931年12月11日就创办了，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初为5日刊，后由于多种原因改为不定期刊，也好久没办了，由你主编吧。”邓小平这下可高兴了，说：“请放心，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把《红星》报办下去、办好！”

1933年8月，邓小平走马上任，挑起了办报的重任。早在留法时，邓小平就曾负责编辑中共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并因刻印字迹端正、版面清晰而被誉为“油印博士”。他做梦也没想到，而今这手艺又用上了。于是，沙洲坝白屋子里一间10多平方米的厢房成了编辑部。

上任第二天，邓小平便冒着酷暑，深入红军指战员中，搜集对报纸的反映，听取办报的建议。经过多次调查研究，他对如何办好报纸心里有了底。编辑部人手很少，邓小平是主编，只有一个技术性的帮手。征集稿件、改写稿子、编排版面、书写标题与校对等，几乎都由邓小平一人担当，事务繁杂，工作量大。为了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他总是精益求精，在版面设计上，注重插图、新闻、评论文章的搭配，多数配有漫画、绘画，就是理论文章，也喜欢用手写标题，他挥笔写好后，交给“帮手”在木版上刻下字模，然后再印到报纸上。此外，他还经常亲自撰写社论、新闻等文章，而且往往不署名字。

邓小平对于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战略战术是十分敬佩的，在《红星》报复刊的第二天，他就冒着很大的风险，去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毛泽东约稿。那天晚饭后，邓小平踏着朦胧月色，沿着田埂小道，向毛泽东所住的沙洲坝元太屋走去。此时的毛泽东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层之外，只保留中央政府主席一职，对前方军事工作无权过问。见到邓小平来访，毛泽东十分高兴，热情地迎了上去。

印刷《红星》报的油印机

邓小平说明来意，没想到毛泽东欣然接受约稿，说：“好的，我一定给你们写！但是写什么呢？井冈山的几次主要战斗，已经用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中央作了报告；一至四次反‘围剿’的经验，你们早已熟悉，全军指导员也运用成功了。不过吉安一仗的战例很有借鉴意义，倒是可以跟大家说说。”

8月14日，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在《红星》报第4版《红军故事》专栏上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吉安的占领》。文章的语调很轻松，把红一方面军打吉安的战斗过程像讲故事一样摆出来。在结尾还分析了经验教训，对集中兵力、充分准备、兵力配置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期报纸发到部队后，干部战士都纷纷抢着看，识字的念给不识字的听，有的指挥员还把这份报纸像宝贝一样藏起来。指战员们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那才叫高明呢！

在“左”倾路线占据中央主导地位时，邓小平敢于发表毛泽东的军事文章，也使人们看到他的胆量。

曾留学法国的邓小平深知，稿件是报纸的食粮，在编辑人员少的情况下，办好报纸必须有一支思想业务过硬的通讯员队伍。因此，他坚持全党全军办报的方针，充分发挥苏区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采取专兼职相结合，聘请了一大批通讯员，其中有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也有基层连队的红军战士。许多通讯员既是前方战士，又是战地记者，他们自己打仗，自己写稿，怎样打就怎样写，写的内容多是自己或战友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的新闻通讯既真实又生动。看着一篇篇从硝烟弥漫的前线寄来的稿件和张张照片，邓小平十分感动。作为主编，他白天采写和修改稿件，晚上编排、校对，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邓小平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与杰出的才能，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把这份报纸办得很好，被群众称为“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红军的俱乐部”与“裁判员”等，起到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当时，《红星》报作为中革军委机关报，直接由总政治部分管，与中华苏维埃政府办的《红色中华》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办的理论刊物《斗争》，并称为“两报一刊”。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誉，给了邓小平极大的宽慰。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下，苏区的形势变得越来越糟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不断传来失利的坏消息。王明上台后，邓小平对他将毁灭中国革命的担忧不幸成为现实。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由于邓小平的出色才干，《红星》报离不开他，加之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竭力保护，“左”倾领导者才没有把邓小平留在即将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江西苏区。而毛泽覃、古柏、贺昌留下了，不久，他们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这样问过父亲。邓小平用自己那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跟着走！”这三个字，说得简单，可不是一般人能“走”完那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

秋风飒飒，落叶飘零，邓小平随着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不禁想起4年前红七军在“立三路线”驱使下痛苦转战的经历，眼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又要把党和红军引向何方呢？邓小平为党和红军的前途忧心如焚。

尽管邓小平日后不愿意说自己的光荣经历，但是，当他1972年来到自己踏上长征路的始发地时，仍不禁感慨万千。他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4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

长征开始后，《红色中华》报和《斗争》杂志等都已停刊。这样，《红星》报便成为党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唯一的报纸。身为《红星》报主编的邓小平，深感肩上担子更重。

由于要行军打仗，办报设备就非常简陋，两副担子挑起4个铁皮箱子，里面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以及一些毛边纸等。于是，邓小平一边行军，一边不间断地编排出版《红星》报。每期印刷七八百份，分发到红军各个连队，这成为广大红军战士的重要精神食粮。

对于广大红军战士来说，长征是突如其来的事，他们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物质准备。许多战士没有一双多余的鞋子，有的甚至光着脚行军。邓小平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是，他在《红星》报第四期第四版上发表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文章，大声疾呼红军各级领导要把解决战士穿草鞋问题，提到减少病员、提高红军战斗力的高度来认识，并发动广大战士打草鞋。《红星》报上的倡议，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战士行军穿鞋问题总体得到解决。

邓小平在长征中主编的一期《红星》报

长征路上，邓小平十分注重对沿途广大劳苦大众进行我党和红军宗旨的教育。在《红星》报上，邓小平载文发动红军战士开展书写标语的竞赛活动，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凡是能写字的……每人每天写一至五条标语”“凡是宿营和大休息地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红军战士热烈响应《红星》报的号召，凡是红军经过的地方，在墙上、屋檐下，甚至大树上、山路旁，无不留下红军的宣传标语。

中央主力红军经过一个多月与敌人的浴血奋战，到11月下旬，在突破敌人湘江封锁线后，人员伤亡过半，减至3万余人，损失空前惨重！在这极为危急的时刻，被“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挤的毛泽东坚决站了出来，严肃提出：红军不能向湘西前进，而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东部前进，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了向湘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北挺进。

黎平会议后，绝大多数军内和党内高级干部对“左”倾错误领导强烈不满，毛泽东被排斥的状况开始转变。渐渐地，毛泽东有了发言权，在他的影响下，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兼管中革军委纵队警卫员的政治思想工作。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了遵义城。转战了几个月，好容易攻占了一座比较大的城市，红军指战员十分高兴。遵义的街上，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这是红军的传统，走到哪儿，宣传到哪儿。

一天早晨，邓小平走到地方工作部的门口，大声招呼：“刘英，走啊！去逛街哟。街上好热闹，看稀奇去。”刘英听到招呼，马上领着一帮青年男女跟了上来。他们走过杨柳街小巷，来到小十字街，一路上说说笑笑，好像忘掉了几个月来的奔波劳累和艰难险阻。

路过一家酒楼时，一股诱人的香气传了过来，他们不禁都放慢了脚步。邓小平对刘英说：“我看遵义馆子里的菜和四川的做法差不多，比如回锅肉、鱼香肉丝、辣子鸡，就跟川菜一样。”刘英故意打趣地说：“你们四川有什么？只有醪糟。”邓小平摸了摸口袋，一本正经地说：“可惜没钱，要不请你们打牙祭了。”刘英笑了，说：“又来你的精神会餐了。快走，不然口水流下来了。”

正在这时，通讯员跑来了，请邓小平马上回去，毛泽东找他有要紧事商议。原来是要在遵义筹备一个会议。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前，他为会议的召开做了大量具体的准备工作，使会议得以顺利进行。会上，他担任记录。早在中央苏区时他就坚决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定支持者。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使受排挤的毛泽东确立了领导地位，因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而受到打击的邓小平也得以解放，给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带来了重要转机。从此，邓小平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

会议一结束，邓小平便在《红星》报上的显著版面刊载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传达党的遵义会议精神，要求全军指战员坚信，在新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正确领导下，革命一定会胜利。

遵义会议纪念馆1955年开放时，会址内的辅助陈列室里，介绍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没有邓小平。当时还误将董必武、林伯渠列入参加者名单。后来，遵义会议纪念馆致函董必武办公室，才弄清董必武没有参加遵义会议，随即又弄清林伯渠也没有参加。

1958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陪同下，参观了遵义纪念馆。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邓小平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摆放的样子，他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的情景，肯定地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

根据邓小平的现场追忆，196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请示贵州省委有关领导后，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列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并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挂出了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7人的照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遵义的造反派联络大串联来到遵义的外地学生，打着“造刘邓路线的反”的旗帜，诬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把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是捞取政治资本”。于是，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黑×，照片被从陈列室墙壁上摘掉。

1976年10月，中国结束了延续十年的动乱，被颠倒的历史重新翻了过来。198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其他相关党史资料、书籍中，在介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重新出现邓小平的名字。对此，邓小平平静地说：“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

遵义会议之后，邓小平主要忙于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工作，无暇再编《红星》报了。经中央批准与邓小平建议，由陆定一担任《红星》报主编。此后，邓小平随部队四渡赤水，再渡乌江。邓小平说，那种和敌军兜圈子、打奇袭的运动战方式，好比“猫捉老鼠、老鼠捉猫”：大猫想捉小老鼠，反倒被小老鼠着实地捉弄了一番！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穿过大凉山地区后，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6月间在川西懋功地区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定，邓小平被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央秘书长一职由刘英接替。刘英回忆说：当她接到通知到中央报到时，毛泽东对她讲“小平同志要上前方去，我提议你来接替他的工作”。刘英回答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毛泽东笑着说：“你做得了！”并解释了给邓小平调动工作的原因：“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事实证明，邓小平在担任这一职务后，更加出色地开展党的宣传工作。他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大力鼓舞指战员克服千难万险，勇往直前。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红一军团的“战士剧社”在长征途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战士剧社”的战士几乎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广大指战员称他们为“红小鬼”。身为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对这些“红小鬼”的工作要求是严格的，生活上是关心的，帮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为有理想、有觉悟的红军战士。

一天傍晚，红一军团在甘南某村镇宿营。这天行军路很长，到达宿营地时已经日落西山了。宣传队员们吃过晚饭就烧水洗脚，有的宣传队员抱来麦秸在摊地铺，准备睡觉。突然，邓小平推门进来。“怎么搞的？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都没有？”邓小平面带愠色地问道。宣传队员不知怎么回答才好。邓小平批评说：“烧水洗脚有那么重要吗？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啦！”宣传队员们一骨碌爬了起来，二话没说，提起石灰桶、扎起火把去写标语。从此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到一个新地方，宣传队员放下背包，第一个任务就是写标语，非常自觉。

中央红军翻过六盘山，在青石嘴歼灭敌人两个连，并有不少缴获。邓小平看到宣传队员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便问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听说你们团在青石嘴一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布？”杨成武回答道：“是的，上交了不少，还留了一点儿。”于是，邓小平提议能否用它们给“战士剧社”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不多久，宣传队员们每人添置了一套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精神了。

长征路上，邓小平平易近人，和战士、干部打成一片，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和鼓舞了广大战士和干部。邓小平性格随和，善于联系群众，谁都愿意跟他在一起，聊起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长征路上没有吃的，邓小平就和大家大摆“龙门阵”，讲各地方的吃经。邓小平大讲四川天府之国的特色菜如何好吃，说得大家直咽唾沫。大家把这叫作“精神会餐”。

和战士们一样，邓小平的生活十分艰苦。他工作繁忙，想抽烟，但没有烟叶。有时他出去搜罗烟叶，但往往空手而归。有一次，他外出归来，兴冲冲地对已睡着的罗荣桓说：“老罗，起来！我搞到烟叶了。”罗荣桓起来一看，原来是干树叶子，两人相视而笑，立即将树叶搓碎，装进烟锅，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

1935年10月，党中央挫败了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危害党中央的企图，率中央红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陕北。邓小平和其他同志一样非常高兴：中央红军一出六盘山，看到佩戴袖标的陕甘支队，真是高兴得不得了，长征一年没有个家，这回可算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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