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浩劫蒙难
派工作组进驻,本想稳定混乱的政治局势。但是,在“造反有理”的岁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
1966年的开年,中国北方似乎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三九严寒,一样的北风凛冽。冬日的阳光照耀大地,万物酝酿着生机和活力。
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方努力,经济形势大大好转,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带来的巨大困难得到克服。就在人们心中那沉重的负担已经减轻、紧锁的眉头也开始舒展之时,这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通知”还强调: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以此为标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北京乱了,全国乱了,人心乱了。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绝不是突如其来,而是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必然产物。其实,早在1965年下半年,就已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批判了撰写戏剧《海瑞罢官》的历史学家吴晗,并借此批判所谓彭德怀的“翻案风”。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1962年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实际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由江青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捉刀写成的。
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应采取的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从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至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无人知晓的状态下进行的。经过毛泽东前后三次审阅而批准发表,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吴晗听到有人准备批判他为北京京剧团写的《海瑞罢官》时,思想压力很大。彭真向邓小平反映此事后,邓小平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
邓小平还对彭真说:“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随后,在一次打牌中,吴晗有好几次出错了牌,后来竟索性把手中的牌全扔在桌子上说:“小平同志,今天实在对不起了,我没有一点打牌的心思,我……”邓小平宽慰他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61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吴晗的心情平静了,他们又继续玩起来。
但是,吴晗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后,吴晗感受到这是一篇不同寻常的有来头的文章。姚文元文章中咄咄逼人的气势和暗藏在文章中的杀机,令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不知所措,他思想上的负担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和中央第一线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对于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同意,就擅自由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并扣上种种吓人的“大帽子”,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很不赞同。
然而,事态的发展不仅愈来愈脱离正常的轨道,而且朝着日益严重的方向愈走愈远……
也是在1965年的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职,“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当毛泽东作出处理杨尚昆的决定时,邓小平却认为杨尚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其实,所谓“窃听”“秘密录音”“私录”主席谈话和“盗窃党的机密”等,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纯属政治诬陷——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是正常业务工作的一部分,实践也证明这可为党积累一批珍贵档案资料。后来在被迫“检讨”时,邓小平说,他曾长期没有认识到杨尚昆的问题,作为总书记,他对此事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这个“检讨”,说明了他对批判杨尚昆的不赞成。
紧接着的12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由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发难,林彪的夫人叶群登台发言几个小时,无中生有地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政治诬陷。
12月10日,罗瑞卿接到电话通知:立即飞往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飞行途中,罗瑞卿习惯性地打开文件夹,认真批阅文件。这位心胸坦荡、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由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正张网以待。这时,以批判罗瑞卿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已经开到了第四天,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正把一盆盆污水泼向罗瑞卿。
原来,身为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当时已成为林彪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于是林彪就处心积虑地要把罗瑞卿置之死地而后快。到达住地后,罗瑞卿得知林彪、叶群等人对他进行了无中生有的肆意诬陷以后,一下子惊呆了。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不干工作、经常“养病”的林彪竟然会下此毒手。
尽管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表演”十分“出色”,时而滔滔陈词,时而声泪俱下,但因为她的“揭发”编造得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与会人员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后来,周恩来和邓小平奉命去与罗瑞卿谈话。临行前,邓小平特意对夫人卓琳说:“今天我们去看罗瑞卿。你也去,看看郝治平,劝劝她。”在汽车上,周恩来与邓小平都心情沉重,一言未发。到了罗瑞卿被隔离的地方,周恩来、邓小平与罗瑞卿在楼下谈话。卓琳与郝治平上楼后,只对郝治平说了一句“你放宽心些”,便控制不住地哽咽起来。后来批判邓小平时,造反派说邓小平包庇罗瑞卿,“证据”之一便是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期间,卓琳与郝治平抱头痛哭。
邓小平作为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中央总书记,对于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的情况是了解的,对于罗瑞卿的工作是满意的。邓小平夫妇平时与罗瑞卿夫妇关系也十分融洽。邓小平说过:“我对林彪向无好感。”因此,邓小平对林彪恶意诬陷罗瑞卿的所谓“材料”根本就不相信。对于批判罗瑞卿,邓小平是消极和抵触的。军队在北京开会批判罗瑞卿时,毛泽东指定邓小平等主持会议。邓小平同情罗瑞卿,却又无回天之力,到外地视察工作是他唯一能够采取的回避方式。
1966年4月8日,邓小平正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干部在西北地区视察工作。一路上,他们讨论和思索的都是如何发展西北经济和建设三线这些问题。突然,康生打电话通知邓小平即刻回京。接到电话后,邓小平立即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抵京后才知道,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又出问题了。
原来,彭真不同意姚文元等人在《文汇报》上对吴晗进行政治性批判。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彭真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理所当然地要查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公开点名批评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为什么不向北京市委打一个招呼。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背着中央向毛泽东恶意告状,说这是“查到主席头上了”,从而引发了毛泽东的怒气,决定批判彭真。
这种反常的政治批判和无限上纲的做法,使在政治生涯中经历过几十年大风大浪的邓小平也很不理解。批判罗瑞卿,邓小平不能接受;批判彭真,邓小平同样不能接受。长期以来,邓小平与彭真、罗瑞卿等中央书记处成员之间,不但在工作上相处甚密,而且结下了深厚的相互信任的同志情谊。但是,在当时那种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像邓小平这样党的高级干部,即便有不同的意见,也不可能公开提出。后来,他回忆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橘子给彭真,表明态度。”
当时“跟不上形势”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林彪外),对毛泽东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也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必然会犯“错误”,进而可能被“革命”的狂流所淹没和击倒。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及宋一秀等7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在北大大饭厅外公开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这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文革”时期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一经贴出,北京震动了,给校领导提意见及各种形式的造反,立即像狂风一样吹遍了北京的大中学校。
5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姚文元等任组员的“中央文革小组”宣告成立,“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从此,江青有了公开的合法的“政治身份”,再也不用“偶尔露峥嵘”了。她堂而皇之地身着绿军装,在各种重大政治场合“表演”“亮相”,很快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日益膨胀,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机构。
6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当日,《人民日报》发表由陈伯达主持连夜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大字报。同时,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公开鼓动青年学生怀疑和斗争学校的党委。
随后,北京大专院校及部分中学出现了揪斗校党委的浪潮,正常的学校秩序被打乱了,造反行动不断扩大升级,呈现向整个社会蔓延的趋势。
此时的毛泽东身在外地,从远处静观北京局势的发展。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很不理解”,当然他们不能坐视不管,仍然以对党对全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力图稳定和控制住全国的局势,不致发生大的动乱。6月3日,刘少奇紧急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局势。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认识下,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污蔑人等八条规定;决定派出工作组以控制首都大专院校近于瘫痪的局面。邓小平在会上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10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会后,北京市委根据会议精神,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刘少奇和邓小平对工作组的工作既支持又关心,还分别直接接见工作组人员,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可是,由于有人背后支持造反运动,工作组进校后,不但未能阻止混乱的发展,事态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为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频繁开会,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毛泽东不在北京,许多重大政策定不下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于6月9日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在毛泽东主持下开会讨论。对派工作组的问题,会上看法不太一致,没有形成明确意见。据说,毛泽东当时说过这么一句话: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但他对刘少奇、邓小平已代表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工作组进驻各学校的现实未作否定。
飞回北京后,由于周恩来要出国访问,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刘少奇、邓小平身上。他们坚定地按自己的思想来领导开展运动,力图使运动限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由于对工作组进校的态度不同,各院校群众组织迅速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基本阵营。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线中央负责人,为此与以林彪、江青等为首的“文革”势力针锋相对。对抗之中,造反派煽动学生反对并驱逐工作组,运动出现了复杂情况。
这时,在杭州的毛泽东却带着疑虑,悄悄地来到他的家乡湖南韶山。韶山西面,有几座山峰环绕,两山相夹处有一个山洞。即使是天下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人称“滴水洞”。前些年,家乡人为方便毛泽东回故里休养,在滴水洞处建造了一套别墅。毛泽东这次来韶山,就住了进去。因他是由东而至,他称其为“西方山洞”。
6月17日下午,毛泽东走进了滴水洞,他在这里“与世隔绝”了11天。除了身边工作人员,他任何人都不见,也不执笔写东西,看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成天思考问题,有时显得烦躁不安。这是毛泽东思考重大问题的习惯“标志”。他离开滴水洞到武汉后写给江青的信,多少可以反映当时毛泽东内心世界的那个结。在信中,他写道:“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看来,毛泽东在滴水洞,对他的疑虑作了通盘思考,认为只有通过天下大乱才能走向天下大治,从而下定了把“文化大革命”推向纵深的最后决心。
走出滴水洞的毛泽东信心满怀。7月16日,他以73岁的高龄再一次在武汉横渡长江。而此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正在极为复杂的状况下,苦苦地支撑着局势,力图使其不向大乱的方向发展。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会议。在会上,刘少奇讲得十分尖锐,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说:“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刘少奇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组,工作组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行了,由工作组代替。刘少奇是反对赶走工作组的。
这时康生出来讲话:“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他口气虽然和缓,但实际上和刘少奇顶起来了。康生刚讲完,陈伯达接着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疾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他的话等于把各级党委都否定,把责任推到刘少奇、邓小平身上。
邓小平站起来,两手叉着腰,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邓小平的话义正词严,迎头痛击了康生、陈伯达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会议正开着,江青蹑手蹑脚进来了,在靠着记录席的沙发上坐下,把手里的包放在沙发上。江青是偷着进来的,没有和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打招呼。
让刘少奇和邓小平没想到的是,毛泽东听取了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认为工作组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应“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
7月29日,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表露出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的困惑心情,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是呀,没想到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竟成了“压制运动”。实际上,在政治运动中派工作组(工作队、工作团),这是中共领导政治运动所采取的一贯方法之一。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其他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就在这次大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于是,“文革”名正言顺地进入了“造反有理”的新阶段。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与以前历次中央全会不同的是:与会的不仅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而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多数不是中央委员)和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对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运动初期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认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明有所指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泽东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用铅笔写下了一大段文字:“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这一大段文字,初无标题,经秘书誊清后,毛泽东加上了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然,这张“有感而发”的“大字报”既不是用“大字”写出来的,也没有张贴,但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的形式于8月7日下发后影响甚大。尽管这“大字报”虽未点名,但其矛头所指昭然若揭。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重新选举了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增加到11人,新增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但刘少奇由原来排名第二降为第八,朱德、陈云由排名第四、第五分别降为第九、第十一。邓小平虽然在第六的位置,但和刘少奇一样,实际是靠边站了。而林彪则扶摇直上,排位升至第二,并被宣布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成为唯一的党中央的副主席,其他几位副主席的职务不再被提起。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一场政治内乱开始降临神州大地……
恍若一夜之间,邓小平成了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非常年代里,子女与父母同住在一城,却不能相见。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实际上已被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
邓小平在会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心里很不平静。回家后,他虽然什么也没有说,但夜不能寐。卓琳看见他卧室的灯深夜不熄,便去问他:“三点多了,怎么还没睡?”邓小平告诉卓琳:“晚上开会已经从批少奇同志转向给我提意见了。”卓琳问:“谁批你?”邓小平只说了一句“军队的人”,便不再多言。
邓小平知道,这次批判后,他的“错误”的性质,不再只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而是连历史在内新账旧账一起算了。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邓小平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将一部分原来由自己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工作交给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
邓小平为人本来就沉默少言,“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开始是由于处理运动突发事件而忙碌不堪,后来则因“犯了错误”停止了工作,话就更少了。从此以后,邓小平参加的会议和活动越来越少,在家里也只是看一些送来的文件。
随着工作组被迫撤出学校,刘少奇、邓小平被剥夺权力遭受批判,无政府主义在教育领域首先泛滥起来。一些学校的学生自发成立了红卫兵等造反派组织,以造反、夺权为旗号,向各地的党委、政府发难。地方上的各级党委、政府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如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使运动难以按照发动者的意图来发展,形成了上压下顶的形势。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多次接见红卫兵,以示支持。1966年8月18日,在首都百万群众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青年学生和学校老师。在接见中,一位红卫兵代表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此后,毛泽东又七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各地来京的红卫兵等,总数达1100余万人次。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组织各地青年学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以北京红卫兵为榜样去推动各地的运动。
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红卫兵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全国到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鼓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层层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林彪、陈伯达在会上作重点发言,他们公开点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要求“彻底批判错误路线”。他们声言:“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路线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在这种会议气氛下,23日,邓小平和刘少奇被迫各自作了检讨,“承认”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在检讨自己“错误”的同时,为了不想让这场批判祸及他人,邓小平极力担当地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
10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后,作了正式讲话,指出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他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他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此时,毛泽东认为中央的问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说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要准许他们革命。他还对与会者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出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林彪、陈伯达等人的讲话,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都从小道捅到了红卫兵的小报上,或被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当时,邓小平、刘少奇还是从善良美好的愿望出发来看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认为这是反修防修的新生事物,诚心诚意地检讨“错误”,想跟上毛泽东的步伐。林彪、江青一伙则始终把刘、邓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老干部视为他们夺权上台的主要障碍,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打击。
11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内突然贴出一大批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8日,聂元梓也在北京大学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所列罪名,有大反个人崇拜,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彭真的后台之一,等等。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如此地步,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这时,邓小平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作和出席任何会议的权利,只能整天坐在家里看一些送来的文件。这些文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不能和往日相比。对于未来的政治命运,邓小平采取等待的态度。这也是他在当时形势下的唯一选择了。
12月18日,张春桥秘密通知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去中南海。当蒯大富坐着小轿车急驰到中南海西门,张春桥便急不可耐地将蒯大富领进了一间房子,随即紧闭房门。张春桥把身上披着的军大衣往后一甩,向前探着身子,一字一句地向蒯大富交代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心领神会,张春桥所说的“那一两个”,指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急剧膨胀的野心支配下的蒯大富,急忙向他投靠的主子表忠心:“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
从张春桥那里接受了密旨的蒯大富,一回到清华园就立即策划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罪恶活动。12月25日这一天,北风呼号,天寒地冻,蒯大富领着5000多人摇旗呐喊地从清华园来到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他们分成五路,由广播车开道,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段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大标语,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造声势。
肆意攻击中央政治局常委,却没有任何机关、任何个人出来进行干涉、制止。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几个青年学生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他们的背后有“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和操纵。
尽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刘少奇、邓小平大泼污水,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但广大人民群众对要打倒共和国的主席、党中央的总书记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中央也有不同的看法。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贴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他们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天安门,是学生贴的,要问我,我是不同意的。陶铸的这一立场,应该说,同毛泽东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但他哪里知道,林彪、江青、张春桥一伙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必须拔除陶铸这个障碍。
1967年元旦,全国各大党报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这一天,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北京20余所高校的学生联络了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集会组织者宣读了《告全市人民书》,称刘、邓为中国头号和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分别给他们扣上二十大“罪状”和十大“罪状”,大造打倒刘、邓的舆论。次日,新华社全文播发《红旗》杂志刊登的姚文元题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用“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来影射陶铸。
就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当天,北京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发起成立“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进驻中宣部,把“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大标语,贴得北京城到处都是。
1月4日下午,江青、康生、陈伯达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公开声称:陶铸到中央来,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夜,随着江青等人讲话的传播,“打倒陶铸”的口号迅速传遍全国。一支数千人的造反队伍冲进中宣部要求揪斗陶铸,中南海门口也集结了一批揪陶的造反派。
在“总攻击”的号召下,更多的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被批判和打倒。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同时,许多省级和军队领导纷纷倒台。
2月11日和16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再也按捺不住对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打倒一切”的满腔怒火,终于拍案而起,奋起抗争,“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怒斥林彪、江青一伙的种种倒行逆施,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持军队的稳定。他们坚持党的原则的正义行动,被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诬蔑为“二月逆流”,受到错误的批判。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文革大员”们多次唆使造反派到中南海围墙外安营扎寨,建立什么“揪斗火线”,大肆叫嚷要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从中南海揪出去批斗。由于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所在地,周恩来对此坚决反对,使所谓“揪斗火线”的阴谋不能得逞。
虽然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操纵下,刘少奇、邓小平均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在毛泽东的心中,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看法却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5月的一天,深为毛泽东所信任和器重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中与邓小平谈话。毛泽东让汪东兴向邓小平转达他的三个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听完汪东兴转达毛泽东的意思后,邓小平表示,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见主席当面谈谈。
汪东兴把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邓小平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原来,一组(毛泽东处)秘书徐业夫要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转告邓小平,毛主席要找邓小平谈话。邓小平赶紧起身,没有带警卫员独自走了。直到黎明时分,邓小平才从毛泽东住地返回家中。邓小平告诉卓琳,主席问他20世纪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段的历史情况,他向主席详细讲了。主席批评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他向主席表示接受批评。看到主席态度缓和,批评得并不严厉,邓小平感到相当的安慰。
这年夏天,骄阳似火,但“文化大革命”的“温度”似乎比自然界的温度更高。7月中旬,毛泽东打算离开北京,前往大江南北“视察文化大革命”。临行前,毛泽东召开了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谈了自己此次出行的主要意图,并提出要再次在武汉畅游长江,同时处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周恩来为提前安排好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和处理武汉问题等事宜,乘专机飞往武汉。
毛泽东、周恩来不在北京,这使得江青等人失去了制约,更加肆无忌惮地掀起一系列“批判”刘、邓的狂潮。7月19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策动下,想搞“揪斗”的“群众组织”把邓小平夫妇带到邓家住地旁边的怀仁堂,说有事情要问。然后,开始对邓小平家进行抄家。这些“群众组织”首先到邓小平的办公室、会客室,然后到卧室,翻来翻去,却什么也没有搜查出来。原来,邓小平办公有个习惯,处理文件都是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内确实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造反派搜了半天,一点对他们有用的材料也没有找到,不免有些失望,便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8月5日,为庆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谢富治和戚本禹进行煽动,建议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声讨批判大会。同一时间,分别在住地组织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
中午,酷热难挨,一帮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冲进邓小平夫妇所在的居室,说是要开批斗会,把邓小平押到院子里。“打倒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等口号声响彻不断。“文革大员”们故意制造一种气氛,与天安门广场的大会相呼应。
63岁的邓小平由两个彪形大汉架着,他们用暴力迫使他弯腰低头,双臂后伸,在烈日暴晒下批斗了两个小时之久。
一个造反派吼道:“邓小平,你老实交代,你和刘少奇是怎样镇压学生运动的?”
“我同意派工作组。”邓小平不卑不亢、神态自若地回答说,“因为当时学校很乱,没有别的办法,经过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这件事,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也有责任。但当时还意识不到这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
“不准你诡辩!”一个造反派头目杀气腾腾地挥拳吼道,“我揭发你,你到今天还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顽固立场……”接着,造反派们声色俱厉地揭批邓小平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
造反派们还在院内架上喇叭,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批判大会实况放给邓小平听。批斗中,卓琳也被强行按下弯着腰。卓琳的眼镜让造反派给拿掉了,她低着头想看一下邓小平都看不清。批斗结束后,卓琳扶着邓小平走回屋里,看到邓小平脸色苍白,赶紧倒水让他喝,再扶着他躺下休息……
在邓小平被批斗的同时,刘少奇、陶铸在各自的院子里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刘少奇在批斗过程中,被造反派用小红书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仅穿着袜子;陶铸的额头被打出了一个大包。
抄家批斗后,邓小平夫妇开始处于软禁状态。这时的邓小平沉默、无言,整天没有笑容,但也没有显露出过分的激动和绝望。这一时期,邓小平有时还被迫根据一些造反派的要求为他人写证明材料。看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受到不公正待遇,邓小平愤然又无奈,他只有用坦荡的直言为同志的清白作出证明。
9月13日,刘、邓、陶的子女们突然接到通知,要他们立即收拾行李,离开中南海,住到各自的学校。邓小平的5个子女在学校的处境都很艰难,不久,邓榕和邓质方被学校赶了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有关方面安排他们到宣武门附近的两间屋子居住。奶奶夏伯根跟着孩子们来到这里,帮他们做饭,邓楠每月定时到中南海西门领取生活费。
屋子里条件十分简陋,生活用品一无所有,姐弟向公家借来床板和桌椅,买了煤炉。落难之中,他们有了这样一个家,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一些同病相怜的“黑帮”子女经常跑来,躲避风雨。寒冷的冬季来了,屋子里似冰窖一般,无法抵御严寒,邓榕和邓质方守在家里,紧靠着煤炉取暖,竟数次煤气中毒,好在房子漏风,又发现得早,没出什么大事情。
好不容易在这里找一个家,然而,好景不长。一些造反派听说邓小平的“黑”家属住在这里,便纷纷不请自来。造反派来了,还能干什么?不是批判就是抄家。他们要打倒邓小平,找不到邓小平本人,正好拿他的子女出气。他们来了,不管什么时候,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随时随地想来就来。来了,就是辱骂和吼叫,翻箱倒柜,标语与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有时还动手推搡人,打碎窗上的玻璃。
这一时期,邓林、邓朴方和邓楠在学校里面对的也是造反派无休无止无穷无尽让他们进行的揭发和检查。暴力可以强行把子女从他们的父母身边赶走,但不能夺去子女对自己父母的深厚感情。与父母同住在一城,却不能相见,这是一种多么难以忍受的痛苦!邓小平的儿女们常常怀着痛苦的心情思念着父母,也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忧伤不已。
随着批斗的深入,“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渐渐多了起来。1968年3月,中央建议在“贺龙专案组”内设一个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问题”的材料。毛泽东批示:可以。林彪圈阅表示同意。5月,“邓小平专案组”正式成立。至于“邓小平专案组”为何设在“贺龙专案组”之内,至今还是一个谜,毕竟“文革”中太多的类似事情无法说清道明。
新成立的“邓小平专案组”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工作,他们用极大的“工作热情”到处搜罗批邓小平材料,并想出一个点子,让邓小平自己写一份历史自传。邓小平用15天的时间,在冷静之中,通过撰写《我的自述》细细回顾、思考和总结自己的一生。他清楚地记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每一步脚印,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别人提出的每一个疑问和责难,对于自己的一生,不论功,只讲过。同时,像当时所有犯有“错误”的人一样,在回顾和“讲过”的同时,不得不再一次被迫违心地作出检讨。
在邓小平伏案撰写自传的同时,“邓小平专案组”也一点儿没闲着,他们开始起草一份关于邓小平“罪行”的“综合报告”。历时一个半月,九易其稿,有关邓小平“罪行”的“综合报告”初稿终于出笼了。7月25日,专案组全体成员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专门向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作详细汇报。之后,他们又连续作战,仔细从头研究修改,“综合报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定稿,计1.5万余字。
当“邓小平专案组”把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迅速上报由林彪集团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后,在康生、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秀川等处传阅一圈。康生批示:“争取尽快送呈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中央文革各同志审阅。打印五十二份。”但“综合报告”最终被周恩来等同志“冷落”在办公桌上。
在“邓小平专案组”揭发邓小平“罪行”时,邓家长子、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处于苦闷之中。一次,他偶然在校园里遇到同窗好友,就一同散步到颐和园的后湖。坐在山腰的树林里,喝了一通酒后,邓朴方直言道:“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邓朴方吐出的这番酒后真言,被北大的造反派聂元梓一伙所掌握。此时正值1968年“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邓朴方的言论被列为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受到聂元梓一伙的重点专案追查。他们把邓朴方秘密押在北大东门外一座灰色的大楼里,企图诱胁他说出更多类似酒后真言的言论,并把这些言论强加到邓小平、卓琳和其他老革命家身上,以便加重对邓小平等人的迫害。为达到罪恶目的,聂元梓等人不惜采用各种卑鄙手段,使邓朴方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立。在长达四个月的监禁中,邓朴方坚贞不屈,使造反派一无所获。他们加紧了对邓朴方的审讯和残酷迫害。
无法忍受的邓朴方,只能以死抗争。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写完绝命书,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1腰椎和第12胸椎骨折断了,下肢顿时失去了知觉,落下了终生残疾。
这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人员共有133人,但其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仅有59人。就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在这次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但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而未能得逞。
正因为毛泽东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这让林彪、江青一伙心存揣测和不安。于是,他们指使“邓小平专案组”加紧进行工作。很快,专案组赶赴陕西、上海、安徽、江西、广西、湖北、四川、广东等10多个地方进行查证、审查或提审相关人员。仅赴广西小组的3人,在不到两个月里,就跑了4个地区、22个县,提审调查了200多人。当然,北京的也没闲着。
在调查中,“专案组”面对的时常是一些老同志、老将军。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共产党员,对于“专案组”用心险恶的查讯,有的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回答,有的则干脆回避或不予理睬。
可以说,“专案组”的工作是相当卖力的。但是,在辛辛苦苦反反复复大量进行调查后,他们在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写的一份报告中,不无遗憾地说:“关于邓小平的历史问题,经反复查档、调查,到目前为止,除了入团、转党问题尚未找到直接人证,以及一些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外,还没有查到有被捕、叛变、通敌等重大问题的线索。”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九大代表由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甚至个别非党员也成了代表。当时,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和基层党的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根本没有恢复,相当多的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仍被审查,甚至被监禁。
在中共九大上,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报告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肯定下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更加系统和完整。报告把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还破天荒地写上了关于确立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一段话。
会后,召开九届一中全会,会上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文革”先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康生、谢富治,以及林彪死党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叶群等林、江两大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据了政治局半数以上的席位,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名正言顺地执掌了大权。
中共九大的召开,邓小平是从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中知道的。虽然邓小平再一次被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以40多年的政治经验,邓小平深知这一处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奥。他心想,只要没有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着今后恢复工作、为人民服务的可能性。
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邓小平的子女们同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样,离开城市,到农村参加劳动。除大女儿邓林在中央美院毕业,未被分配工作,仍被迫留在学校没完没了地交代父亲的“罪行”外,邓楠、邓榕、邓质方分别去了陕西、山西的山村插队劳动。于是,邓家就这样被“文革”的狂风恶浪冲得四散飘零。
以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为由,林彪签署“第一号令”而实行“战备疏散”。于是,邓小平被遣散到个人革命生涯中第一次起落所发生的地方江西。
1969年3月,苏联军队数次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指战员,制造了严重流血事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中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各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备工作。
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将此作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从北京疏散到外地。朱德、董必武被疏散到广东,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陈云、王震等被疏散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被疏散到河北。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刘少奇重病在身,早在7月9日医生会诊他的病情时就提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但刘少奇仍是转移的重中之重,就在林彪发令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就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一个壁垒森严的天井院中,并有一个排的武装部队看押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20多天后,即11月12日,刘少奇含冤而逝。
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要被送往江西南昌,被打成“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陶铸要被送到安徽合肥。其实,林彪发布“第一号令”的用心是险恶的。聂荣臻元帅曾说:“实质上这是林彪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以备战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他篡党夺权扫除障碍。”
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毛泽东曾对他指示:“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在紧张的战备气氛中,要准备打仗,中央安排疏散,毛泽东也要到外地去。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想让汪东兴留下,帮助做疏散工作。毛泽东批准汪东兴留下10天。这样,和邓小平等谈话的工作,就落在汪东兴身上。
10月的一天,汪东兴带着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来到邓小平家。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员疏散到外地,安排邓小平夫妇去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他们去工厂劳动锻炼。听到疏散的消息,邓小平感到很突然,他想了一下,向汪东兴提出,他的继母夏伯根自从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想带她一起去江西。对于这个请求,汪东兴当即表示同意。最后,邓小平说,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表示可以。
于是,邓小平夫妇心里踏实多了,加紧准备离京事宜。他们不知道,为了安排好他们的江西之行,老战友周恩来正亲自进行着详细的部署和周密的安排。
10月18日上午8点,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铃响起,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拿起听筒,一听是周恩来总理的声音:“邓小平夫妇二人也要到你们那去……主席在九大上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先到农村锻炼下。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了,也是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下去一段再上来。收房费也适当照顾点。”
程惠远不敢怠慢,稍作准备,即向离南昌350多公里的婺源县奔去,向正在这里下乡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汇报。
当天晚上,在下榻的景德镇招待所,程惠远又接到一个非比寻常的电话,电话传达了林彪下达的“第一号令”,并指示,从北京疏散下来的“走资派”,在江西接受监督劳动,不日即到江西。
两个电话,两种精神,程惠远哪敢再事休息,遂星夜兼程赶到婺源县,向程世清汇报了一切。
程世清对林彪的拥戴,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他写的《到林彪副主席家里作客》一文极尽能事地讴歌了林彪俭朴的生活。他斗胆在《伟大会师》的油画上让林彪取代朱德,作为第二号人物与毛泽东会师。程世清的所作所为赢得了林彪的信任和重用。
正是考虑到程世清同林彪的这层关系,周恩来才抢先一步打来电话,并特意加上一句:“主席在九大上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周恩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先和程世清打个招呼,使其不敢肆意地对邓小平夫妇施加迫害。
周恩来的这一着果然见效,聪明的程世清很快表示:“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以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劳动。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了之后先安排在滨江招待所,然后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到赣州去。至于陈云、王震到什么地方,可同他们俩做具体商量后再定。不管他们住在哪儿,我们都负责装上暖气……我们一定保证他们人身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揪斗他们……”
周恩来原则上同意江西的安排,但对邓小平去赣州有不同意见。周恩来认为赣州远离南昌,交通不便,条件较差,因此建议把邓小平安排在南昌郊区。至于住房,他提出,让邓小平住一幢两层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家独院,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程世清与有关部门商定,将邓小平夫妇安排在南昌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住在工厂附近的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现改为陆军步兵学院)的一幢两层楼里。
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左)和卓琳在一起
对于江西,邓小平并不陌生。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起落就发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江西,并一直延续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直到遵义会议前夕,他才得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即将离开北京、前往江西的时候,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接受中央对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主席做出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主席和党中央。
邓小平知道,这次离开北京,虽然算是结束了被囚禁的状态,但在千里之外的江西,与中央和毛泽东的距离就远了。离开北京之前,他写信给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要通过汪东兴将信息传递给毛泽东。正如邓小平所愿,汪东兴转呈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也看到了邓小平这封信。
10月22日清晨,从中南海驶出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向机场驶去。车上坐着三位老人与一位姑娘,这就是邓小平夫妇与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还有一位是邓家长女邓林。他们都靠在座位上一言不发,路边一条条“打倒‘刘邓’黑司令部”之类的标语映入眼帘,他们仿佛没有看到。
机场到了,三位老人分别在邓林的搀扶下从吉普车里出来。这是一个不大的军用机场,上面停着一架机号为3287的老式伊尔-14型军用飞机。到了分别的时候了,邓林望着父亲、母亲和奶奶三人从一个临时架上的简陋的舷梯上了飞机。邓小平到了飞机舱口,回首望了望,似乎是想再看一下北京。但在视线之内,除了一个空旷的机场,什么也看不见,他回头即进了舱门。
飞机起飞了,穿过翻滚的乌云,向着南方飞去。邓小平坐飞机的次数数不清了,作为总书记,他总是到处奔波。但这次坐飞机,他的身份很特殊。透过机舱的舷窗,望着变幻莫测的云团,邓小平心里不禁感慨万千。
此时的卓琳同夏伯根坐在一起絮絮细语,她们心中最不放心的是长子邓朴方。大凡父母,总是把更多的爱献给不幸的子女,卓琳一想到病卧在301医院的儿子大小便失禁无人照看,生活无着落,便心如刀割,愁泪涟涟。老大邓林在大学毕业后还未分配工作,不知是否还要被迫没完没了地交代父亲所谓的“罪行”。邓楠、邓榕、邓质方也受父亲问题的牵连,尚未成年便下放到边远的陕西、山西农村,连信也没写一封。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啊!
邓小平此刻则似乎没有陷在儿女情长之中。他将目光收回后,闭目沉思着,考虑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起什么作用,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么一场破坏力如此大的运动。他暂时不理解,需要深一步地考虑,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徐徐降落在南昌向塘机场。三位老人顶着深秋的寒风走下舷梯。邓小平走下飞机,坦然地再次踏上江西这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他已经经历了一个起落,那是近40年前的事了。40年后,他更加成熟了,还会怕那些风风雨雨和惊涛骇浪吗?
身着解放军军装的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秘书们早已恭候在机场,见邓小平走下飞机,便把小汽车开到舷梯旁,同北京来的、在飞机上负责安全的解放军讲了几句话,请邓小平等人上车。这时的南昌大街小巷还残留着造反派搞武斗的痕迹,这个曾经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革命历史名城如今被乌烟瘴气笼罩着。透过车窗,邓小平看见大道两旁层层叠叠的大字报,只见自己的名字被惯用的符号涂抹着。他无奈地笑了笑。
小汽车在江西省委第一招待所停下,工作人员将邓小平一行安排在招待所二楼的一个套间里休息。在这里,邓小平住了3天。
不多久,江西省革委会选派黄文华为邓小平的管理秘书。他在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秘书赵子昌的陪同下,来到省委第一招待所二楼和邓小平夫妇见面。赵子昌向邓小平介绍:“这就是省里派来的管理秘书黄文华,以后一切生产劳动、学习材料、生活上的事情都由他负责。”邓小平望了望这个省军区干事,没有任何表情。黄文华第一次看清,这位号称“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人,沉默中有一种令人猜不透的力量。
三天后,邓小平一行乘车离开省委第一招待所,车很快进入八一大道。这条马路在当时仅次于北京的长安街,这种气魄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邓小平在车上打量着这么宽阔的大道,大道两边同样被大字标语装饰着,自己的姓名不是倒写着,便是打着红叉。
车出八一大道驶上八一大桥。黄文华向邓小平介绍:“这就是八一大桥,桥下是赣江,赣江流向鄱阳湖,我们住的地方距离这里约有8公里。”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这条江,30多年前,他同红军一道,跨过这条江。他更欣赏鄱阳湖,这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泊,她的胸怀是那么宽阔,容得下长江的奔流。
车经长凌,来到望城岗。因此处地势略高,可看见南昌城的轮廓,由此得名。在望城岗的旁边便是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此地原是江西省的最高学府旧中正大学的校址。这个步兵学校的校长徐光友少将,原在省里支左。程世清来后,他便调走了,他的住房被称为“将军楼”。
车在学校的大门前停了下来。黄文华跳下车,同执勤的解放军战士简短交涉后,车开进学校。顺着一条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绕过学校办公大楼,沿着红壤夹着石子的小路走上一个小丘,即可看到一圈比人还高的绿色冬青树环绕而成的院墙,冬青树内还有一排竹篱,是一处幽静怡人的地方。清洁的水泥路面,不见枯叶,路边是修剪得很整齐的绿树和草坪,校舍掩映在绿树丛中,红墙绿瓦时隐时现,蝉鸣鸟语,自得其所。
卓琳见了这般景象,心中略为舒展。
进了“将军楼”的院子,邓小平一行下了车。他们开始打量这幢新居。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楼下除大厅之外,两边只有两个单间。院子是用篱笆围起来的,院内种满了梧桐和各种花草,同城市的喧闹形成鲜明的对比。
按照黄文华的安排,邓小平夫妇和夏伯根住在右边楼上3间房子,邓小平夫妇住在一个套间,里面住人,外面为会客室。夏伯根住在靠着卫生间的后屋。黄文华自己住在楼下靠右边的房间,正对着上面邓小平夫妇的房间。黄文华的房间装着一部电话,有什么情况随时可向上级报告。黄文华的左侧的房间是解放军战士贺福柱的卧室,他的任务是负责代邓小平夫妇到望城岗买菜。邓小平夫妇由于特殊的身份,上街是不准许的。
三位老人住下后,就各自的情况做了一些生活分工。邓小平虽已65岁了,却是唯一的“壮丁”,重一些的活儿全由他做,如拖地板、劈木柴、砸煤块等。卓琳年龄最“小”,只有53岁,但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轻活细活就由她做,如扫地、擦桌、洗衣、缝纫。夏伯根虽已年近七十,但她惯于操劳,身体尚好,且最善做饭,因此生火、做饭和与厨房有关的各类事务,均由她全权负责。三位老人相互体贴,相互照顾,相濡以沫,互敬互爱,把羁旅生活过得充实又充满了生命力。
经过一夜的休息,迎来了监护生活的第一个黎明。这天一早,曙光初照,邓小平被院内欢唱的小鸟所唤醒。他珍惜这充满活力的早晨,尽管仍很疲倦,还是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披衣走出楼房。院内空气湿润,楼前4株月桂散发出阵阵清香,花朵在晨光中摇曳,小鸟在树枝上快活地跳来跳去,蝉儿耐不得寂寞,一声声鸣唱着。邓小平舒动筋骨,迈开大步,在庭院散起步来,园子毕竟太小,邓小平想到外面走走,到院门,见外面还有两名解放军战士站岗。解放军战士见状,警惕地看着他,身后传来“不准出去”的声音。邓小平心中一震,这才清楚此刻自己是被监护着。也罢,他索性在院内走个痛快。
从这天起,邓小平开始了他三年多流放在江西监护劳动的生活。从此,一个小厂、一座小院同一位伟人联系上了。
每当夜深人静,那纷至沓来的不平与痛苦,诸如个人的灾难、家庭的变故、人民的不幸、国家的动乱,一桩桩、一件件,不停地在邓小平脑海中翻腾,使他难以安眠。邓小平刚进“将军楼”,就提出睡眠不好,要黄文华弄点眠尔通(也称“安定”)、非那根(一般指盐酸异丙嗪)之类的安眠药,以助睡眠。他不仅晚上睡觉,就是午休,也要靠安眠药,药量还较大。黄文华一度很不放心,生怕有意外。后来,黄文华采取了一个办法,药片由他保管,按顿送,并要邓小平当他的面服药……
新来的“工人老师傅”竟然是所在小厂厂长20多年前的老首长。由于他的劳动态度、钳工技术和平易近人,工人们很快对他熟悉起来,亲切起来。
邓小平住进“将军楼”后,花了四五天时间安排家务,一切大体就绪,生活开始正常了。每天,战士贺福柱到望城岗买青菜、大蒜、韭菜、辣椒等蔬菜。夏伯根每天在厨房做饭、炒菜,饭菜自然完全是四川口味,三个老人吃得可口满意。
一天,邓小平急切地向黄文华提出要到工厂去参加劳动。黄文华见邓小平执意要提前去厂里劳动,便说:“这两天天气不好,如果明天不下雨,明天就去劳动,你看行不行?”“行!行!”邓小平连连回答,并进一步问,“明天什么时候去?”黄文华考虑了一下,说:“明天上午8点钟吧。工人是7点半钟进车间,我们就8点钟吧。”
其实,在安顿好邓小平夫妇的住所之后,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昌奉以及办公室主任程惠远便专程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向厂革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罗朋布置任务。陈昌奉曾给中央领导人做过警卫,深知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是安全。因此,到了厂里他便开门见山、加重语气地对罗朋说:“你是厂里的主要负责人,现在省革委会经过研究决定,把重要任务交给你们厂。”
“什么任务?”罗朋当即紧张起来。陈昌奉说:“中央决定把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派到江西劳动。省革委会决定把他安排在你们厂。具体任务有三项——一是确保安全,不是99%,而是100%的安全。他进了厂区,由你们负责;如果在厂里出了事,首先唯你是问。二是车间的劳动由你们安排,每天三四个小时。三是关于如何对待问题,中央对他未作什么决定。至于称呼,既不能叫同志,也不宜叫名字,就叫老邓。”
事有凑巧,罗朋竟是20多年前邓小平的老部下。他1945年曾在晋冀鲁豫军区任政治部教育科副科长,多次聆听过邓小平的报告,对这位首长留有深刻的印象,并油然而生崇敬之情。他万万没有想到相隔二十几年后与老首长会在这里重逢,而且是在这样的境遇中相逢。他绝不相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出生入死、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的老首长会反党,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罗朋下决心要保护和照顾邓小平夫妇,不管将来如何,在他管辖的这个范围内,在这段时间,要保证首长的安全并尽可能不使之受到任何冲击和刺激。
11月9日清晨,邓小平夫妇早早起来,吃过早饭后,一起出发去工厂劳动。为了方便劳动,到江西后,他们让黄文华帮忙,为每人准备了一套蓝涤卡工装。他们身着工装,脚穿黄色军用胶鞋,完全像两位老工人师傅,不注意的话,谁也不会发现这是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夫人。
邓小平夫妇在黄文华的警卫下,从“将军楼”出发,沿着红壤夹着石子的山坡路往下走,绕过步兵学校的办公大楼,再沿着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走出步兵学校大门,便是通往南昌市的公路,约莫走两公里再向左拐两百米许,就进入厂区。
邓小平环顾四周,感到有一种和街上别样的环境。这是个小厂,路面干干净净,厂房的四周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字报。邓小平和卓琳相互对视着。原来罗朋在邓小平到来之前已经和其他厂领导商量决定,要以大扫除的名义把厂房内外、各个车间内外,有关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全部撕掉、洗净,有的洗不掉的用石灰水刷,为的是不让邓小平受刺激。而且罗朋规定,任何人不准在厂里喊“打倒邓小平”之类的口号。
邓小平一行来到位于厂房大门右侧的党总支办公室。罗朋一见,赶忙起身,眼前这位“老师傅”不就是自己当年的首长吗?于是他热情地招呼邓小平夫妇就座,倒茶递烟,简单地介绍厂里的情况。罗朋说:“这是一个小厂子,只有80多个人,任务是修理农机配件,生产还蛮好的,工人干劲蛮大。”罗朋讲到这里用手指了指对面的一间空房子说:“这间屋子原来是办公室,现在专门腾出来给你们俩用,将来劳动累了,或者遇到不舒服的时候,就到这间屋子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可以及时与我联系。”
随后,罗朋悄悄告诉邓小平:“我在晋冀鲁豫军区工作过,曾是你的部下。”言下之意,他对邓小平仍怀有部下对老首长的敬仰之情,请他放心。邓小平听了以后微微地点头,脸上露出了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邓小平问:“这个厂有没有红卫兵?”罗朋告诉他:“厂内老工人多,一心搞生产,没有红卫兵。工人们都很本分。你放心。”
邓小平所在的修理车间负责人姓陶名端缙,是厂党总支委员。像当时不少工厂那样,这里按部队的连、排编制,车间主任就称排长。陶排长厚道直爽,人很和气又很心细。早在邓小平夫妇到厂劳动之前,罗朋就对陶排长说:“老邓到我们厂来劳动,我们这里劳动条件和安全条件都差,你在车间是直接管理的,一定要认真负责,每个人的思想工作都要做好,这对保护老邓有利。你一定要处处关照老邓,政治上设法消除他精神上的压力,生活上尽力让他觉得方便。你千万不要出差错,一定要知道坏人还是有的,出了差错你我都要受处分不说,而保护老邓的事情就要受挫折。”
邓小平来了,引起了工人群众极大的关心。过去,他们仅仅从电影、图片、报纸上见过邓小平,当年的邓小平总是同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出席重大会议,会见外宾,发表重要讲话,制定重大国策。在这个小厂中,人们很少有机会外出,更难以有人上北京,他们把亲眼见到邓小平这样的大人物视为人生的一大幸事。工人们仔细打量研究邓小平,想从他的身上看出他不凡之处。
一头整齐的短发,一双有神的眼睛,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身材不高,腰挺直,穿着普通工作服的邓小平蕴含着一种特有的气质。陶端缙见邓小平夫妇来了,赶忙放下手中的活,用棉纱擦拭手上的油污,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来。罗朋在旁作介绍,邓小平同陶排长握手。
之后,陶排长搓着那双粗糙的大手,讷讷地说:“我们修理车间有四个班,其中三个修理班,一个电工班,我们根据厂里的安排,先让你清洗零件。现在可以说进入冬天了,可能有些冷,你先试试,不行再说。”邓小平略略点头,表示同意。这时,工人师傅们纷纷围了上来,那温暖信任的目光融化着邓小平心中的寒冰。
陶端缙把卓琳分配到电工班,这个班女工多,卓琳显得十分高兴。在电工班,有一位叫程红杏的年轻女工,热情地招呼卓琳坐下,比画着告诉她如何拆线圈、如何洗线圈。
邓小平卷起袖子,按照工人师傅的指点,把要擦洗的零件放进盆里泡上,便蹲下来清洗起来。他干得非常认真。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感到两腿发麻,想站起来走一走,但却直不起身来。一直在关注他的陶排长马上过来扶起他,让他坐在椅子上休息。陶端缙心里埋怨自己,老人不宜久蹲,自己怎么会没想到呢?
不久,陶排长用探询的口气问:“老邓,你的眼睛怎么样?”邓小平不知什么意思,随口答道:“行,还行。”陶排长是想照顾邓小平,让他只看看图纸,所以高兴地说:“你看图纸行吗?今后只要看看图纸就行了。”邓小平却为难了,说眼睛还行是相对而言的,图纸怎么能看呢?于是他说:“恐怕不行,线太细,看不清楚。”
陶端缙在心里盘算后,又想出了一个活,但又没把握,就试探着问:“老邓,让你锉零件怎么样?”“这个要得,锉刀活,可以出出汗。”邓小平十分高兴。
于是,陶端缙给邓小平准备了一个工作台、一个工具柜,邓小平坐在工作台前,熟练地拿起一把锉刀,有板有眼地锉起零件来。
陶排长本来有点担心,这是个技术活,老邓行吗?但他看老邓锉了几下后,马上放心了,邓小平那一招一式,足有四五级工的水平。他不禁赞叹:“老邓,你的锉刀活蛮结棍,真有功夫。”邓小平听不懂他的话,忙把耳朵侧过来问:“你讲啥子呀?”
陶端缙笑了,说:“我们新建县人说蛮结棍就是蛮不错的意思,我是讲你的钳工手艺很好。”邓小平笑了笑,低头继续锉了起来。
说起来,邓小平干钳工,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1925年,在法国的雷诺汽车厂,邓小平从学徒做起,成长为一名技术熟练的钳工。当时他已经走上革命的道路,怎么也不会想到,钳工手艺在40多年后还能派上用场。
尽管罗朋在全厂大会上宣布,不许把邓小平来厂的消息透露给任何人,包括家人,并成立了安全保卫小组,还派了一名老党员把门,以防造反派来闹事,但是造反派也在千方百计地打听邓小平的下落。一天,有几个人在厂子周围转来转去,鬼鬼祟祟地问工人:“听说邓小平在你们厂劳动?”工人回答说:“不知道。”工人的敏感性很强,回厂后马上把这一情况向罗朋汇报。罗朋立即召开厂保卫小组会议,说:“最近有些来历不明的人在打听老邓的下落,要提高警惕。绝对保证老邓的安全,这是总理的指示,要把它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地执行。保卫小组的人回去一定要告诉工人,不管什么人问老邓的下落,一句话,不知道。这是一条纪律,任何人不得违反。”
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钳工台
但是,要做到绝对保密是很难的,尤其是对当地的造反派保密就更困难了。再说在那个造反派可以横行无阻的年代,很多规定对他们来说都形同虚设,说砸烂就砸烂,说推翻就推翻。有一天,厂门口突然开来几辆大汽车,车上站着耀武扬威的造反派。领头的跳下车,气势汹汹地说:“我们要见邓小平!”
“你们不能进!”把门的老党员站在车前理直气壮地说。“你算老几?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派,你们还要保他,你们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造反派头头不可一世地说。
造反派与工厂门卫“短兵相接”的情况,有人很快报告了罗朋。他闻讯赶来,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和省革委会保卫部的指示,任何单位的汽车都不能进厂。”“你们这是包庇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严重地丧失立场!”造反派有恃无恐地吼叫着。但罗朋毫不退让,造反派最终还是灰溜溜地走了。
从北京来到江西,从中南海来到新建,尽管邓小平对任何境遇都能采取达观的态度,但这毕竟是陌生之地,一开始他很少说话,但渐渐地他感受到了温暖,感受到了工人的忠厚和善良。邓小平和工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工人生活上的困难敢向他反映,年轻人对国际形势中不解的问题敢向他提出,邓小平自己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找陶排长。在工人眼中,邓小平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在邓小平心目中,工人师傅是他在危难中可以依靠的朋友。
邓小平把劳动当作可以锻炼身体的途径。到车间后,他总是很有礼貌地与工人打招呼,之后就埋头干活。虽然劳动强度不是很大,但他经常干得满头大汗。毕竟是近70岁的老人了,师傅们劝他休息,他说:“出出汗好!”工人看到他这样,很是同情,也更加尊重,因此处处关心他的安全,尽量为他提供方便。
为了确保邓小平劳动的安全,陶端缙每天都要提前20分钟来、晚20分钟走,为的是把邓小平工作台的周围检查一遍。他说:“万一有人安放炸弹,就先把我炸死。”
邓小平的活干得精到,但是他觉得自己还是手生了,因此在劳动中非常注意向工人学习,钳工技术也在工人的帮助下日臻完善。一次,车间分配邓小平修理拖拉机的花键轴。花键轴上面有六个瓣,有套子,不标准,老对不上,加上没有间隙,邓小平锉了很久,累得满头是汗,还是对不上。工人梁永刚发现了,便走上前来告诉邓小平应该怎么锉,并锉了一个给他看,结果套上去试了一下,对上了。邓小平说:“好!我来试试。”后来,他干起来顺当多了,速度也快多了。他高兴地说:“还是熟能生巧。”
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的钳工技艺愈加熟练。每当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邓小平就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邓小平曾和厂技术员余克钧一起,进行一种名叫丝攻绞手的工具夹的试制工作。在试制过程中,余克钧在做完丝攻绞手的主体毛坯活后,便交给邓小平过目,请老邓指出哪里不合格,哪里需要返工。邓小平和余克钧配合默契,经过两周的苦战,一种新的工具夹终于试制成功了。这个工具夹由一个绞手主体、两个X型夹块和两个手柄组成,全部利用废角料加工而成。使用这种工具夹,可以成倍提高加工零件的工效。当工人师傅们纷纷前来祝贺时,邓小平把余克钧推到前面说:“这都是小余的点子,应该表扬他。”
每天,邓小平夫妇在黄文华的引导下,步行到拖拉机修造厂。尽管有公路相通,但是要绕一个弯,多走一些路。而且公路上人来车往,邓小平夫妇每天上下班,总是不太安全。这件事让罗朋犯了难。怎么办?派车不可能,别说厂里没有小车,有车的话也不能天天接送,这样被造反派知道了,小报告打上去,对工厂对邓小平都不利。天天派人护送也不行,这样更引人注目。可是没有小路怎么办?突然,罗朋的眼睛一亮,对!自己来修一条。
罗朋找来陶端缙,搬来一个梯子,架在厂区的围墙上。罗明上了梯子,向步兵学校方向看去,中间是一片山坡,还有几块耕地。他发现,如果从围墙上开一个小门,然后修一条小路直通步兵学校的话,路程会短得多。
说干就干,罗朋和工人们拆开围墙的一个口子,安了小门,门上配了锁。然后,又沿围墙西侧的山坡修了一条小道,直通步兵学校大门。工人们铲除荆棘,平整地面,加宽田埂,整整干了一个星期,修了一条一公里多长的小路。
路修好后,罗朋和陶端缙试走了两次,每次约莫20分钟,比走大路近了不少,他们放心了。于是,邓小平夫妇不用再绕弯子从工厂大门进了,每天早晨7点45分,他们准时踏上这条小路去上班,中午11点半又准时从这条小路回家,风雨无阻。
不久,两位老人的脚步就把这条路踩得结结实实。工人们把它称为“邓小平小道”。
一天中午下班时,邓小平走在小路上不慎绊了一下,跌了一跤。黄文华尚未来得及扶上一把,邓小平便自己爬了起来,拍去身上的泥土,倔强地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第二天,车间的工人敏锐地发现邓小平没有来上班,意识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后来工人们才知道他在小道上摔了一跤,跌得不轻。陶端缙知道后,马上带领工人把小路又修了一遍,尤其对不平的地段进行平整,他们不希望邓小平再有什么闪失。
工人们把对邓小平的敬爱,都化作默默的行动。上厕所这样的小事,他们也注意到了。
车间离厕所有一段路,邓小平去上厕所时,工人们不放心,每次要派两个人当“保镖”。一次两次不算什么,时间长了,就觉得有点别扭。邓小平在前面走,后面跟了两个人,像押犯人似的。陶端缙想出一个办法,为老邓专门修一个小便池。
很快,在车间的墙边垒了一道小墙,砌好了一个小便池,离邓小平的工作台只有60米左右。为了保证便池的卫生,车间还安排了工人每天提水冲洗。
失眠是痛苦的,邓小平每天靠安眠药入睡。1970年1月1日,邓小平向黄文华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服用安眠药了。”
这是需要毅力的,但邓小平确实做到了。在停药的同时,他加强了锻炼。每天上午,他要步行到工厂去,一个来回约走5000步。午睡起床后,他要在院子里再走5000步。
每天1万步,持之以恒。每当家人看到他微低着头,挺起胸膛,迈着大步轻快地走路时,总会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激励着。一天,他刚刚走完5000步,步履轻盈地走上台阶,黄文华正好站在台阶上。他看邓小平心情不错,便问道:“老邓,你来江西劳动几个月了,身体坚持得了吗?”
邓小平轻轻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兴冲冲地说:“先作一个5年计划,不行再加5年。”他做了一个扩胸动作,接着说:“估计我这个身体坚持10年还是可以的,绝不是下乡镀金,要长期劳动下去嘛!”
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是那么爽朗。
为了养家糊口,三位老人只得在所住的院子里开荒种菜,自力更生。在无助的岁月里,浓浓的亲情、友情,诠释着一种崇高而朴素的爱。
邓小平到江西后不久,一家的经济生活发生变故——工资停发,改发生活费,其余部分由中央办公厅财经处代为保管。邓小平属行政2级,每月工资在刚来江西时仍与被打倒前一样404元,卓琳属12级,每月120元,每月合计524元。但到1970年1月起改发生活费,并规定邓小平的标准为120元,卓琳60元,夏伯根25元,合计205元,一下子降了一半多。
根据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一个人在政治上错误的升级必然同经济发生某些联系,而经济上制裁又证明着政治问题的升级。卓琳接到这份工资单,心情最为沉重,一方面担心邓小平的问题升级,一方面为经济上的损失而一筹莫展。全家就靠这工资生活,远在贫瘠地方插队的子女也需要父母的帮助,老大邓林大学毕业,尚未分配工作也需要家里寄生活费。
看到卓琳一脸愁容,黄文华也有些着急,这一家子的情况他也清楚。为此,他专门跑了一次南昌,从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组组长赵子昌处了解到,只是由工资改发为生活费,并不是政治问题的升级。他把这个意思转告卓琳后,卓琳轻松了许多。而邓小平就像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似的,毫无表情,不为所动,以不变的心绪对付社会上的万千变化。
从这以后,邓小平一家的生活水准明显降低了。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牌烟不抽了,改抽“前门”牌烟,爱喝的酒也降级了,改喝普通米酒,有时甚至自己酿酒。
有一次,卓琳对很要好的工友程红杏说:“你能不能搞到好酒药?”程红杏说:“行。”于是,她帮卓琳买来上海酒药。卓琳悄悄地对程红杏说:“老爷子爱米酒。”程红杏又问:“糯米有吗?”卓琳摇摇头。于是,程红杏又帮着买来糯米,并传授酿酒的要领。没过多久,卓琳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
有一回,程红杏到“将军楼”去看卓琳,正好看到夏伯根要把一碗菜汤倒掉。邓小平发现了,拦住老太太。老太太嘟囔了一句:“馊了,还不倒掉?!”程红杏凑上去闻闻,味道确实不好了。邓小平却笑了笑,说:“煮开一下,还能吃。”
一天早晨,邓小平到厂里来上班时,手里拿了一个脸盆。到了车间,他找到陶端缙说:“陶排长,我这个脸盆底漏了,请你帮助焊一下。”陶端缙接过脸盆一看,呀,脸盆底看起来早就漏了,用一个棉花球堵起来了,棉花已被铁锈染成了黄色。见此,陶端缙心里挺不是滋味。
焊好后,陶端缙又让车间的工人涂了点油漆,并亲自送到邓小平家里。见到卓琳,陶端缙开玩笑说:“你们两个人一月工资好几百,脸盆坏了还不买新的?”卓琳笑着说:“现在修修还能再用,对付一阵子,到不能用时再买新的。”这时的陶端缙还不知道,邓小平夫妇的工资早已停发,改发生活费了,并要负担五个子女和老人,经济上并不宽裕。
邓小平夫妇在平时原本就相当俭朴的生活开销上,进一步节省。每天以素菜为主,一个星期只吃一次猪肉。最明显的变化要算是邓小平夫妇开荒。两位老人下班后,利用中午时间在院内两边开了4块地。邓小平用锄头把地修成垄分成畦;卓琳搬个小凳,坐在上面一点一点往外捡石头砖头;夏伯根再把涮锅涮碗的水,全都倒在地里。不多久,从边远农村来探亲的小儿子邓质方(飞飞)也挥锄开垦。新开的菜地,散发出阵阵泥土的清香。
干过农活的黄文华看出,邓小平干起开荒种地的活来很有招式。其实,邓小平早在担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时就干过不少农活。当时,为了尽快地把农业生产搞上去,邓小平在各县组织春耕生产委员会,并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奔赴生产第一线,扶持贫困户,狠抓春耕生产的落实。他还亲自犁田、耘禾、耙田、施肥,最艰苦的时候还以人代牛,拉动犁铧。县委书记的举动鼓舞了三县人民,他们一鼓作气,夺得了好收成,支援了前线英勇杀敌的红军。在延安、在太行山,邓小平也开过荒。艰苦的革命经历,给了邓小平应对各种困难的能力。现在,邓小平要在自己所在的院内开荒。
邓小平夫妇在4块新垦的荒地上,种上小白菜、西红柿、大蒜、丝瓜、南瓜、辣椒、茄子等。每天早晨起来,他们施肥、浇水、除草,两三个月后,4块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着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邓小平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一次,邓小平情不自禁地喊道:“卓琳呀,快来看,丝瓜又开花喽!”卓琳正在厨房里忙着,听到喊声忙从厨房里快步走到院子里的菜地边,看到邓小平高兴的神色,不解地问:“老爷子,你高兴什么呀?”
“你看,丝瓜开花了,结了小丝瓜喽!”邓小平说到这里,心里憧憬着,一串串的丝瓜挂着晶莹的露珠,在晨风中摇荡。
“又要有丝瓜吃喽!”邓小平挑起水桶,依次浇灌着每一垄菜地。这时,夏伯根就帮着搓草绳子,搭建瓜棚,让丝瓜、苦瓜、南瓜、冬瓜的藤好沿着草绳,攀上棚栏栅或栅顶。
不多久,他们精心喂养的几只鸡也开始下蛋了。这几只鸡,仿佛通人性似的,一看到邓小平夫妇劳动回来,就咯咯地跟上前来,仰着脑袋,要求主人喂食。邓小平夫妇总是高兴地满足它们的要求。几只稍小的鸡在院子里叽叽叽叽叫得欢,原来空旷的院子,一时充实生动起来。有一天晚上喂食时,发现有一只母鸡还没有入窝,夫妇俩找了好久,直到深夜才在一棵树蔸下找到。
听到长大的鸡下蛋时咯咯嗒的叫声,看到瓜棚上缀满的菜花及土中嫩绿的青苗,邓小平夫妇收获着说不出的喜悦。
远在山西插队的小儿子邓质方回来探望,邓小平夫妇自然感到无比欣慰。小儿子长壮了,也晒黑了,比原来成熟了,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他强健的体魄。邓小平夫妇和夏伯根看在眼里,乐在心头。对邓小平来说,儿子的探亲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他与外界隔绝多时,儿子可以给他带来他想知道的多种信息。他认真仔细地听儿子讲述,时而高兴,时而忧虑。世事的发展已经进入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各地都在打派仗,忙着夺权。这对于邓小平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可是能听儿子讲外面的情况,交谈对一些事物的看法,这就是邓小平此刻生活中最大的幸福了。然而,幸福的时间太短,仿佛刚刚相见便要分离,转眼儿子已到了归期。
1970年3月12日,邓小平仍旧沿着“邓小平小道”来上班。尽管他像往常一样默默无语,但心中却隐隐作痛,因为就在这天,邓质方就要返回插队的边远山村。儿子的离去,给老人带来了缕缕忧思。
心情不好,劳动又紧张,一把锉刀在邓小平的手中来回锉,他的额头流下了汗珠。突然,他眼冒金星,一下子昏倒在地上。这可急坏了车间的工人,老邓虽然说话不多,但工人们都非常尊重他。见到他突然晕倒,工人们都围了上来,连忙把他扶到椅子上。
卓琳闻讯连忙跑过来,看见邓小平昏厥的情形,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她对邓小平的病情是了解的,断定是低血糖病复发。卓琳想:这病他好几年没发了,一定是和小儿子的离别给他造成了内心痛苦。很快,卓琳冷静下来。
卓琳用手摸摸邓小平的额头,看了看瞳孔,见邓小平面色惨白,眼睛失神,便想到一种简单的抢救方法。卓琳朝站在邓小平身边的工人望了一下,看到程红杏站在那里发呆,便喊叫程红杏:“小程,你有开水吗?”急得手足无措的程红杏,听到卓琳的喊声忙回答:“有开水!”
“你家有白糖吗?”
“也有。”
“快去冲杯白糖水,要快。”卓琳这时也顾不上客气了。
程红杏一听,拔腿就往家里赶,幸好她家就住在厂区。程红杏跑进家里,翻出盛糖的罐子,洗净一个大茶缸,一下装了不少的白糖,冲成一缸很浓的糖水,又急着往回赶。
卓琳接过搪瓷茶缸,以感激和信任的目光望了望程红杏,随即把糖水喂给邓小平。喝下大半缸糖水后,邓小平的精神渐渐好转。这时,卓琳便向大家说:“大家不用担心,老邓得这种低血糖病的历史好久了,发病时,只要及时喝一杯糖水,很快就会好的。”
有人问了一句:“怎么会得这种病呢?”卓琳说:“其实老邓的身体素质一直很好,但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谈判时,一谈就是一天一晚,很少休息,就是在那时累出这种病。”
大家见邓小平脸色好多了,就放心了。黄文华连忙劝卓琳送邓小平到医院去开药。卓琳说:“药先不用开,我们送他回家休息吧。”
大家一听又急了,怎么送呢?这么小一个厂,连辆小汽车也没有,到县里借一辆也来不及。陶端缙想了个办法,决定亲自用拖拉机头送邓小平回家。他以歉意的口吻问卓琳:“我开拖拉机送你们回家可以吗?开慢一点,保证不颠簸。”卓琳连忙说:“行。”
于是,黄文华和程红杏等人扶着邓小平一步一步地从车间慢慢走近停在院子里的拖拉机,由卓琳陪着邓小平坐进驾驶室。这是一辆丰收二七型的拖拉机,没有拖斗,只有孤立的一个拖拉机头,除驾驶员外,只能坐两个人,坐三个人就很挤了。等卓琳扶着邓小平在拖拉机后座坐定后,黄文华吩咐陶端缙发动马达,慢慢加大油门,开始启动。陶端缙是新建县的一位老拖拉机手,驾驶技术高超。他扶正方向盘,脚踩油门,拖拉机顿时“哒哒哒”地吼叫起来,迸发出一股带柴油味的浓烟,缓缓地启动了。黄文华在后面护卫着,跟着拖拉机一路小跑……
第二天,卓琳到车间劳动时特地带了一包糖,亲手送给程红杏:“小程,这包糖送还给你。多亏了你,谢谢!”程红杏见卓琳还糖,心里过意不去,说:“都是应该的,这还用还吗?”可是,卓琳还糖态度坚决,程红杏于是对车间工人大声说:“老邓病好了啊,大家来吃糖吧!”说着朝每个人的茶缸里舀了一匙糖。卓琳和大家都高兴极了。
邓小平夫妇逐渐适应了在“将军楼”的生活,上午上班,下午休息、种菜、看书。安定下来后,他们更加思念在各地的儿女。最让他们放心不下的是长子邓朴方。“文革”开始后,北京大学的高才生邓朴方因为有一个“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父亲,惨遭迫害,跳楼致残。在那个年月,后来医院也不让他住了,把他赶到位于郊区的北京社会救济院,他只能靠编纸篓谋生。邓朴方在北京社会救济院的悲惨境况传到江西,邓小平夫妇的心都碎了。尽管他们自己也处在艰难中,但还是提出请求,把邓朴方接到身边来照顾。
这个要求被批准了。1971年6月,邓朴方来到江西。邓小平夫妇上午要到工厂上班,下午才能照顾他。邓朴方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每天都要为他擦澡、换衣服。当时,夏伯根已经70多岁了,每天烧菜做饭已忙得不可开交了,卓琳的体质又差,所以邓小平成了主要劳动力。每天下午擦澡时,邓小平都要把邓朴方在床上搬来搬去,为他翻身。常常是擦干净了儿子的身子,父亲累出了一身汗。但是,邓小平的目光里始终充满了慈爱。
厂里知道了这个情况,特意派了一位身体好、思想也好的中年妇女缪发香来专门护理邓朴方,这才使邓小平稍稍轻松了一些。
体力上轻松了,思想上却怎么也松不下来。看着躺在床上的儿子,邓小平总在想,本应加入科技人才行列的青年却躺在这里一事无成,他的路还很漫长,该怎么走呢?要让儿子坚定地活下去,就应当让他感到充实。一向很少求人的邓小平为了儿子向工人师傅求助了。
一天上午,邓小平试着对陶端缙说:“陶排长,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陶端缙很诧异,邓小平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呢?莫非他不想当钳工了。但陶端缙搜肠刮肚地想,厂里也没有电机方面的活儿,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我们这儿没有。”
“那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技术或者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可以干干?”邓小平又问。陶端缙更奇怪了:老邓怎么了,以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么多问题啊!他问道:“老邓,您打听这些干什么?”
邓小平如实说:“孩子在家里闲着。这孩子很聪明,学的又是这个专业,能在这方面干点活儿就好了。”看着邓小平那双充满父爱的眼睛,陶端缙又是同情,又是着急,但他又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看到陶端缙着急,邓小平也有些歉疚。但是,对儿子的关心使他忍不住又问:“陶排长,你有没有收音机,让他修理一下?”陶端缙说:“老邓,不瞒你说,我一家只有四五十元的工资收入,上有老人,下有四个孩子,哪有钱买收音机啊!”
邓小平点点头,轻轻说“我知道了”,又干起钳工活儿来。
适合儿子的活儿没找到,但邓朴方的事却挂在了工人的心中。工人们为邓朴方翻身做了两个吊环,还特意为他做了一副床架,安上拉力器,便于他锻炼上肢。
父母的慈爱,工人的关心,使邓朴方在生活的海洋中张起了风帆。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每天坚持读书学习,表现了顽强的毅力。工人们听说了,都赞叹:别看邓朴方残疾了,但将来准能干大事情。这个大事情,十几年后果然被邓朴方干成了。他主持创建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闯出了残疾人自强自立的一条新路。
1969年12月,在陕北插队的小女儿邓榕回到了在江西的“家”,与母亲在一起
几个孩子陆续来江西探亲,一家人久别重逢,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每当邓小平从厂里劳动回家,刚进家门,听到父亲上楼的脚步声,女儿便从房间跑了出来,甜甜地亲一亲父亲的额头,邓小平一上午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这是无法替代的天伦之乐。
最令邓小平夫妇高兴的是,邓楠来江西时带来了她的男朋友。邓楠的男朋友名叫张宏,他同在汉中农村插队的邓楠自由恋爱,在生活上给予邓楠许多照顾。当邓楠告诉他自己的父亲是邓小平时,张宏并没有避而远之,仍然深深地爱着她。他身材魁梧,一表人才,邓小平见了十分喜欢。在这种岁月,有人敢爱她的女儿,这对他是很大的安慰。在“将军楼”,邓小平夫妇为邓楠、张宏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当人们的心灵之窗敞开的时候,善良与信任便占据了生活的核心。在这个偏僻的郊区小厂,工人根本听不到像样的形势报告,对一些国际上的问题弄不清楚。他们在读报纸上刊登的消息时,往往由于没有人解释,读到最后仍是糊里糊涂。随着邓小平与工人关系的融洽,他们彼此间的交谈也多起来了。工人们向邓小平提出一些他们在时事政策学习中的难题。他们开始把邓小平当作他们的老师了。
工人们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最感紧张的是中苏边境问题。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还部署了两万辆坦克、2000架飞机,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对这个问题,他们很想听听邓小平的看法。
邓小平说,所谓一触即发还是要触一下,但现在还没有接触嘛!屯兵百万那是摆样子的,没有什么可怕的。
工人梁永刚还是忧心忡忡,问:“如果苏联两万辆坦克一起打进来怎么办?”邓小平爽朗地笑起来,这笑声中有一种强烈的自信,工人被这笑声鼓舞,担心消除了。
邓小平说:“苏联两万辆坦克打进来,那是不可能的,是摆在那里吓唬人的,中国人民有能力抵抗它。他们也不敢轻易打进来,国际上有压力。他打我们,别人不打他?我们也不会屈服的,两万辆坦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有6万人就足够对付它!”接着,邓小平用手比画起来:3个战士对付一辆坦克的方法,苏联坦克敢开过来,定叫它有来无回,变成一堆烂铁摆在那里。
邓小平仿佛又成了百万雄兵的统帅,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毫无惧色,从容不迫。这种气概感染了工人们。他们觉得同邓小平在一起不仅增长知识,而且增长了自信和勇气。工人们听了邓小平这种不拘形式的讲解,对一些问题明确多了,认识也提高了,希望老邓有空就给大家讲讲。
被监管的邓小平惦记着自己的亲人,他更挂念着全国人民,时时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来江西时,他力争把家中的藏书都随身带来,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刻苦攻读,经常读至深夜。他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等古籍,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准备日后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多更重要的贡献。
当时,邓小平在工厂劳动条件很差,学习条件也差,几乎看不到重要的国际内参和其他机密文件,只是从公开的《人民日报》国际版及《参考消息》了解一些国际动态。邓小平每天看《参考消息》很认真,4个版内容一一细看,边看边进行分析研究。他对《人民日报》第一版也看得特别认真,从中了解重要新闻,对《江西日报》则看过头版的标题就放到一边去了。
每天黄昏,邓小平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被他踏出一条白色的小路。在那一步又一步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孕育成熟,是否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林彪摔死在蒙古荒漠之后,中国政局悄悄发生微妙变化,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邓小平。眼下就要离开江西回京,邓小平夫妇重返红土地了心愿。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林彪对毛泽东提议“不设国家主席”这一条竭力反对。用叶群的话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也就是说,作为党内副统帅的林彪,在未来的国家体制中应占有相应的地位,这就是国家主席。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宪法“不设国家主席”怎么行呢?林彪集团经过周密策划,在全会上突然发难,以“天才论”为理论根据,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在全会上与毛泽东唱反调。这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他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拿投靠林彪集团、在全会上卖力鼓吹“天才论”的陈伯达开刀,宣布对其实行隔离审查,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九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批陈(伯达)整风,把林彪集团的几员大将、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挂上去了。批陈整风由周恩来领导,“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林彪、江青一伙篡夺去的部分权力又回到周恩来的手中。在周恩来的推动下,疏散各地未被打倒的一些老革命家,如朱德、陈云、王震等陆续回到北京,并在国庆节时通过新闻媒介向国内外公众“亮相”。这是一个政治信号,远在江西的邓小平必定也注意到了。
林彪集团自顾不暇,江青集团孤掌难鸣,国内政治形势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邓小平周围的环境开始宽松,他的儿女能全部去江西团聚,邓榕和邓质方能上大学,无疑是政治松动的结果。
1971年9月13日,林彪携妻、子乘机潜逃,飞机坠落蒙古荒漠折戟沉沙。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和林彪集团的覆灭,加速了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政治力量的重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初步纠正。他首先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林彪坠机身亡,应该说是“文革”以来最具震撼力的政治事件。事件爆发5天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0天后扩大传达到地、师一级。10月6日,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传达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一级。10月24日,中央的传达扩大至全国基层群众。
密切注视着国家政治形势的邓小平一家,从新闻媒介上注意到“副统帅”林彪竟然没有出席当年的国庆活动,就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11月6日,邓小平突然接到一个让他到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的通知。邓小平的党籍虽然保留下来了,但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时的邓小平更是预感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因为连续几个星期没在报纸上看到林彪的名字了。
邓小平夫妇像往常一样换好胶鞋,拿着雨伞到工厂去了。他们走后,夏伯根、邓朴方、邓榕心神不安,等着他们听传达回来。要知道,在“文革”中,什么都可能发生,是福是祸,是凶是吉,老天爷都不能预料。
还是不出所料,这次传达的文件是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邓小平夫妇准时来到约200平方米的职工食堂。传达文件的拖拉机修造厂党总支书记罗朋,看见邓小平夫妇若有所思地端坐在职工中间,他知道今天传达的这个文件对他们很重要,就招呼邓小平说:“老邓呀,你耳朵听不清,请你和卓琳同志坐前面点。”于是,邓小平夫妇坐到了前面。
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完了传达,始终端端正正地坐着,没有同别人交头接耳讲过一句话,脸上也没有任何表示。而后,他又参加了以车间为单位的讨论。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邓小平仍正襟危坐,不发一言。陶端缙就对黄文华说:“是不是请老邓把文件带回去自己看,就不要坐在车间参加工人的讨论了?”
尽管邓小平在听传达通知与讨论文件时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的心中已经掀起了巨澜。林彪是少数利用“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阴谋家、野心家之一。对这种趁火打劫的人,邓小平是极端愤恨的。他们为了达到自己向上爬的目的,不惜把国家搞乱,把军队搞垮,把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往死里整。林彪的自我灭亡,是邓小平心中早就希望的。
回到家,抑制不住内心兴奋的卓琳把女儿邓榕拉到厨房里,背着监管人员,在手掌上写下了“林彪死了”几个字。当天晚上,为庆祝这一胜利,邓家人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一直玩到深夜。其间,邓小平感慨地说了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不动声色但内心激动的邓小平,在家里认真地逐章逐句阅读中央文件,思考一些问题。他想得很多很深,感到有许多话要向党中央、向毛泽东说。于是,他展开纸张,奋笔疾书,用了一个下午和两个晚上的时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4000余字的信。在听文件传达后的第三天,寄往北京。
“……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高兴呵!……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久违了的邓小平那隽秀的字迹,出现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细细地端详着。毛泽东想到了江西苏区时的“邓、毛、谢、古”,邓小平那时是因为他挨的整,如今邓小平再次挨整落难已多年,依然忠贞不贰。也许他想到了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林彪。
在江西的这段日子,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第二个“低潮”时期。在逆境中,他一边劳动,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一边锻炼身体。在“低潮”中,他积蓄力量,等待着新的历史机遇的到来。
“落潮总有涨潮时”,这不仅是自然界的一般规律,也是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般规律。从被打倒的那天起,邓小平一直保持着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等待着新的历史性的召唤!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江青、康生一伙尽量压低追悼会的规格,中央政治局委员均不出席。
这一天,毛泽东心潮难平,突然临时决定调车去参加追悼会。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通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含义。其实,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的党内老同志陈毅彻底恢复名誉,二是说明像陈毅这样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过批判的老同志,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值得信赖的。
正是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邓小平,并且把邓小平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这表明毛泽东对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只要“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便可以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样的例子已不在少数。于是,周恩来当即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所作的“邓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评价传出去,以便为尽快使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意见。1月下旬,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周恩来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他提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4月,邓小平考虑到治疗邓朴方的病要紧,给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将邓朴方转到北京的大医院。10月初,他很快收到中办的复函,同意让解放军301医院收治。邓小平安排邓榕专程送邓朴方进京。
“五一”前夕,邓榕送奶奶夏伯根去天津,之后回江西路过北京。邓榕到北京的消息在一些高级干部中不胫而走。素以仗义执言而著称的王震让人带口信,叫邓榕到他家来。老少两人一见面,王震快人快语:“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你赶快回江西,把我的话告诉你爸爸!”
王震的这番话实际代表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心声。邓小平这位“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成了他们与江青集团斗争、解放广大受迫害的老干部的旗帜。邓榕深知王震这番话的意义和分量,大喜过望,立即踏上南下的列车。
对邓榕带来的好消息,邓小平并未很快作出反应。直到8月3日,他经过反复思考,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同时也向党中央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
8月14日,毛泽东阅读了邓小平在江西写给他的信以后,拿起笔写道:“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即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一大段批语,尽管并不完全正确——例如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却有着重要意义。批示着墨不多,但言简意赅,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确凿无疑的信号——毛泽东已经在考察要重新起用邓小平出来工作了!
周恩来看到这个批示,顿时心花怒放。为落实这一批示,他当机立断,一方面将毛泽东的指示和邓小平的信,批交汪东兴办理,以便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进行讨论;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管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邓小平可以做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
监管生活终于结束了。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邓小平却显得十分平静、自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是一代伟人所具有的宽广胸怀。
恢复自由的邓小平,想得更多的是工作。过去6年,他感到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为党为人民工作,6年多被圈在小天地里,对国家和群众的实际状况了解太少。他想在出来工作前,利用眼下这段时间补上这个“缺”。也许毛泽东于此前的批示中提到中央苏区,勾起了邓小平对往事的回忆,他想到当年与战友们浴血战斗过的地方走走,“了了心愿”。于是,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提出在江西就地搞调查研究的请求,得到批准。他首选井冈山。
11月12日,初冬的一个星期天。天刚蒙蒙亮,一辆灰色的“伏尔加”驶出南昌步兵学校大院,奔驰在赣中大地上。车上坐着邓小平夫妇及陪同人员。这是邓小平下放三年多以来第一次外出参观。
上午,邓小平乘车途经素有“药都”之称的樟树镇,参观了江西盐矿和四特酒厂,实地了解工业生产的真实状况。
10时左右,两辆半旧的伏尔加车驶进清江县(现樟树市)革委会招待所小院。车门打开,第二辆车上下来穿淡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走进二楼接待室,邓小平选了个朝东的位置落座。
负责接待邓小平的清江县革委会副主任陈祉川,“文革”一开始,即被以“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的罪名而打倒,前不久,才结合进县革委会当一名管生产的副主任。陈祉川介绍县里情况时,有意三言两语地略述了“文革”以来思想政治领域内的“大好”形势,只具体说了些工农业生产上的事。陈祉川的心思,很快为睿智的邓小平所理解,他莞尔一笑,静静地注视着陈祉川。
听到偌大的清江县当年工业产值仅有2600多万元,邓小平眉头微微一蹙,轻叹一声,意味深长地对陈祉川说,看来,你们县的潜力还大得很啊。简单谈完县里的情况,陈祉川随即陪邓小平去参观县城南郊的江西盐矿。
在盐矿,邓小平受到了出乎他意料的欢迎。这天恰逢星期日,矿里五六百名轮休的职工,从清晨起自动汇聚于通往矿办公楼的十分洁净的道路两边,等候着邓小平的到来。
原来,头天傍晚,矿党委书记齐志亭、矿长王海清接到省里关于邓小平次日要来盐矿看看的电话通知后,这两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一时兴奋不已,居然忘了上面有关保密的指示,马上将邓小平来矿的喜讯告诉了矿里职工,并亲自拿起扫帚,带领大家,奋战半夜,把整个矿区打扫得干干净净。
上午11时许,邓小平一行来了。看见矿里这么多人来迎接他,邓小平深为感动。他赶紧下车,向簇拥在他周围的神情激动的男女老少不断点头、微笑、打招呼,表示真诚的感谢。随后,邓小平先后观看了江西盐矿的卤水库、平锅熬盐、盐仓和真空制盐车间。
邓小平离开江西盐矿时,齐志亭代表全矿职工送给他数小包精制食盐。礼轻情意重。邓小平心头一热,郑重收下了这份凝聚着全体盐矿工人特殊情意的珍贵礼物。
从江西盐矿回到县招待所后,邓小平的心情比刚来时好了许多。午饭前,在招待所接待室,陈祉川问邓小平喝点什么酒。望着眼前这名质朴的基层干部,当时很少喝酒的邓小平立即朗声笑道,到了樟树,当然是喝你们自己的四特!
两瓶四特酒摆上了桌面。席上的话题,主要是谈四特酒。邓小平一边细细品尝杯中的四特,一边饶有兴趣地向陈祉川等询问着四特酒的历史渊源、酿造工艺及其特点等。在座者因无一酿酒内行,均回答不完整,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凑着答案,有时都觉得自己的答案正确无误,竟还争执不休。每逢这时,邓小平就显示一种他所独具的宽厚长者的慈祥笑容。
吃饭过程中,邓小平还提到了樟树的药。他说:“樟树的药材很有名。30年代我在中央苏区时,便听说过‘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这句话,老祖宗传下来的宝物,可不能失传啊!”
饭后,邓小平不顾陈祉川等人的再三劝阻,执意按规定交了伙食费和粮票。后来,在樟树市人民政府招待所,找到当年邓小平交缴伙食费的发票存根,虽年月已久,字迹却依然清晰如新——“邓小平等2人,交来伙食费0.64元,粮票6两。发票存根编号:0005776时间:1972年11月12日”。
下午,邓小平一行到达吉安交际处,下榻于毛泽东1965年曾经居住过的“一号房”。交际处位于赣江江畔,门口是一条幽静的小街。在客厅里,邓小平与吉安地委的同志交谈起来。听到负责同志那纯正的山西口音,他感到格外亲近,仿佛又回到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太行山区。他询问遂川、万安、泰和等县各有多少人口及其他乡情;他回忆起宛希先烈士,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和他在二野时的老部下张国华将军……
邓小平不时表露出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地委负责人向他介绍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邓小平听着、思索着,感慨地说:“好多年没有出来了,这次出来什么都新鲜。”当听到林彪企图篡改井冈山历史时,邓小平两眼凝视着客厅门外的两棵大枫树,平静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历史还是历史,历史不能篡改,那是‘左’的路线。”
11月12日,吉安交际处一号房的灯光,直到深夜还未熄灭。
11月13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在枫树坪,三湾的群众惊讶地看着正在参观的“东南亚外宾”。这位“外宾”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黑皮鞋,身材不高,却很精神,偶尔流露出四川口音。他们越看越觉得面熟。
“邓小平来三湾了。”“昨天通知要来参观的‘东南亚外宾’,原来是邓小平。”人们奔走相告,从家中,从地头,群众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招待所的大门附近,用期望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几年来都销声匿迹的邓小平。
邓小平也看着淳厚朴实的老表们。虽然还只是初冬时节,但山区已经相当冷了。可是这里的群众仅仅穿着一条单裤,衣衫褴褛,且大部分是自织的土布。在望城岗,邓小平从平日与拖拉机修造厂的工友们交往中,已经了解到老区的条件仍很艰苦,那里群众的生活仍很贫困。今天亲眼见到,邓小平的眼眶湿润了。他对曾经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至今还这样穷、这样苦,感到十分难过,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
伏尔加车在永新至宁冈的公路上奔驰。邓小平坐在车里,吸着烟,默默无语地望着窗外。阴沉沉的天,夹杂着小雨,使人感到格外压抑。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即将燃尽的香烟,摇下车窗,把烟蒂扔出窗外,一阵冷风带着新鲜空气进入车内。邓小平看到沿途的村庄,处处仍是旧土屋,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更添一层陈旧。
虽然,1972年邓小平仍被称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路上又是少说多看,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面对自己的所见所闻,他很难再保持沉默。在宁冈县(现已并入井冈山市)茅坪,邓小平参观了湘赣边“一大”会址、八角楼等旧址旧居。这些旧址旧居分布在与三湾相似的穷困村庄中。在八角楼,讲解员讲起林彪篡改“朱毛会师”的历史为“毛林会师”。邓小平插言道:“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
参观毛泽东旧居后,邓小平又说:“当时蛮艰苦,革命真不容易。”看到农舍墙上保存的革命标语时,宁冈县的干部忙向邓小平介绍茅坪有多少人家,有多少旧址旧居,这些革命标语是怎样保存的………
“老表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卓琳突然问了一句。宁冈县的干部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们早已知道邓小平的认真是闻名于世的,不愿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说违心的话。
茨坪毛泽东旧居
邓小平看到当地干部有难言之隐,平静地对他们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他还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
临上车时,邓小平又语重心长地对宁冈县的干部说:“你们在这里很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时很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
望着盘山公路上远去的小轿车,宁冈县的干部们久久地站在原地,心里回味着“以后会好的”话语。
黄洋界,毛泽东的一首《西江月·井冈山》使其闻名遐迩。11月14日,邓小平来到这里,眺望远方。
到井冈山是邓小平多年的夙愿。1931年2月,邓小平率红七军转战粤桂进入江西,到达距井冈山百余公里的崇义县,这里已是湘赣根据地的外围地带。因江西的敌情尚不严重,他在此告别红七军的战友,转道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与井冈山失之交臂。此后,邓小平又在中央苏区工作,却一直没能上井冈山。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到过江西,但因公务繁忙,仍未了却上井冈山的心愿。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
从黄洋界下来,转到了五大哨口之一的八面山。八面山地势比黄洋界更高,一位细心的工作人员看到邓小平的腿有些不便,就机灵地砍了一根小竹棍给他。邓小平高兴地接过小竹棍,敲敲腿,风趣地对大家说:“我这一身零件除了这条腿,其他都是好的。”
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大小井、黄坳、茨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工艺美术厂:井冈山的许多历史遗迹和景点留下了邓小平的足印。井冈山的群众得知邓小平来了,都很兴奋,想方设法要见见他。井冈山党委也尽可能为邓小平在山上的活动提供方便,在参观、食宿方面作了认真安排。
一天晚上,地方党委安排了一场电影《红灯记》。看到扮演李玉和的演员出场时,邓小平讲道:“这个浩亮姓钱。‘文化大革命’了,连钱也不要了,就叫浩亮。”“没钱能干什么?国家穷、人穷,不就是没有钱嘛?!”邓小平说出了大家积郁心头多年但不敢说的话。
考察农业机械化是周恩来总理交给邓小平此行的任务之一。邓小平深知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昼夜操劳,鞠躬尽瘁,他希望能为这位多年的战友兼兄长分担点忧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邓小平利用这次初访井冈山首先去了泰和县拖拉机厂,与厂里的干部交谈,询问小型拖拉机的生产情况。他从木模、翻砂、刨、钳到金工、装配,一个个车间、一道道工序都仔细地看了一遍。随后,他又去泰和县上田观看农用水田插秧机操作表演。连日来,邓小平在吉安地区走了几个县,相当劳累。可他不顾疲乏,穿行在泥泞的乡间小道,特意走上田埂,就近看插秧机表演。邓小平一边观看一边说:“插秧机这个问题,世界都没有解决,连日本都没有解决好,关键的问题是分秧不均。”
在泰和县了解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之后,邓小平决定再到农村去看看。11月19日清晨,邓小平乘车离开泰和县城,直奔吉安市禾埠公社军民大队。在禾埠,市、社负责人问:“首长,你想了解什么?”“主要看看农业。”邓小平简练地回答。
小会议室里,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听着市、社、大队的介绍。当听到军民大队下属军民二队的粮食亩产是780斤,副业有养猪和做粉丝,邓小平用称赞的口气说:“这个小队不错,副业搞得不错,农业也不错。”听完介绍后,邓小平又提议到田里、养猪场去看看。
邓小平在市、社负责人的陪同下,步行2里来到军民村。径直走到村旁尚未收割的稻田旁,邓小平拈起稻穗仔细看看,点点头。
在大队猪场,邓小平问饲养员:“有多少头猪?”饲养员回答说共有109头。邓小平不顾气味重,一个栏一个栏、一头猪一头猪地数过去。邓小平的认真劲又上来了。“怎么差了9头?”邓小平发现只有100头。饲养员忙说有1头母猪带着8只小猪在外面晒场上。听到饲养员这样解释,邓小平满意地笑了起来。
当地干部看到邓小平蛮高兴,临走时,向邓小平提出:“首长,以后请再来。”邓小平微微点头,之后不断挥手,告别闻讯而来的群众,乘车而去。
历时一周的井冈山之行,了却了邓小平积存胸中数十年的心愿。回到“将军楼”,一路风尘未洗,他的心又飞到战争年代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赣南中央苏区。从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到1972年羁旅南昌郊外,38年过去了。光阴荏苒,岁月流逝,赣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令他魂牵梦绕。11月下旬,中央办公厅通知江西方面:邓小平夫妇可以外出参观访问,去哪里不受限制,待遇和接待规格可以提高。邓小平决定重游故地,探望乡亲父老。
12月5日早晨,伏尔加轿车驶出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后,坐在车上的邓小平就巴不得早点到赣南。谁知下午4时许在快要进入赣南境内时,却因公路塌方给堵住了,而且一堵就是近两个小时。夜幕降临,赣州城内早已灯火闪烁。晚上7时左右,邓小平一行才到达赣南宾馆一号楼。晚餐后,地区领导请邓小平夫妇来到一号楼右边的会客室,一边喝茶休息,一边向邓小平汇报工作。自然,汇报的内容限定在省委领导规定的范围。邓小平只是听,时而点点头,没有表态。
按原定行程,邓小平将于12月6日从赣州赴兴国县参观。兴国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模范县,也是有名的“将军县”。1931年7月13日,邓小平的老战友、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和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从湘赣苏区东渡赣江,到达兴国县城,受到了兴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红七军在兴国休整了七八天,军政治部还在兴国创办了《火炉》杂志。10天后,红七军从兴国移驻于都的桥头,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接着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战斗。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未曾到过兴国县,但他对兴国县的工作是了解的。他任《红星》报主编期间,还多次在报上表扬了兴国。他对这次能去兴国看看,十分高兴。
在兴国,邓小平参观了“毛主席创建苏区兴国模范县纪念馆”。这个纪念馆是为宣传毛泽东在兴国的革命活动而建立的。邓小平参观时不要别人讲解,他从头到尾仔细地观看着展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件文物、每一份图表和说明,有时在一张照片面前停留好几分钟。整个参观过程,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观看,表情严肃而又平静。
从纪念馆出来,他们又前往“文昌宫”参观。“文昌宫”是兴国名胜“潋江书院”内的一座建筑,位于兴国县城横街上。来到“文昌宫”,邓小平细细观瞻了一遍。“文昌宫”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幢房子,写满了“武装起来”“扩大红军”“二期战争胜利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等苏区标语。邓小平望着这些依稀可辨的苏区标语,沉思不语。
这天下午,县里还安排邓小平夫妇参观了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的旧址和“上社消费合作社”旧址。接着参观了长冈水电站。邓小平仔细听取了建站情况的介绍,询问了电站的库容量、发电量和灌溉、发电、养鱼、防洪等方面的情况。参观完电站,他还想到兴国东北部的画眉矿去看看。虽然路程只有50多公里,但时间来不及,他没有去成。
7日早餐后,汽车离开兴国县城,朝于都方向驰去。邓小平对于都并不陌生。当年,他第二任妻子金维映曾在这个县担任县委书记近一年时间。那时他多次来于都看望妻子。1934年10月,他又随突围转移的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从瑞金来到于都古田村集结,10月18日晚在茫茫夜色中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于都给他留下过欢乐和甜蜜,也留下过疑虑和苦涩。
下车。握手。问候。一杯热茶刚喝两口,邓小平就提出:“走,看看去吧!”
于都县委副书记李方、郑熹,县公安局原局长于学彦等,陪同邓小平夫妇先来到“毛主席在于都革命活动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跟兴国的那个馆一样,展览内容突出宣传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九次来于都的史迹,还介绍了于都地方革命斗争的历史。邓小平从头至尾细细地观看。当看到一张图表介绍说中央苏区时于都有七八万人参军参战时,他问陪同的县委领导:“这个数字确切不确切?”
站在身旁的卓琳看了他一眼,提醒道:“你不要多唠叨嘛!”邓小平朝卓琳点头笑了笑。
在中共于都县委机关旧址照片前,邓小平停下,转头对旁边陪同的县委领导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当时,你们这里的县委书记是个女的。”纪念馆工作人员连忙回答:“对,她叫阿金!”其实,在场的人都清楚,“阿金”就是金维映,就是邓小平当年的爱人。
在于都,连参观带吃饭和休息,只用了几个小时。下午3时许,邓小平怀着绵绵思恋,告别于都,赶往会昌。会昌留给邓小平的印象太深刻了。40年前,他在这片红土地上施展过治党治军的才华,洒下过辛勤的汗水,留下过数不清的实实在在的脚印。正因为他说话办事太实在,才被人戴上一顶“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的帽子离开了这里。如今,他回到了这片熟悉的故土。只不过他这次回来,头上既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耀眼桂冠,也没有那种“大驾光临”的轰轰烈烈。然而,他却感到非常踏实,心境坦然自在。
会昌县像接待贵宾一样欢迎邓小平的到来。县委、县人武部的主要领导,都前来看望老书记,给老书记敬酒。县里还特地请邓小平在招待所小会议室看《英雄儿女》电影。
县委副书记、县人武部政委纪清林和县委副书记韩道修,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全县的情况。汇报中谈到会昌已经发现一个大盐矿,就在周田,离县城46公里,已经在开采。邓小平一听,高兴地说:“好哇,明天去看看!”
20世纪30年代邓小平在会昌当中心县委书记时,体验过苏区人民缺盐的苦头。那时,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在毗邻苏区的白区实行油盐专卖,计口售盐。苏区军民虽然想了许多办法,不惜流血牺牲,从白区购进一些食盐,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大家只好到处铲地脚泥、挖老墙土,自己动手熬制硝盐。这种硝盐,又苦又涩,吃多了容易害病。邓小平当时也和大家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要是当年知道周田地下有个大盐矿,他说什么也会想办法把它开采出来。现在听到周田办起了盐矿,他当然想去看看。
第二天,车到周田。邓小平和卓琳由众人陪同,循着盐矿生产线看了一遍,还收下了盐矿赠送的一小袋细盐作纪念。随后他没多停留,就急着回县城。
回到县城,县里的同志对他说:“我们先到老县委去看看吧!”“老县委”就是苏区时中共会昌县委机关驻地。它在会昌城内的孔圣殿旁。邓小平任会昌县委书记时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这时,老房子已拆除改建成县法院,只剩下一株四人合抱、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榕,依然屹立在那儿。邓小平在县委领导陪同下来到这个地方一看,连说:“这里都变了样呀?这棵大榕树还在!我住在这里时,经常在榕树下看书看报。”
县委的同志告诉他:“旁边的孔圣殿还在。”孔圣殿当时是会昌县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方。于是,邓小平又到孔圣殿看了看,并在那儿休息了片刻。
从孔圣殿出来,邓小平和大家一起来到县城体育场,参观物资交流会。体育场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场内四周临时搭起数十个小棚子。说是物资交流会,其实是县城各商业部门和全县各基层供销社,各占一个棚子,摆上参展交易的商品。场内还有一些出售馒头、油条一类食品的小摊点。在那个商品短缺的年代,举办这样一个物资交流会,尽管参加交易的商品品种单调,仍然吸引了众多的顾客。
邓小平从体育场东门悄然进入场内。他顺着摊点,挨个地询问各类商品的价格,问了棉纺问五金、问了五金问文具,还问了一些中草药材的价格。
一个由国营饮食服务公司摆设的摊点前,一位老表正在吃馄饨。邓小平微笑着上前与老表交谈,询问了价格。他又问一位吃粉干的老表:“你一天的工分值多少钱?”那位老表没好气地回答:“还不到两碗粉干钱!”邓小平听后点点头。
这样沿着摊点从东到西,邓小平走了半个多小时,整个交易会都看遍了。
快要走出西门离开物资交流会场时,一位眼尖的售货员突然认出了邓小平,禁不住惊呼起来:“邓小平!”话音未落,在场的人们又惊又喜,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邓小平身上。听到人们的呼喊,邓小平回转身,微笑着朝大家挥手致意。
邓小平要离开会昌了。会昌的同志像当年送别红军一样,依依不舍地给邓小平夫妇送行,一直送到五里排,进入瑞金县境。工作人员担心小路坑坑洼洼不好走。邓小平笑笑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您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欢迎您回来!”邓小平一到瑞金,瑞金县委领导同志见到他时,第一句话就这样说。听到这句话,邓小平感动不已,紧握着瑞金县委领导的手,久久不放。
9日上午,邓小平参观沙洲坝。邓小平和卓琳由瑞金县人武部部长潘学义等陪同,先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元太屋”和“红井”,接着看了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然后,邓小平来到设在沙洲坝的江西省九〇九地质大队,听取了地质大队工作情况汇报,还十分内行地参观了地质标本室、化验室,与技术人员交谈了一会儿。
按原定安排,参观完九〇九地质大队,邓小平一行就返回宾馆休息。汽车往回开了一段路,邓小平不太满足似的问坐在车上的潘学义:“红军总政治部好像在这儿的什么地方?”“就在这附近的乌石垅。”潘学义告诉他。
汽车停下。去乌石垅的道路不能通车,邓小平说:“走路去吧!”
翻过一座小山岗,到了乌石垅村的“杨氏私祠”。这是一幢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门前一棵千年古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屋后一片青松,苍翠挺拔。邓小平站在房前看了看,连连摇头:“不是这个地方!”
原来这是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总参谋部、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室、秘书室等单位设在这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住在这里,但总政治部并不设在此处。
陪同的同志又带领邓小平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古樟掩映的下肖村一幢房子前。邓小平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这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还不是这个地方。”
总政治部旧址在哪里?那时,无论是革命斗争史的宣传,还是革命旧居旧址的宣传,往往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与此无关的往往忽略掉,连瑞金革命纪念馆有些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红军总政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
邓小平朝四周环视一遍,略略沉思片刻,问:“白屋子在哪里?”陪同的人们答不上来。好在有几位下肖村的老人在场,老人们告诉大家:下肖村西边约1里远有幢白房子,那就是。邓小平听后来了劲头,丢掉手中的烟头,说:“走,看看去!”
邓小平迈进大厅右侧小门,稍稍打量了一番,指着左侧第一个房间说:“这是总政治部秘书处办公的地方。”他又推开第二间房门,说:“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
瑞金革命纪念馆的同志感到惊讶,说:“过去我们怎么不知道这些情况呀?”邓小平继续往前走,就像一位导游,一一告诉大家:这一间是总政组织部办公室,那间是武装动员部办公室;王稼祥主任住这一间,杨尚昆主任住另外一间……
邓小平从白屋子右侧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左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正是红薯收获的季节,有几位老表在忙着晾晒红薯粉。邓小平随手拉过一张靠背竹椅坐下,从口袋中掏出一盒“中华”牌香烟,对那几个老表说:“来,歇一歇,抽支烟!”说完,他将烟一一散发给他们,自己也点燃一支,和蔼地问:“你们这里一共有几口人?今年收成怎么样?”
老表们已经认出是邓小平,一边兴奋地赶紧将分得的中华烟塞进口袋,舍不得抽,一边抢着回答他的问话。邓小平与他们交谈了十几分钟,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并与大家握手告别。
离开白屋子时,瑞金革命纪念馆的刘礼青请教邓小平:“老首长,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邓小平手一挥,说:“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
大家一路说笑,直到中午12点才回到宾馆。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又前往叶坪和云石山参观。第二天整天都是参观瑞金的县办工业。
为让邓小平夫妇能休息半天,11日上午没再安排参观。邓小平利用这个时间,请县里的领导和瑞金革命纪念馆的负责同志一起座谈。邓小平坐在长沙发上,摘下帽子朝沙发扶手上一搁,一边吸烟,一边静静地听取瑞金县革委会副主任常美江汇报全县情况。听完,邓小平缓缓地对大家说:“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顿了顿,他接着说:“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邓小平话语虽短,却很有力量。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瑞金革命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对邓小平说:“首长,您看了毛主席在端金的旧居,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指示?”邓小平示意刘礼青坐到自己身边,说:“宣传毛泽东的活动,光看几个旧址,还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况。应该有个纪念馆。纪念馆宣传的内容,应该从井冈山斗争宣传到遵义会议。整个这段历史都应该宣传。”
陪同邓小平赣南行的同志都纳闷:邓小平为何一到瑞金,就一改原来的沉默寡言,说话多了起来?大家猜测:大概是他与瑞金有着特殊的感情吧?
11日下午,邓小平与卓琳离开瑞金前往宁都,途中顺便参观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大柏地战斗旧址。
按说,中央苏区时宁都留给邓小平的印象也许并不美好。他不仅在这里挨过批斗,还在这里的农村“劳动改造”过。他的心灵深处,曾留下过深深的伤痕。然而,这些事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来说,毕竟是过眼云烟。邓小平知道,自己受批斗也好,劳动改造也好,都不是党的过错,更不是宁都人民的过错,而是“左”倾错误领导造成的。宁都人民同所有的苏区人民一样,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有1.6万余名革命烈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不论是中央苏区还是现在,邓小平对宁都人民都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眷恋之情。
12日早饭后,县里的同志安排邓小平夫妇前往黄陂参观调查。黄陂是宁都县闹革命最早的地方,也是苏区时红军反“围剿”的重要战场。邓小平当年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斗,但他对毛泽东在黄陂期间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所创下的战争奇迹,早已神往。这次重返宁都,即使县里的同志不作安排,他也会提出到那儿去看看。
汽车卷着黄尘疾驰,不到上午9点半就到了黄陂圩。邓小平和卓琳由县委和黄陂公社一位负责同志带领,乘车前往观音排村和山堂村,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又乘车到丁家排,参观了朱德总司令旧居和红军总部旧址。邓小平伫立在毛泽东旧居前,举目远眺黄陂周围那绵延起伏莽莽苍苍的层峦叠嶂,眼前仿佛腾起了弥漫的硝烟,耳边响起了红军战士与敌人厮杀的呐喊……
参观完毕,邓小平一行返回设在黄陂圩的公社会议室休息。邓小平让县、社的同志谈谈情况。看到县、社的同志要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照着念,邓小平连忙制止,接着提出了一连串具体问题。他一边问,县、社的同志一边回答。座谈中,邓小平没有作更多的评论,只是将那些令他失望的数字默默地记在心中。
广昌是邓小平历时10天的赣南之行的最后一站。邓小平参观了广昌保卫战主战场之一的沙子岭。他站在岭上,北望绵延起伏的群山,又转过身来望着身后的土地,感慨地对广昌陪同的同志说:“苏区时几次想进广昌都没来成,今天总算进来了。”
13日上午,连日阴沉沉的天空突然放晴,浅灰色的伏尔加汽车在阳光照射下驶离广昌。
当天中午,邓小平一行赶到抚州。赣州军分区副政委崔永明和负责警卫的黎新泉,与广昌县的邓大德等一起,一直护送邓小平夫妇到南丰县城。在抚州待了两天,邓小平夫妇参观了几家工厂。临川县的青莲山麓有口温泉,邓小平去那儿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温泉澡。
12月15日,邓小平夫妇回到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
邓小平这次赣南之行,历时10天,参观访问了7个县市。用他自己的话说,既“了了心愿”,又接触了社会,调查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尽管自己仍身处逆境,却始终没有忘记人民。赣南的许多地方,他都想去看看,特别是想多和普通百姓们聊聊。他希望多多了解百姓的疾苦,多听听百姓的呼声。可惜他这次赣南之行,没能完全如愿。由于省里事先有规定,他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留下一张。
再见,将军楼!再见,望城岗!再见,江西!汽车启动了,告别的时刻到了。工人们招手向可敬的老人告别,和他们心中崇高的伟人告别。
毛泽东“8·14批示”以后,周恩来立即实施解放邓小平的工作。他通知江西省党政领导,宣布解除邓小平的监督劳动,改善他的生活条件。但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却妄图通过打击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遏制邓小平复出。
1972年10月,《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几次谈话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授意《文汇报》搞了一期《内参》上送,说《人民日报》发表批极左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1月,外交部和中联部提出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中心内容,其中提出以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为会议的中心内容。周恩来批示“同意”,可是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攻击和反对。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毛泽东“8·14批示”的落实工作被搁置了4个多月。
周恩来虽然身处困境,但仍想方设法为邓小平的复出寻找契机。为了扫除邓小平回京的最后障碍,周恩来机智地在12月18日提笔致信当时负责中央组织人事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看来,毛泽东在12月17日晚与周恩来的谈话,只是讲谭震林的问题,没有提到邓小平。周恩来巧妙地利用这一机会,夹带着把邓小平的问题提出来,叩开邓小平政治上第二次再起的大门。
林彪倒台后,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下台了。新上任的省委书记白栋材、黄知真探望了邓小平,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邓小平一家的生活气氛变得轻松愉快了些。不久,黄知真来到将军楼,向邓小平转达了中共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的通知。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为党为人民重新工作的机会就要来了。
1972年底,罗朋接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的调令,就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副校长。临行前,他和夫人年丰一起专程看望邓小平夫妇。
邓小平在二楼客厅热情地接待了罗朋、年丰夫妇。罗朋一边吸烟、品茶,一边对邓小平说:“老邓呀,你们俩在厂里劳动3年多,工人评价很高,我工作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请多多批评。”邓小平听了笑着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麻烦你们大家。”
罗朋又关心地问邓小平身体如何。邓小平高兴地说:“我身体很好,比刚来时胖了些!”说着说着,邓小平站起来,用手扯了扯上衣叫罗朋看:“这套衣服,由于身体比过去胖些了,衣服穿得紧了点。”
接着,罗朋告诉邓小平、卓琳,他要调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工作,不久后要离开这个厂子。邓小平听了笑呵呵地说:“去办学呀,是件好事,去吧。”
罗朋猜想邓小平不久后也可能返北京,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便说:“老邓,听说你很快就回北京了。”
“还不确定。”邓小平一边讲,一面叫罗朋、年丰夫妇吃橘子。他们的交谈是那样的无拘无束……
可以说,周恩来在力促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的。后来,周恩来又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指示将邓小平原来的公务员、秘书立即调到邓小平的身边,协助他的工作,改善他的处境。
1973年1月,邓小平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近期内返回北京。其时已临近春节,邓小平对家人说:“不忙,过了春节再走。”
在将军楼执行监管任务的黄文华对邓小平的解放,心中掀起了波澜。3年多的将军楼生活,他与邓小平形影不离,刻板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监护邓小平的行动,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他深深地懊悔。在接到调离通知那天晚上,他心情沉重地去向邓小平辞行,羞愧地说:“这3年多,我没有做好工作,甚至有许多缺点错误,请多批评。”
出乎他意料的是,邓小平没有指责他,宽容地说:“你的工作是上级指示的嘛!”邓小平还对卓琳说:“小黄同志要走了,明天办点菜,为他送行!”次日,邓小平全家请黄文华和那位代邓家采购食品的小战士吃饭,感谢他们3年多来的工作。黄文华为之深深感动。
1973年2月3日,邓小平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在步校的小楼中度过了在江西的最后一个春节。春节过后,邓小平兴致很高,提出再出去走一次,去著名瓷都景德镇看看。
在江西省委的安排下,邓小平夫妇于2月8日踏上了去景德镇的路。邓小平对地方领导说:“景德镇很有名气,我小学念书时就知道,这回要好好看看。”在景德镇,邓小平一行参观了几个比较大的瓷器厂和陶瓷馆。在参观为民瓷厂时,一个工人认出了来人,脱口喊了一声:“邓小平!”这在车间的工人中间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随后,邓小平参观了光明瓷厂整个生产过程,详细地询问生产情况,询问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情况。临走时,他们刚刚上车,没料想,各车间的工人像约好似的,都拥了出来,呼啦一下子把汽车围在了中间。不知是谁带的头,工人们热烈地鼓起掌来。看见工人们热情的欢送,邓小平立即下了汽车,向大家招手,心中充满了感动。许久,邓小平一行才在工人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坐车驶出工厂。
要返回北京的邓小平一家,没有忘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工人们3年来的深情厚谊。2月18日,邓小平对卓琳:“我们不能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应该向工人师傅告别。”他让卓琳带着孩子们买了一些糖果、饼干和香烟,送给陶端缙、程红杏等师傅和曾照护邓朴方的缪发香阿姨,表示谢意。
卓琳和孩子们到陶端缙家时,他正好不在家,去南昌办事了,只有他的爱人和孩子在家。陶端缙的爱人是个朴素的家庭妇女,见卓琳一行到来,一时手足无措,不知怎样表达欣喜之情。卓琳拉着陶端缙妻子的手说:“老陶是个好人啊!这几年来,他天天陪着老邓劳动,对老邓的关心无微不至,谢谢了。我们要回北京了,今天是专门来谢谢的。”陶端缙朴实的妻子没有更多的话语,只是紧紧地握着卓琳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卓琳和程红杏一起劳动了3年多。程红杏教卓琳绕线圈,卓琳教程红杏学知识。两人亲密无间,犹如姐妹。卓琳忘不了邓小平昏倒在车间时是程红杏端来了浓浓的白糖水、忘不了程红杏酿制的米酒的醇香……临走了,卓琳深情地对程红杏说:“我们困难的时候,你总是跑前跑后。老邓是带着‘走资派’的帽子来的,可你不管这些。以后到北京去,可一定要到我们家,别客气!”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泪水早已模糊了她们的双眼……
“缪阿姨!胖胖(邓朴方)来不了,这是他给你们的香烟和糖果。谢谢你对朴方的照顾,也感谢程伯伯(缪发香的丈夫程良堂)的支持。”老实忠厚的缪发香对卓琳说,自己照顾得不够,胖胖吃苦了。说着,老人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卓琳和孩子们出了这家进那家,工人们依依不舍地拉着卓琳的手说,这些年你们不容易啊!卓琳真诚地连声说:“我们永远忘不了在困难时你们给予的帮助。谢谢,谢谢了!我代表老邓谢谢你们。”
当天晚上,陶端缙回到家里,听爱人说卓琳和孩子专门来家告别,并送了礼物,激动不已。他问爱人,卓琳是否讲了老邓什么时候走。可是,他爱人忘了问邓家走的具体时间。陶端缙预感邓小平明天就会离开,说什么明天也要送送他一家。当晚,陶端缙邀了程红杏、缪发香等六七个工人,约定第二天早上去看望邓小平,并回赠一点礼物作纪念。这个建议得到一致响应。与他们相处3年多的邓家夫妇就要离开了,谁不想送送这对心地善良的老人呢?
第二天天一亮,邓小平一家就起程回京。没想到,一出门,工人师傅们都挤在了将军楼前。他们要送一送这3年多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邓家夫妇。邓小平招呼大家坐下,桌子上摆满了麻饼、糖果。陶端缙望着邓小平,微笑着说:“昨天,卓琳大姐到我们家,我不在,今天我们来给你们送行。”邓小平说:“谢谢了。我在这里3年多了,麻烦厂里干部、工人,所以我让卓琳带着孩子们到家里表示感谢。这几年,我们能平平安安地度过来,这和大家的爱护、关心是分不开的。”
卓琳插话说:“老邓来的时候,是戴着‘走资派’的帽子的,那压力多大啊!你们不但没和我们划清界限,反而处处关心我们,照顾我们。我和老邓心里都很感激。”
陶端晋等人怀着歉意对邓小平夫妇说:“我们这些工人文化都不高,办事很粗,有很多事未办好,请多原谅。你们回北京后,若有机会到江西来,请你们两位到厂里看看。”邓小平用感谢的口吻连连说:“会的,会的,厂里干部、工人都很好,我们会想念你们的。”
这时,程红杏代表工人们送来了花生和鸡蛋。邓小平知道工人们生活很苦,可师傅们的一片心意是一定要收下的。这是比金子还珍贵的东西。
汽车启动了,缓缓地从工人们身旁驶过。工人们忍不住赶紧几步,招手致意。汽车愈来愈远了,满载着邓小平对工人们的谢意。
邓小平带着一家老小,告别了居住了前后跨5个年头的将军楼,乘汽车到了鹰潭。在此之前,江西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通知:中央已作出邓小平回京的决定,并再三说明邓小平这次回北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汪东兴指示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他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在江西最后一站的绝对安全。
鹰潭地处赣东、信江中游,隶属上饶地区。江西省委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非常重视,决定由省委书记黄知真直接通知上饶地委,让地委派人负责做好接待工作。继而,上饶地委决定由鹰潭地区革委会秘书长林振福和鹰潭镇委书记霍凤翠一起,全权负责这次接待工作,并要求“一要安全,绝对安全;二要保密,严格保密;三要热情周到”。
19日下午4点50分,载着邓小平及其家人的两辆汽车驶入鹰潭街道,在镇委招待所内停下,身着雪花呢大衣的邓小平稳健地下了车。这位年近70高龄、经受数小时颠簸之苦的老人,看上去依旧精神饱满,目光炯炯。
见邓小平下了车,等候多时的林振福、霍凤翠连忙上前,握住他的手,问候道:“首长,一路上辛苦啦!”
当听到“首长”的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邓小平随和、可亲的态度,一下子令林振福、霍凤翠轻松起来。
在服务员的引导下,邓小平与家人向二楼卧室走去。他下榻的219客房,是主楼最东头的一个大套间。这里凭窗眺望,能清楚地看到对面人民公园里那几株千年古樟。相传鹰潭是因境内龙头山上几株千年古樟常有雄鹰栖息,山下信江中又有一泓碧潭而得名。
晚饭后,霍凤翠简要介绍了鹰潭地名的由来和地方工业、驻军等情况,省慰问团上饶分团负责人朱开铨、莫循等人参加了交谈。交谈中,邓小平听说朱开铨是瑞金人,感到很亲切,话也多了些。邓小平还情不自禁地讲起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遇到的一些人和事。
当得知莫循曾在中原局工作,参加过创办《中原日报》、任过副总编时,邓小平话锋一转,谈起淮海战役。他说:“淮海战役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不曾有,世界上也未有过。”大家称赞道:“这是首长指挥有方!”邓小平谦虚而又严肃地说:“不,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我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
不知不觉已到了晚上10点多钟,大家恋恋不舍地起身告辞,请邓小平早点休息。送走了大家,邓小平却难以入眠。他倚窗沉思了很长时间,接着又吸着烟在屋内来回踱步。这已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
夜已经很深了,楼上楼下一片寂静。邓小平思绪万千,他似乎忘却了一天的疲劳,轻轻推开房门,朝楼下走去。
正在楼上值班的服务员郑飞凤听到门响,连忙从值班室出来,迎着邓小平问道:“首长,您需要点什么?”邓小平摆了摆手说:“什么都不要,只想随便走走。”
郑飞凤一时感到很为难,因为上级已特别交代:为保密、安全起见,不要让首长随便外出。于是,郑飞凤委婉地劝道:“首长,天气很冷,外边又有霜露,出去容易着凉。”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怕,已经是春天了,冷不到哪里去。”
郑飞凤不好再坚持了,只是远远地跟在邓小平身后,陪护着他朝楼下走去。邓小平刚走下楼梯,负责内保的上饶地区公安处警卫科长刘树兴快步上前,准备搀扶。邓小平又是摆摆手:“我看得清路,不用扶。”
刘树兴陪伴邓小平出了主楼大门,在院内散步。冷风扑面,寒意甚浓。皎月下映出邓小平稳健的身影,沉寂的四周不时回响起邓小平轻微的脚步声。
忽然间,一片乌云笼罩住了明月,院内骤然间暗淡下来。刘树兴赶紧劝道:“首长,月亮已经被云遮住了,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邓小平扬起头,望了望变幻莫测的天空,十分自信地说:“不要紧,月亮马上就会出来的。”
是的,乌云终究遮没不了月亮,这是大自然的真谛。
半个小时后,邓小平上楼休息。院内又回到先前的寂静中。
2月20日上午11点多钟,邓小平一家在林振福、霍凤翠的陪送下,在鹰潭站登上了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列车缓缓地驶出鹰潭站,朝着北方飞驰而去。
两位伟人的巨手又握到了一块,邓小平的政治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复出的身影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外宾的宴会上,立即被广大记者关注。
经过两天两夜的行程,1973年2月22日,列车顺利抵达北京站一号站台。很快,接送的汽车驶进北京西郊马神庙附近一个叫花园村的地方。当晚,中办主任汪东兴到邓小平的住地看望,邓小平感谢他几年来的关照。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办的。”
不多时,邓小平回北京的消息传开了。一些老同志相继来到花园村看望邓小平夫妇。大家相见,又是叙旧,又是问好,而更多的则是讲述“文革”中的各种遭遇,痛斥林彪集团的罪恶行径。邓小平也十分惦念他的老战友和他们的家人。不久,他就让卓琳看望了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夫妇俩还一起去看望了李富春和蔡畅夫妇及陈毅的夫人张茜等。
周恩来总理看见邓小平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地回到北京,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这位和邓小平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兄长,对邓小平在江西3年多的生活,时刻给予关照。周恩来把邓小平的近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是十分高兴的:“你就告诉他吧,准备工作吧!先休息几天,刚刚从外地回来,可能有些事,他也不知道。先让他熟悉一下情况,看看文件,准备工作吧!”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邓小平重新工作的问题。朱德、叶剑英、刘伯承、董必武等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江青一伙从内心讲是极力反对邓小平复出的,但这是毛泽东的提议,他们不敢公开反对,加之林彪集团垮台后,他们也感到势单力薄。经过一阵拖延后,他们尽管暗中百般阻挠、从中作梗,但见没有别的选择了,只得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提议。
3月9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指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各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毛泽东收到报告后,当即批复:“同意。”
随后,周恩来即批告中办主任汪东兴,将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邓小平虽然已经回到北京,但对于中央的一系列直接关系到自己政治生命的重大事件,却并不知情。虽然他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预感到他复出的时间已迫近,但绝对没有料到事情的发展这样迅速。
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题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的文件,完成了邓小平政治上的二落二起的第二“起”。
《决定》指出:“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循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邓小平要出来工作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这个《决定》虽然限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中的特定的历史环境,还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带有那个时期的特定的历史烙印。但是,它毕竟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庄重地向全党正式宣布了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恢复工作的文件发出以后,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提出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周恩来太累了。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的战友和得力助手一个个被“打倒”了,只有他还在独自苦撑危局。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更是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终于疲劳过度,积劳成疾,于1972年5月确诊身患癌症。他多么需要一个武能安邦、文能治国、才思敏捷、办事干练的得力助手分担一下肩上的重负呵!如今,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和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邓小平恢复工作一事正式成为现实,人民的好总理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如释重负,可以安心休息几天了。
周恩来在玉泉山接受全面检查和治疗的期间,不忘委托邓颖超前往看望邓小平夫妇,并向邓小平夫妇通报自己的病情。几天后,周恩来身体稍有好转,便恢复工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道,于3月28日会见了邓小平。这是周恩来在邓小平恢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第一次与邓小平进行正式的工作谈话。
第二天,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处开会。会前,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与邓小平见了面。望着几年不见、已经明显苍老的伟大领袖和导师,邓小平百感交集,决心努力工作,不辜负毛泽东的信任和厚望。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12日晚上7时30分,在富丽堂皇、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抱病的周恩来满面春风,神采飞扬,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参加宴会的人发现,随同领导人和贵宾一道出来的,有一位个子不高但却极其眼熟的人。是邓小平!就是那个被打倒了的“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
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第一次在重大的外事场合露面,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顿时,邓小平成为宴会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宴会还在进行,一些特别敏感的记者纷纷走出人民大会堂,直奔近处的邮电大楼,竞相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
第二天,港台及世界上的许多新闻媒介,对于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大加报道和渲染。一时间,邓小平的复出成为海外人士评论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关键词。有一家外国媒体形象地将邓小平称为“中国打不倒的小个子”。也有记者这么称,“这次宴会上不是西哈努克而是邓小平成了无冕之王”。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惊讶不已。一位有幸参加这次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事后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神奇人物: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小平“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1973年4月,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邓小平(右)6年来第一次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从此,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和国际政治的舞台上。这次宴会亮相,可以说是周恩来精心设计的一个杰作,强烈地烘托出邓小平政治上再起的重大意义。
林彪的身亡,一度造成了接班人位置的空缺,也使人们对于九大乃至整个“文革”路线的正确性产生了质疑。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提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林彪事件带来的诸多“后遗症”。5月底,中央决定让从湖南调来的华国锋和上海调来的王洪文,与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
经过3个月的仓促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8月24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由张春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十大政治报告。该报告承袭了九大的错误,再一次不容疑地肯定了“左”的路线。会议还通过了新的党章——基本上继承了九大党章的内容,主要是删掉了有关“林彪接班人”的内容。
在中共十大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文革新贵”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充当“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尽管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中增加了一定数量的老同志,但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势力却得到了大大的加强。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于是,在整个中央机构中,基本形成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两大阵营。
明眼人都知道,在“文革”中发迹的“政治明星”王洪文这个大造反派头头被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
十大之后,叶剑英向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
秋雨淅沥。秋雨中的韶山,更显一种迷人的景色。10月19日,绵绵秋雨中,一辆老式的乳白色“吉姆”牌轿车徐徐驶进宁静的韶山冲。车上坐着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中山装的长者。当车子稳稳地停在毛泽东的旧居(1982年底改称故居)前,车门打开后,周围的人们吃了一惊,这不就是刚刚被毛泽东“解放”、重新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不久的邓小平吗?
邓小平是陪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到桂林游览,在返京途中路过长沙时,临时决定到韶山参观的。韶山之行,是邓小平多年的愿望。现在有机会来这个地方参观,他自然十分高兴。可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却是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难在接待上。按说,一个副总理来,地方应当热情招待,但邓小平是江青的“眼中钉”,热情接待会不会有副作用呢?省里的领导们思量再三,确定了“不冷不热”的原则。于是,选用20世纪50年代的名牌车“吉姆”让邓小平一行乘坐,而没有选用国产车“红旗”。
邓小平对这种“不冷不热”的接待并无什么感觉,反而兴冲冲地说:“1959年,毛主席到韶山也是乘坐这种车。我老早就想来了,1965年就有这个念头,可那时太忙;1966年我想来也来不了啦!”这段幽默的话使人们会心地笑了。
换上长筒雨靴的邓小平打着雨伞,步行来到毛泽东旧居。旧居风貌依旧,仍保持着毛泽东离开时的原貌。毛泽东在这里生活了16年,邓小平从书刊上、同事们的谈话中早就清楚了。
在毛泽东旧居,邓小平看得那么投入,那么仔细。在毛泽东父母卧室,接待人员告诉他,墙角那张木床是原物,毛泽东就是在这张床上诞生的。邓小平一边看说明词,一边询问毛泽东早年学习、生活的情况,还详细询问了韶山党支部的建立情况。
参观中,邓小平提了提毛泽东少年时代挑过水的水桶,摸了摸毛泽东诞生的木床,并仰望曾建立韶山党支部的阁楼,说:“这虽不是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却是较健全、较早做出贡献的农村党支部。”
走进毛泽东小弟毛泽覃的卧室,邓小平的神情立即凝重起来,他的思绪回到了40年前。那时,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诬蔑为“江西的罗明路线”,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当时,毛泽东同样处在被排斥和受打击的境地中,所以,“邓毛谢古”被推行“左”倾路线的人称为“毛派”。
毛泽覃牺牲时年仅29岁,他是带着冤屈,在国民党“围剿”中壮烈牺牲的。墙上挂着的烈士遗像,目光是那么清澈,神情是那么坦然。邓小平久久地在烈士遗像前伫立,对大家说了一句话:“毛泽覃是个好同志。”多少情感,都浓缩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
从毛泽东旧居出来,邓小平一行又来到了晒谷坪,参观了毛泽东家的稻田、菜地,然后去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在纪念馆,邓小平一边沉思,一边参观。当时馆里的陈列受“左”的影响很明显,邓小平默不作声。他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德的扁担”曾变成“林彪的扁担”,“朱毛会师”曾变成“林毛会师”,所以,陈列馆中也不可避免地有“左”的痕迹。主管陈列的同志看邓小平不说话,便凑上去问邓小平有什么指示。邓小平说了很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你们陈列的是历史,只要符合历史就行,我没有什么指示。”
到吃午饭的时间了,接待人员又犯愁了,按什么规格呢?厨师们作了两手准备,如果邓小平高兴,就上国宾级的,如果不高兴,就上一般规格的。邓小平一行走进松山一号小餐厅,便有人上前去“侦察”。“侦察员”有经验,他巧妙地沟通后,得知邓小平心情不错……
韶山的主人向邓小平敬酒,祝他健康和长寿。兴致上来的邓小平微笑着,大声地致祝酒词:“来,让我们为我们党,为毛主席干杯!”
在座的人无不动容,他们看到了邓小平的博大胸怀。这次午宴,邓小平分外高兴,连续喝了4大杯茅台酒,吃了4个小馒头,一小碗饭。而那时,他已经是69岁的老人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毛泽东已下定决心,在更大程度上重用邓小平。12月12日起,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为了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坚定地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毛泽东提出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对调。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批评道,以前“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以后改了吧”。
3天后,毛泽东同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还送给邓小平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在召集这些军区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再次宣传邓小平说:“现在,我请来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邓小平,要全面重用邓小平,病体沉重的周恩来深受鼓舞。就在22日会后,周恩来不顾疲倦的身体,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当即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中央军委5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这样,邓小平集党、政、军的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代表中国人第一次站在世界最高的讲台上,邓小平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他把智慧留给了整个世界,他的魅力感染了整个世界。
1974年,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决定于这年的4月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派出外交和国际上卓有声望的人率团参加。由谁担任代表团团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此时,周恩来总理重病在身,不宜远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但他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197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外交部的建议(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毛泽东之所以提名邓小平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一,邓小平“文革”前多次代表中国的党和政府参加与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的谈判,具有外交经验。其二,这是一个重要国际会议,应该让一个未来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担任重要角色的人,代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言。
对于邓小平的复出,江青等已十分不满;邓小平一再被提升和重用,江青等更是恼怒。出席联大会议这样一个在世界舞台“出风头”的“美差”,也要让邓小平来担任,江青简直无法容忍。
周恩来连续几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根据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报告。会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公然反对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难。3月24日,周恩来不顾江青的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到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
毛泽东知道后,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政治局其他成员,并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在3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由于周恩来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在会上的表现,大为不满。
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当晚,在一个会上,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表示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邓小平说:“既然主席决定了,我还是去,聋子办外交嘛。”
3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的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对于这届联大,中央非常重视。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最高级别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如何亮相,关系到新中国外交形象。邓小平接到中央的任命后,立即全力投入了准备工作。
邓小平20世纪60年代曾率领中共代表团同苏共进行谈判,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他对参加准备工作的同志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随后,他集中精力,指导代表团成员准备这篇发言稿。代表团在讨论这个发言稿时,觉得这篇发言除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同志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邓小平请示后,他立即首肯。
毛泽东最早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在1973年。这年6月22日,他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根据当时世界各国的发展变化,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主流和历史前进的方向,明确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毛泽东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还有整个非洲、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发言稿写成后,邓小平和大家一起,花了一整天时间在人民大会堂逐段讨论、斟酌、修改。中午,他和大家一样,各分一份工作菜饭,吃完靠在沙发上略事休息,就再行讨论。讨论中,邓小平十分注意听取每个同志的发言,还不时地表示:这个意见提得好。
会议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邓小平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当参加起草工作的凌青记下这几句后,邓小平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
邓小平准备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随后报送毛泽东最后定夺。毛泽东审阅后于4月4日批示:“好,赞同。”
在邓小平全力准备联大讲演稿的时候,周恩来不顾病痛,亲自为邓小平的出行作细致周密的安排。他召集外交部和民航局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欢送礼仪和代表团专机的飞行安全。他对民航局领导交代:“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为确保航线畅通,他建议民航机组安排东西两线同进试飞,这样如遇情况,可以确保飞行安全。当时,我们国家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没有通往西方国家的飞行航线,为了邓小平此次出席联大会议,周恩来特别批准我国民航飞机申请航线,进行一次极其特殊的飞行任务。
4月6日清晨,周恩来抱病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为邓小平和全体团员送行。消瘦的周恩来和精神矍铄的邓小平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多少嘱托和信任,都在这紧紧的一握之中。
4月的纽约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此时的联合国总部显得格外繁忙,象征着各国主权的国旗在空中高高飘扬。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西方的政治家们纷纷猜测,邓小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4月7日,邓小平率团飞抵纽约,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或观察员,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联合国礼宾处负责人等到机场欢迎。
邓小平一到纽约,便马不停蹄地开展外交活动,表现出一个卓越外交家、杰出政治活动家的外交风采。他先后同一些国家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以及出席会议的一些国家元首与代表团团长会见、会谈,并在大会开幕前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大会主席莱奥皮尔多·贝尼特斯。
1974年4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阐述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钱嗣杰 摄)
4月10日下午,在一片关注的目光中,身着藏青色中山装、手持发言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政府副总理邓小平,健步走向讲坛。他目光锐利,昭示着某种正义;他容光焕发,充满了自豪与信心。“一定不辱主席的使命!”邓小平心里暗示着自己。
在讲坛站定,邓小平颇有风度地回首,向大会主席点头致意,随后他的目光转向会场。这里几百名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代表与众多记者,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马上就要听到中国代表团的声音。
从容不迫地摊开讲稿,邓小平开始了他明快的发言。面对专心聆听的与会者,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论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讲演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引起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发言中,邓小平时而双手按在案前,时而低头看看会场前排的苏联代表。每当念至“两个超级大国”或“社会帝国主义”一词时,他总是语气加重,略显严厉。
邓小平的发言震动了整个会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称赞。发言结束时,热烈的掌声回荡在联合国大厅,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拥上前去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刊和电台也纷纷报道了邓小平的发言。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经过邓小平的全面阐述在国际上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声望,中国政府的外交影响力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邓小平的外交风采也为世界所瞩目。一些舆论评论道: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小个子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的代理人”。
与会期间,邓小平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他利用会内会外的空隙,结交、拜会新旧朋友。
4月10日晚上,出席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布迈丁为招待参加本届联大特别会议的各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4月11日上午,会见法国外长米歇尔、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外长迪迪埃·拉齐拉卡;下午会见墨西哥外长埃米略·奥斯卡·拉瓦萨、突尼斯外长哈比卜·沙提、英国副外长戴维·恩纳尔斯,拜会加蓬总统阿尔贝-贝尔纳·邦戈。
4月12晚上,中国代表团以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的名义,为代表团团长邓小平举行招待会。招待会与其说是为招待邓小平,不如说是邓小平率团招待全世界各国派来的与会代表。中国代表团邀请了90多个国家的外长、其他部长、代表团或代表参加招待会。邓小平利用这个机会,表明中国政府广交朋友的对外政策。
几百位客人将大厅挤得满满的,热闹非凡。招待会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为了表示主人的热情,邓小平、乔冠华、黄华同客人热烈握手,并进行友好交谈。
4月13日上午,邓小平不顾前夜的劳累,会见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外长米洛什·米尼奇;中午利用午餐的机会,宴请阿尔巴尼亚外长奈斯蒂·纳赛;下午拜会毛里塔尼亚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感谢达达赫总统为推动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做出的巨大努力。
4月19日,邓小平率团回国。这一天的上午,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小平同志率代表团今日下午五时半到京,欢迎场面同欢送一样。”下午,首都机场人山人海,红旗如潮,锣鼓喧天。周恩来不顾病痛,再次前往机场,以隆重的仪式迎接邓小平一行。
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
在邓小平一行回国之前的4月14日晚上,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美国代表团团长、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举行了宴会。基辛格安排这次宴会,除一般礼仪外,主要是与中国方面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主宾不是陌生人,稍微寒暄了几句,便切入主题。
“我们美国政府正在致力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一时想不出办法来。”基辛格故意推托说。其实,尼克松总统早在1973年11月派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时,已为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想出了办法,对中国作出了承诺。
邓小平心里非常清楚,美国政府并非“一时想不出办法来”,而是尼克松总统被“水门丑闻”搞得焦头烂额,一时抽不出时间来。
“博士先生,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我们能够体谅美国政府的困难。”邓小平笑了笑,很有分寸地说。基辛格表示:“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1974年8月,尼克松终因“水门事件”而辞职。11月下旬,基辛格在海参崴美苏最高级会谈结束后,返美途中访华,同邓小平进行了四次会谈。会谈中,邓小平对美国的对台政策“开了炮”,并对美方其他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态度严正,措辞直率。
差不多在一年后,也就是1975年10月,基辛格和邓小平又一次在北京会面。这一次,基辛格是带着重要使命而来的。他是为美国总统福特年底正式访华来做准备工作的。这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太好,毛泽东用手指指头部说:“这个部分还行,我能吃能睡。”然后又用手拍拍腿说:“这些部分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时感觉无力。肺也有毛病。总之,我感到不行了。”邓小平还是作为中国方面的主要代表接待了基辛格。他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和基辛格举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
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两国都对对方无所求。
邓小平说:“我们非常欣赏尼克松总统在会见毛主席时讲的话,他说,他是出自美国自身的利益到中国来的。中方欣赏尼克松迈出了这勇敢的一步。我们理解他这个话的真实性,不是一种外交语言。就是说,他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同中国打交道的。”说到这里,基辛格脸红了并略显尴尬。
邓小平还说:“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对待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正是这一点上,我们欣赏尼克松总统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正如当时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并参加邓小平和基辛格会谈的布什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邓小平在同外国领导人会谈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才能。他能恰好地掌握强硬与亲善相结合的分寸。不过,他在同基辛格会谈时的情绪明显咄咄逼人。”
邓小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不止一次说过:我是一个世界公民。从16岁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到78岁最后一次出国访问,他把智慧留给了整个世界,他的魅力感染了整个世界。在变幻莫测的国际舞台上,留下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手笔。
“迫不及待”的人大做文章批“周公”,之后又想扳倒邓小平。“上海帮”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他们精心策划的结果,竟是“眼中钉”一再高升,重权在握!
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周恩来虽已身患癌症,但他还是跟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之后,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在这之前,毛泽东召见了参加周恩来、基辛格会谈的翻译,听取了他们会谈的情况。翻译在汇报时说及,周恩来对有些问题的意见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他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
毛泽东偏听偏信了翻译的不如实的汇报。他在跟基辛格会谈时,态度格外强硬,所以连基辛格都明显感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是毛泽东,不是周恩来”。
11月14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公报,周恩来送走了基辛格,毛泽东就要求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跟基辛格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那时,毛泽东已不大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周恩来主持。江青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喜出望外。在政治局会议上,她显得格外激动,把久久郁积在内心的对周恩来的不满倾泻出来。
江青尖刻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姚文元马上附和江青的这一新“见解”。所谓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10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进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
江青那张“刀子嘴”是很锋利的,她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你“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周恩来毕竟富有涵养,端坐不动,他跟江青打交道打了那么多年,深知其人。
毛泽东听了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感到江青讲话太过分,认为“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在第一个回合中,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未能获胜。她处心积虑,一次次寻机向周恩来发动攻击。
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叛逃途中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后,江青集团的势力迅速填补了林彪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十大后,江、张、姚、王在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他们权欲熏心,野心勃勃要攫取更大权力。在清理林彪北京西城区毛家湾的住所时,江青一伙发现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之类的条幅。这本是林彪他们附庸风雅的东西,阴谋家们却借题发挥,声称“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并选编成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送给毛泽东。1974年1月,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这些材料,江青一伙借机大肆鼓噪,一场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推开了。
野心家们唯恐人们不理解他们真实的目的,到处发表煽动性的讲话。王洪文的话,就泄露了江青一伙的“天机”——“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江青写作组”抛出的“大块文章”,无不影射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所载“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一文中,特意指出:“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他把孔子写作“宰相儒”。当年,江青们在批《海瑞罢官》时,说吴晗“借古讽今”。如今,江青们倒真的在玩弄借古讽今,在玩弄政治把戏,想“批林批孔批‘周公’”。
发表在1974年第4期的《红旗》杂志上、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一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文章还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句句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
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负,他的病情日见严重。这时,江青却大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作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不料,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表明自己的态度:“批林批孔”他同意,“批‘周公’”他反对。
沉疴在身的周恩来心力交瘁,不胜其劳,于6月1日住进解放军305医院接受治疗。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了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时,令周恩来较为宽心的是,国务院有邓小平在主事,他深信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特有的才干。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周恩来的重负,成了江青新的政敌。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有恃无恐,经常私下串联,在政治局一哄而起向邓小平发难,把党内生活搞得乌烟瘴气。
江青一伙的专横跋扈以及不正常的宗派活动,造成国家政治形势的恶化。邓小平同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忧心忡忡,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毛泽东反映这些真实情况。这时的毛泽东不赞成全国再次大乱,他也对江青说出的无耻谰言及霸道作风极其愤慨。
7月17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出席了会议,在医院的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上,毛泽东当众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
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江青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好说道:“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绵里藏针”。江青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毛泽东紧叮了一句:“当众说的!”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接着,毛泽东指着江青对与会的政治局委员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失望。
8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此时的毛泽东认定国家不能再乱了。据此,他作出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欲逐步使国家走上正轨,在他身后能完整、平安地交班。
那么,这个班交给谁呢?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10月4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让身边的秘书打电话告诉王洪文,并让王洪文转告周恩来: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事关政府“组阁”的重大举动,也表明毛泽东的政治倾向性。
王洪文接到电话后,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马上转告周恩来,而是在当天晚上,首先去告诉了江青等人。江青一伙拖了两天以后,才极不情愿地将毛泽东的指示告诉了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10月6日,周恩来即约邓小平谈话,把有关工作托付给了邓小平。
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10月13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跟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江青一伙大段大段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个“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看似不屑一顾,实则已开始警觉。
10月17日晚,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所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
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态”,而这一次,江青那种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说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道:“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于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当晚,“四人帮”在钓鱼台17号楼密谋策划。江青认为:邓小平之所以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江青等人密谋的结果是,由王洪文出面,马上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搞臭邓小平。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往长沙。下午,刚抵长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们几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匆匆向毛泽东作“汇报”。他说:“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与邓小平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邓有那样大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王洪文还说:“我这次来这里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看总理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这是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的。”同时,王洪文又着力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吹捧了一番,企图实现由他们“组阁”的目的。
然而,毛泽东对他的汇报并不轻信,反而对他和江青一伙的非组织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反感。毛泽东当即警告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在长沙告状碰壁的王洪文,当天只得悻悻而回。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后仍不放心。当他们得知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甚至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然而,就在邓小平飞赴长沙之前,王海容、唐闻生连夜赶到305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等人所说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了要整邓小平。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很久了。对这件事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原来,在1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来已从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击的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问题,不仅是对邓小平,也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几年前,正是经他批准,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胡搅蛮缠,真是太过分了!
王洪文在长沙碰了一鼻子灰,返回北京后,早已将毛泽东告诫他的“你们不要搞上海帮”等指示忘得干干净净,回到钓鱼台就一头扎进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加紧策划篡党夺权。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飞往长沙。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以后,王海容、唐闻生将北京近几天发生的情况原原本本向毛泽东作了反映。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毛泽东从江青的闹事联系到王洪文飞来长沙告状,已经意识到江青想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于是,毛泽东讲了离开北京以来深思熟虑的两项重大决策,并让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后,立即将他的意见转达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他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此外,毛泽东还要求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后,立即将毛泽东的指示向有关人员作了传达。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的决策,极为振奋,他深深感到了毛泽东对自己的高度信任,同时,也为邓小平能够出任重要负责人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让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自己承担起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重任,这正是周恩来患病以来的愿望。为了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落到江青一伙的手里,为了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中,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委托,不顾自己做过两次大手术后急需休息、静养的病躯,毅然承担起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重任。
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周恩来连续十几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问题,研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月6日,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参谋长的指示。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鲁巴伊率领的代表团飞抵长沙。毛泽东会见外宾后,与邓小平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支持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的有力抵制和斗争,鼓励邓小平承担起党政军工作的重任。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她(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听主席这么说,邓小平笑了笑:“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江青)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邓小平谈到对他的工作安排,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毛泽东鼓励邓小平。
1974年11月,邓小平到北京机场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不要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立即就答应下这重托。
在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后,王海容、唐闻生交给毛泽东一封信,这是她们离开北京时江青托她们带给毛泽东的信。江青在信中就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再次向毛泽东提出她的主张: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江青在这封信里野心毕露,妄图由她来“组阁”的面目暴露无遗。当天,毛泽东在江青的这封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看了毛泽东措辞严厉的批评,江青不能不有所表示。11月19日,她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的这封信,表面上似乎是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目的却是向毛泽东伸手要权。毛泽东洞悉江青的企图,于20日回书一封:“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要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其意思十分明白,批评江青正像李固给黄琼书中所说的那样,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教育她不要总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缺乏自知之明,欲壑难填。
然而,江青却不顾毛泽东的多次批评、告诫、教育,仍然一意孤行。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进入最后阶段时,她又让王海容和唐闻生为她向毛泽东转达意见:让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
江青安排王海容、唐闻生向长沙的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后,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还让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由周恩来主持安排。毛泽东决心已定,坚决不让江青染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这年12月,邓小平一家从城外的花园村搬至市区的宽街。这时候,邓小平把政府工作报告限定在5000字以内,并亲自草拟了三段,每一段一千几百个字。讲的都是实际内容,虚的东西能少能免的尽量减。多年以后,邓小平回忆起这段往事还十分感慨:“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起草的,不能超过5000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那个时候,我经常去见总理。”
12月中旬,周恩来不顾自己频繁做治疗和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不利状况,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额。随即,他又审阅、修改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予以批准。
江青一伙“组阁”受挫,又极力要把他们信得过的人安插到文化、教育、体委等部门的领导位置上去。但这也不能完全由着他们。周恩来、邓小平经过仔细研究,认为教育部门位置重要,不能用江青等人提名的迟群,遂决定提名周荣鑫出任教育部部长。而对于文化部、体委的领导人选,则可做一些让步。
在形成了初步意见后,周恩来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决定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3个方案。人事安排问题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成熟。
12月23日中午,在叶剑英的周密安排下,周恩来离开305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王洪文另机到达。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地搞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当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称赞说:“他(邓小平)政治思想强,Politics(政治)比他(王洪文)强,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点点头。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且十分紧张,他待在一旁不知所措。
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而言:“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继而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
毛泽东要求王洪文就近段工作中所犯主要错误写一份检讨,虽然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他就写了一份,但不知为何没有交给毛泽东,却带回了北京。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份检讨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抄出来才被人们看到:
“……两天来我认真的[地]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只是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我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地]解决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地]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了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地]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只是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地]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12月26日,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支走了王洪文,让他到韶山去看一看。中午,毛泽东不愿辜负工作人员的盛情厚意,吃了一点长寿面,喝了一口家乡的芙蓉酒。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进行了长谈。
第二天,周恩来、王洪文飞回北京。毛泽东在长沙一直住到次年的2月3日,才乘专列返回北京。
周恩来从长沙回北京后,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始紧张工作。12月2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贯彻落实毛泽东长沙谈话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正式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虽然尚未履行正式手续,但毛泽东说了让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就可以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后,周恩来批告王洪文,将毛泽东审定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份名单(草案)印发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
12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长沙谈话内容和毛泽东的各项指示。到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预定人选名单。
1975年元旦,周恩来同邓小平和李先念谈话。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名单。3日,周恩来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等问题。4日,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送去讨论通过的人事安排方案。
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因在长沙养病,没有出席。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决定将《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候选人名单,提请人代会讨论。会议追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自1964年12月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整整10年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会上,由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当周恩来走上大会讲台,全场2864名代表情不自禁地用热烈的掌声向他致敬。这掌声经久不息,人们心头激情难平。邓小平在主持起草报告时,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经过起草小组反复思考,决定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有关内容衔接。当周恩来念到“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时,与会代表的眼里涌出了激动的泪花。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长期内乱,安定团结实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现代化,已是人心所向。
会议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改,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等12人为副总理。还任命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至此,由周恩来具体筹备、毛泽东最后批准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得到了圆满实现。江青在整个过程虽多方活动,但连遭挫败,“组阁”阴谋完全落空。看到四届全国人大顺利闭幕,她气急败坏,又把王海容、唐闻生叫去,破口大骂了一通,以发泄怒气。
这时的邓小平可谓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所任职务比“文革”以前要多,地位比“文革”以前还要高。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他把治国安邦的重任,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头。
自称“辫子多”的邓小平一经掌握主持中央工作的大权,便雷厉风行地擂响了全面整顿的隆隆战鼓,针锋相对“四人帮”伺机所进行的诬蔑和攻击。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时,“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已经肆虐了9个年头。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非常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明确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大刀阔斧地对全党和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这次整顿,可以说是后来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前奏与演练,是一次大胆尝试。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改革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时间,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
1月25日,邓小平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身份首次接见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在讲话中,他没有用“形势大好”之类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套话,而是开门见山就不客气地指出“军队被搞得相当乱”“闹派性”“纪律很差”等问题,明确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口号。这是邓小平走马上任的“宣言”。由此,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在7月14日的会上,邓小平切中要害地提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他还指出,“派性在军队里存在是很危险的”“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也不应该容忍的”。他反复提醒大家:“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都担忧啊!”“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至于整顿从何处下手,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步骤上,我建议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有威信,敢字当头,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能很好地工作……配备班子的时候,首先要把一二把手选准,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现在强调一下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重要,有了这一点,好多事情都会变化,都会好起来。”
会后,经毛泽东批准,邓小平和叶剑英一起迅速地调整了军队一些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把一些追随江青、坚持派性的人调下去,把那些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能艰苦奋斗的人选进班子。
在进行军队整顿的同时,邓小平开始思考对各行各业全面的整顿。面对连遭9年动乱、满目疮痍的各行各业,邓小平决定以铁路运输业的整顿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工业交通运输)战线推进。2月25日至3月8日,解决铁路运输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来到会场,几位省、市委书记走到他面前,想与他握手。邓小平敏捷地举起右手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他看着与会人员,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邓小平从农业谈到工业,再谈到铁路运输,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愤慨、严厉。邓小平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邓小平以他独特的讲话风格,把“整顿”的重要性、迫切性、严峻性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与会者的心上。
就在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发表讲话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题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第九号文件。邓小平亲笔在文件稿上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四人帮”在铁路系统的帮派势力的破坏,造成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地铁路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4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到1975年2月,全国铁路日装车量降为4.29万车,比计划欠装5000车,距实际需要相差1.2万多车,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针对当时铁路许多地方派性严重、领导瘫痪、线路堵塞、货物积压、安全不稳、运输指挥不灵的状况,邓小平尖锐地指出,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他指示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铁路面貌,并点将请当时担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挂帅,深入第一线,重点解决徐州、南昌、长沙、昆明、郑州等铁路“重灾区”的问题。
铁道部部长万里不负众望,一马当先,以邓小平讲话和中共中央九号文件为依据,首先在铁路系统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成为全面整顿的“开路先锋”。他响亮提出:“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九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3月9日,万里亲赴问题最为严重的徐州铁路分局进行整顿。在这里,他召开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会议,宣布中共中央文件,宣布逮捕造反派头头顾本华。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长期动乱不已、铁路堵塞的徐州铁路分局面貌焕然一新,津浦、陇海两大干线的徐州枢纽很快畅通无阻。
各铁路分局相应地调整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逮捕了一小撮破坏铁路运输的坏头头。一个多月后,运输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到4月底,全国20个铁路分局,有19个超额完成装车计划,日装车平均达到5.4万车,创历史最好水平。
钢铁工业是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基础产业。为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在抓了铁路的整顿后,又对钢铁工业进行整顿。中共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于5月8日至29日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多次到会发表重要讲话,他除了要求钢铁元帅迅速“升帐”,还针对全国各行各业整顿中应普遍注意的重大问题着力指出:“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这样的班子,一不是软的,二不是懒的,三不是散的。”“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原则,有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中央支持他,省委支持他,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邓小平还风趣地作了这样一个比喻:“我这个人就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一大把。整顿出了问题,我负责。”他鼓励敢于坚持原则、敢于顶头抓整顿的干部大胆工作。
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形势即开始好转。6月份欠产严重的几个大钢厂的生产状况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全年计划日产水平。到6月底,冶金工业整顿初见成效。
这一年的夏天,整顿工作如火如荼。邓小平因势利导,又把整顿引向了“文革”的重灾区教育、科技、文艺领域。当时,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许多科研机构长期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为此,邓小平对这些领域的整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四人帮”在1973年搞所谓“批回潮”,教育界被搞得乌烟瘴气:考试遭到批判,“交白卷的英雄”却显赫一时,大批有才华又有志于深造的青年被拒于校门之外;“读书无用论”在中小学生中蔓延;批“师道尊严”使教师不敢认真教书,不敢严格要求学生;一座“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大山压得整个教育界喘不过气来。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严厉指出:学校应“以学为主”“一点外语、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他一针见血地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自5月起,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下,按照他们多次讲话的精神,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教师会议,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事业的破坏,重新提出教育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要重新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恢复名誉,要重新恢复被严重破坏了的教育系统的各项工作。周荣鑫的这些整顿措施,受到深受“文革”其害的教育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整顿教育工作像一股暖人的春风,吹遍了在“文革”中最先受到冲击的教育界。
5月下旬,邓小平针对七机部派性斗争严重的问题,严肃指出:这不要说是社会主义,就连起码的爱国主义也没有,七机部的问题要限期解决。6月30日,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率工作组进驻七机部,使这个当时有名的“老大难”单位恢复了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胡耀邦也受到批斗,后被送到设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黄湖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胡耀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的工作情况,深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所了解,所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很快使“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恢复了工作。
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并根据邓小平的提议,派胡耀邦等人去中科院领导整顿工作。在接见派驻中科院工作组成员时,邓小平说:“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向派性做斗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他指示工作组,到科学院,一是要了解情况,向国务院进行汇报;二是要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要向中央提出一个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他自己则提出,要当科技界的后勤部长。与此同时,邓小平还特别关心一些著名科学家落实政策和用非所学的问题,并亲自过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在他的关心下,黄昆、杨乐等一批著名科学家落实了政策,并在各自的工作和专业岗位上做出了贡献。
胡耀邦到任后,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提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又称《汇报提纲》)。邓小平多次召集会议,讨论这份《汇报提纲》。他对提纲中提出关于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研究所、室领导班子等意见表示肯定。针对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说:“现在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不能把科技人员搞得灰溜溜的。”“不是把知识分子叫作‘老九’吗?毛主席不是说,‘老九’不能走,还是要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在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下,《汇报提纲》冲破“文革”中的禁区,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当时,文艺领域的萧条现象已经非常突出。借此,毛泽东提出了调整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主张。7月初,毛泽东在同邓小平谈话时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抓住时机,在文艺界进行调查研究,积极调整党的文艺工作政策,并通过同“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解禁了一些被禁演的电影和戏剧,恢复了一些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使文艺界出现了自“文革”以来少有的活跃局面。
197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拍摄的故事片《创业》和《海霞》遭到了江青一伙的恶意攻击。他们给《创业》罗织了莫须有的“十大罪状”,声言“要查一查背景”,并下令不准上演,不准宣传,不准向国外发行。《海霞》是经过周恩来、朱德和政治局部分成员审查通过的,但江青却诬陷它是“文艺黑线回潮的代表作”,派人查封了此片。这两部片子的创作者和有关人员对江青一伙的行为极为愤慨,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情况。
整顿期间,《创业》的编剧张天民给毛泽东、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再次反映这方面的情况。邓小平看了他的信,第二天就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这封信上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7月27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1975)第181号文件形式将毛泽东的批示下达。
邓小平此举使江青大为震怒,她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钓鱼台17号楼开会,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告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一个多月后,江青在大寨遇见了张天民,以谩骂式的口气对张天民说:“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46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江青再顶,也顶不过毛泽东的指示。《创业》最终与观众见面了。
《海霞》的编导谢铁骊、钱江先也先后写信,控告江青一伙扼杀这部影片的卑劣行径。毛泽东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邓小平亲自与谢铁骊坐在一起审阅《海霞》后,主持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允许修改过的影片上映。《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文革”前有影响的好节目,经中央政治局审查过后,重新出现在银幕、舞台上。
全面整顿层层深入,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的革命魄力和高屋建瓴的领导才能,也一次次触到了“四人帮”的痛处。要搞全面整顿,就必须要同“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四届全国人大“组阁”问题上遭到惨败的“四人帮”不甘心失败,在四届人大闭幕不久,就大肆鼓吹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居心叵测地把矛头指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批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老干部,妄图制造新的混乱。邓小平识破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当他们向中央政治局挑衅地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毫不客气地坚决抵制了这一无理要求。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前来中国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时,对金日成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康生同志、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也生病。我今年八十二岁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在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自3月以来,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就江青、张春桥等人鼓吹的当前工作应以“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坦率地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从而引起了毛泽东对“四人帮”大肆鼓吹“反经验主义”问题的高度重视。
后来,迫于毛泽东指示,江青一伙不得不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于是,由“四人帮”一手策动的“反经验主义”的闹剧便无声无息地收场了。不过,江青集团虽然受到了一次重大挫折,但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仍在寻找新的时机,随时准备反扑过来,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进行诬蔑和攻击。
6月10日,邓小平陪同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到上海参观访问。王洪文立即秘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布置说:“邓小平到上海,你要注意。”邓小平在上海期间,考虑到马天水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又是长期在上海负责工交战线的老人,根据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中央政治局两次批评“四人帮”会议的内容,向马天水传达了毛泽东对江青、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的精神,告诫马天水不要把什么都当成“资产阶级法权”来批,要维护各级党委的领导,不要弄得各级党委的话没人听。最后,邓小平还告诉他以后到北京还可以再谈谈。但马天水在“文革”中经过“四人帮”的先打后拉,早已心甘情愿地上了“四人帮”的战车。马天水不仅毫无悔改之意,反而鬼迷心窍,将邓小平同他谈话的内容秘密报给王洪文和姚文元。王洪文和姚文元让马天水将邓小平同他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材料,用大字抄写,报给毛泽东,并附上王洪文的话,诬蔑这次谈话是一次“策反”的谈话,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
9月15日至10月19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山西昔阳与北京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指出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思想:“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会上,邓小平强调了搞好农业的重要性,指出: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要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才能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前进。他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农业问题,把农业放在各级党委的第一议事日程。
邓小平还指出:学大寨,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地学。真学,关键在领导。他向在座的各级领导提出:要把那些思想好、能联系群众、能够带头干、能够艰苦奋斗的人提起来,不管过去是这一派那一派,不管过去犯了点什么错误。从省里到地、县、公社、队,层层都要选好人,选好人就有希望。天天空喊学大寨,是没有希望的。
在讲话中,邓小平用了很长的时间讲整顿,他深有感慨地说:“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邓小平讲到这里,坐在主席台上的江青一听是否定“文革”以来的“大好形势”,于是冷着面孔插话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邓小平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并进一步补充道,“据23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计算平均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块;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类似四川100块左右的还有好几个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账。这状况,我们能满意吗?”面对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数字,与会人员都为邓小平农业要整顿的思想所折服,江青等人也哑口无言。
一个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实际上变成了邓小平和“四人帮”直接交战的会场。会上各讲各的,政治分歧十分明显。全国近4000名各地干部,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邓小平的务实和坚定,江青的猖狂和丑态,给每一个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深入到宣传理论阵地。为了摆脱“四人帮”的控制,短兵相接的争夺战在宣传理论领域也展开了。6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以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等理论工作者为主要成员的政治研究室。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于10月7日写出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总纲巧妙地以毛泽东“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整顿各项工作的纲,批判“四人帮”在各条战线鼓吹的荒谬理论,澄清理论是非,端正人们的思想认识,使之正确掌握全面整顿的大政方针。
短短一年不到,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深入纠“左”的紧锣密鼓,催人奋进。1975年这一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文革”期间最好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11.9%,国民经济再度出现了新的转机。
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展示的革命魄力和领导才能,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感到莫大的安慰,他在医院里对外宾说,现在邓副总理已经全面担负起责任。周恩来在接受最后一次比较大的手术前,躺在推往手术室的平车上,激动地紧握邓小平的手,用全身的力气大声说:“你这一年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
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成了“四人帮”手中的重磅政治炸弹。紧接着,毛远新被安排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一次次地进行批评,迫使他们不得不写检讨。但这并不意味着江青从此就会罢手。相反,她从挨批中进一步领会到,要想取得同邓小平斗争的胜利,首先要使毛泽东不再相信邓小平,只要邓小平失信于毛泽东,他们就有机会重新获得毛泽东的信任与支持。
为此,江青一面窥伺着对邓小平下手的机会,一面在想方设法地控制着“最高指示”的发布权。
机会终于被江青捕捉到了。
毛泽东酷爱文史,经常手不释卷,但越来越严重的白内障却使这个喜好受到限制。虽然机要秘书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为他长期代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无奈,毛泽东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要求,挑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4位,毛泽东听了这4位教师的简历介绍后,选中了其中一位叫芦荻的女讲师。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其实,芦荻本名卢素琴,1931年出生于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1954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每每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个小时。在毛泽东的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1975年8月14日凌晨2时,芦荻接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主席侍读。她立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不多久,毛泽东的书房里传出阵阵抑扬顿挫、动听悦耳的读书声。芦荻正在给主席朗读中国古典小说《水浒》。
“小芦,休息一下。”当芦荻读完一个章回时,毛泽东提出了暂停。
“主席,在中国众多的古典小说中,以《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最受读者的喜爱,那么这些小说的好处在哪里呢?”芦荻向毛泽东请教道。
毛泽东对《红楼梦》《三国演义》逐一作了述评,然后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有一个习惯,爱在本子上做记录。由于谈话中主席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的有关评论印在书前。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于是,张玉凤请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
这一切,本是按正常的程序进行的。但姚文元一看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认为终于找到了向邓小平进行反攻的利剑。他略加思索,提笔写就:“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市委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提出“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
姚文元把他的提议送呈毛泽东,并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中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在递交提议时,还把宣传和评论《水浒》的具体计划一并呈上。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修反修,既然评《水浒》能起到像姚文元所说的那么重要的作用,那为什么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评论呢?于是,毛泽东看了姚文元的信后,批示“同意”。
毛泽东和芦荻有关《水浒》的谈话,本是二人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探讨,没想到,却成了江青一伙借着主席的批示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猖狂反扑的武器。他们利用自己在宣传上的优势,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评《水浒》”!
8月25日,由姚文元把持的《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一文。评论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认清宋江的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文章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并明确提出:“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它的主题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从9月起,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文章。《人民日报》还用形容宋江“面黑身矮”“貌拙才疏”的“孝义黑三郎”之类的描写,从人身攻击的角度含沙射影,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召集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共100余人谈话,就评《水浒》问题继续大放厥词:“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给主席看。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最近,有那么一些人,把主席批评我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传达的——政治局没有讨论,给传出去了。我这个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骂吗?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
召见完毕,江青立即找到华国锋说:“华副总理,我建议印发一下我的讲话稿,如有可能,放一下我的讲话录音更好。”
华国锋深知江青难惹,直接拒绝她的要求可能会引起纠缠不休的局面,于是略加思索之后说:“江青同志,你的提议可以考虑,但必须经主席同意。我看把你的讲话稿和录音一并给主席送去,待他审核后再下发也不迟。”
9月20日,毛泽东在书房中仔细审看了江青的讲话稿,愈看愈愤怒,盛怒之下,提笔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邓小平召集部分省委书记,向他们明确指出:“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浪潮的时候,周恩来病情恶化。这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4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4分钟也走不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9月20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这年七八月间,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大夫唐由之施行手术。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就在这时,毛泽东身边多了一位身材壮实的30多岁的男子。他就是江青安插在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作“联络员”的毛远新。如果说,“四人帮”发动的“评《水浒》”运动,仅在舆论上占了一时的上风,还不足以构成对邓小平致命打击的话,那么,这年9月,江青把毛远新安排为“联络员”之后,就一步步使他们掌握了政治主动权,使搞垮邓小平的预谋很快变成了现实。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的儿子,生于1941年2月。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杀害。1946年7月,毛远新和母亲朱旦华结束在新疆的铁窗生涯,来到延安。后来,朱旦华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时,便把毛远新托付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喜欢毛远新,视如己出。江青跟毛远新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毛远新管江青叫妈妈。
毛远新1965年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下连队当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响应中央号召,返回母校参加劳动。早在1964年暑期,毛泽东同他的一次谈话纪要,成了当时红卫兵争相传阅的文件,他因此在红卫兵运动中崭露头角。凭借他的特殊身份,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出任副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是江青在东北的一员干将。“白卷先生”张铁生就是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的。毛远新调到毛泽东身边当“联络员”,会在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传出什么样的话、起什么样的作用,是不难想象的。毕竟,当时病情加重的毛泽东言语不清,江青安排毛远新当“联络员”,等于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一到北京,毛远新立即和“四人帮”混在一起,成了江青欺上瞒下的工具。来到毛泽东身边后,毛远新先是揣摩主席的心思。很快,他就弄清了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谁来否定他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于是,毛远新就以此为突破口,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邓小平当时对全国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就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而“文化大革命”又恰恰是毛泽东晚年极为重视的一件事。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也在九一三事件以后逐渐纠正了一些他所意识到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多次表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很不赞成。但总的来说,毛泽东一直没有能够从总体上、从全局上、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一直在全局上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的态度。而1975年全面整顿给全国各行各业带来的显著变化,在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个有力的否定,发展下去,将会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彻底否定。这必然会招致“四人帮”的强烈反对,同时也是毛泽东所不能容许的。
毛远新说:“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现在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还搞不清?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从毛泽东的神色中,察觉到毛泽东对他的话是很重视的。几天后,他就清华大学反映迟群问题一事,又大胆地向毛泽东进言:“迟群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有七个指头还是好的,现在他们这样骂迟群,您看……”
迟群和谢静宜是“四人帮”手下的两员得力干将,分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他们在大学中坚持推行极左的教育路线,反对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对邓小平整顿教育的主张和做法更是坚决反对,予以抵制,视之为刮“右倾歪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4人,于1975年8月和10月两次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信中说:“如果不改变教育体制,学生离开学校时恐怕连一本书也不能读。”这封信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
综合毛远新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断定邓小平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于是当即发话:“小平同志转来的刘冰等批评迟群、谢静宜的信我已看了。你说的对,小平偏袒刘冰。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3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这年10月时,邓小平一家又搬了一次家。由地处十字路口的宽街这个进出十分不方便的地方,搬到较为安全且进出方便的东交民巷17号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11月2日,毛远新找邓小平等人谈了自己的“看法”:“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毛远新的这个“看法”,邓小平当然不能接受,他巧妙地提出了异议:“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是对的。”
邓小平哪里知道,毛远新的话是有背景的。
在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信件上,毛泽东作出同毛远新谈话内容一致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反击右倾翻案风”便首先在清华大学开展起来。
11月8日,张春桥责令教育部部长周荣鑫作检查。
11月18日,清华大学召开了批判周荣鑫和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大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随之贴满了清华校园。
面对“四人帮”的无理挑衅,邓小平大义凛然,泰然处之。他继续推进整顿工作的进行,并告诉有关负责同志:“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无产阶级‘还乡团’回来,赶跑了资产阶级,好得很嘛!复无产阶级之辟好得很嘛!不管他那一套,他说他的,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四人帮”集团根本没有料到邓小平如此强硬,恼怒之余,决定冒着被毛泽东猜疑之嫌,由王洪文直接向毛泽东汇报邓小平的问题。11月20日,王洪文告诉毛泽东:“主席,七、八、九3个月,谣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同志。谣言来自北京,据说和小平同志有关。”
毛泽东没有吭声。此刻,他已十分清楚地看到了王洪文等人的用意,是要利用自己的威望将邓小平再次打倒。他在认真地思索着如何处理这件极为棘手的事情。“如果小平离开中央,那么王洪文、江青这帮只会空喊口号的势力将失去制衡力量,中央权力如果由他们掌握,中国非闹个天翻地覆不可,到那时就难以收场。”毛泽东心中否决了上述设想。“但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如何处理呢?”毛泽东苦苦思索着。忽然,他灵机一动,茅塞顿开,告诉王洪文:“你先回去,请小平到我这里来一趟。”
邓小平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示意他坐下后,说:“小平同志,我有一个想法,请你主持中央政治局召开一次会议,就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个七分成绩、三分缺点的决议。你看如何?”毛泽东的意图是希望邓小平能够认识“错误”,继续在中央工作,同时又可防止邓小平以后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邓小平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党的决议,这是一个涉及党的原则性的重要大事,自己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迎合主席的意图,作出一个违背党心民意的决议。于是他婉言相辞说:“主席,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之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毛泽东没有言语,右手轻轻地拍打着沙发的扶手。邓小平望了一眼毛泽东没有丝毫表情的脸色,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有130多名党政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前,王洪文得意忘形地故意大吹阴风:“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是还乡团的分团长。”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要求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通知》指出: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这时,以邓小平为靶子的一场否定全面整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打响了。
佩戴着黑纱的邓小平随着低沉的哀乐慢慢走进大厅。周恩来沉睡着安然不动。陪同的秘书小声提醒:“首长,走吧,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向总理告别。”
1976年1月8日9时许,解放军305医院,周恩来所在病房外的电铃忽然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70多次。一直是100多次,忽然掉到70多次,陈在嘉大夫急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心跳在继续下跌,60次、50次、30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护器前坐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停止了。
这天上午,政治局又在举行“帮助”邓小平会议。与会者有的神情严肃,正襟危坐;有的仰身而靠,闭目养神;有的品茶吸烟,悠然自得。张春桥在发言,他有条不紊地说:“……这几天我又反复学习了主席近一时期的重要讲话,倍感亲切,很受启发。我认为主席的讲话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二是关于教育和科技革命;三是关于对当前运动的意见。而这三条都是针对小平同志的错误所言的,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为了挽救更多的犯错误的同志,也为了使广大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我建议将主席的这些谈话整理成文件,适当的时候向全党印发,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
江青晃了晃拳头,高声接过话头:“主席的这些话,不亚于1966年《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炮打得好!”
吴德提议:“主席的讲话就请春桥同志负责整理吧。”张春桥听后,含笑说:“还是请远新同志整理吧,主席的谈话大部分是同他讲的,他感受最深,理解得也最深。”
毛远新并不推辞,爽声应道:“好,我先请示一下主席,如果他同意,我就着手整理,然后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发下去。”
姚文元慢声细语地补充:“我有个想法,是不是把小平同志的检查附在文件后面?小平同志对主席的批评、对自己的错误,是不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是不是对全党要有一个交代?请大家考虑。”
邓小平阴沉着脸,粗声硬气地说:“春桥同志讲的,文元同志讲的,我都拥护。如果主席同意,我的检查也当然可以印发全党。”
陈锡联和善地笑笑,婉言道:“主席的谈话精神可以向全党传达,至于小平同志的检查先不要急于印发。主席的有些批评是针对一种倾向,不是指的具体某个人、某件事,这样做容易造成混乱……”
双方交锋正酣,汪东兴推门进来,神色木然地站在一旁。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诧异地望着他:“东兴同志,有事吗?”
汪东兴两眼缓缓地扫视着众人,声音低沉地说:“周恩来同志于今天上午9时57分逝世了。”
古老的大殿内一阵沉默。
邓小平忽地站起身,就要朝外走。张春桥冷冷地说:“洪文同志,还没散会吧?”王洪文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总理逝世,大家说怎么办?”
走到门口的邓小平猛然转身,冷硬的语气中带着一股慑人的威严:“一、立即向主席报告,组成治丧委员会;二、以中央名义发讣告,通知各驻外使馆降半旗;三、命令海边防部队,进入一级战备。”这时,叶剑英起身道:“我去通知作战部。”
上午10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听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晚他几乎彻夜未眠。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过了良久,毛泽东目光滞惘地仰视着天花板,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走了,他也走了。”说罢,他不禁潸然泪下,唏嘘不已。
中央领导人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身边工作人员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李先念坐在那里,双眼盯着总理的遗容,无言地抽泣着。
11时0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总理病房,连同李先念,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邓小平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周恩来的遗体经过精心整理,于当日12时许转送到北京医院。
早在周恩来病情危重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就受中央之命起草了有关总理逝世的讣告和悼词。总理病逝后,周启才又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一起,对讣告和悼词初稿着手进行修改,并列席了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两个文稿的会议。
1月8日下午3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讨论治丧办公室提出的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治丧委员会名单,遗体告别、吊唁活动和追悼大会方案等。会议由邓小平主持。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讣告。接着,讨论通过了治丧办公室提出的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名单,遗体告别、吊唁活动和追悼大会方案等。随后,邓小平问汪东兴:“悼词准备好了吗?”汪东兴说:“在总理生前准备了一个初稿,正在修改,还没改好,今天会议讨论不成了。”邓小平说:“那就等修改好了另找时间开会讨论。”
在讨论总理丧事过程中,“四人帮”十分猖狂,他们极力压低周恩来的治丧规格,对治丧办公室提出的有关治丧方案和建议横加斥责。如治丧办公室提出请外地的李德生、许世友、韦国清和赛福鼎四位政治局同志来京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的建议时,江青、张春桥厉声厉色地责问:“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还要把京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都叫到北京来呀?”当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活动,时间安排5天,人数安排6万时,“四人帮”极力反对,硬是把时间压缩为3天,人数压缩到4万。
周恩来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报经毛泽东批准后,1月9日在全国各大报纸头版整版登出。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反复向国内外进行广播,沉痛宣告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这一噩耗,如晴天霹雳震惊了中华大地,举国上下顿时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国际社会也对这位备受世人尊敬的伟大政治家的逝世深表哀悼。
1月10日上午,北京医院太平间大厅,哀乐低回,哭声起伏。周恩来神态安详地仰卧在一张白布平台上,躯体上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四周摆着一簇簇洁白的马蹄莲,两名手持钢枪的战士肃立左右。佩戴黑纱的政治局委员们依次走进来,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陈锡联、姚文元……每个人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随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出去。
佩戴着黑纱的邓小平随着低沉的哀乐慢慢走进大厅。他眼中没有泪水,神情显得凝重而平静。他走到灵床前,默默地望着闭目而卧的周恩来,久久不肯离去。他仿佛在静静地等待,等待着总理会和往常一样坐起来,微笑着向他伸出手;等待着那个熟悉的声音:“小平同志,你好!”他仿佛在静静地聆听,聆听着总理那语重心长的叮嘱和期望;他仿佛在静静思考,思考着要向总理汇报哪些工作,商讨哪些事情。是啊!他心里还有许多话要向总理倾诉,还有许多事要向总理请教,他忍不住轻轻唤了声:“总理!”
周恩来沉睡着安然不动。陪同的秘书小声提醒:“首长,走吧,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向总理告别。”
终于,两颗硕大、晶亮的泪珠沿着邓小平棱角分明的脸颊缓缓地滚淌下来。他向着周恩来的遗体深深鞠了三个躬,绕过灵床走到门口,忽然又返了回来,抓起周恩来放在胸前的右手用力握了握,随后转身大步离去。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后边,是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的各界代表,黑压压的人群排成长蛇队,在狭窄的太平间过道内缓缓地移动着。
政治局委员们被让进一侧的休息室。江青一进门就倒靠在沙发上,捶着大腿呻吟:“哎哟!我的两条腿都站肿了!”叶剑英走到她面前,语气严厉地责问:“江青同志,刚才向总理告别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摘帽子?”
江青脖子一扬,嘻嘻笑道:“我感冒了,正发高烧,不能受凉呀!”老态龙钟的朱德使劲用手杖敲打着地面,愤愤地说:“感冒了就不要来嘛,你这个样子,让群众看见很不好。”
江青骄横地翻翻眼皮:“这有什么不好?难道总理去世了,把我也要折磨死!”坐在一旁的张春桥也不满地摇摇头,扭脸对姚文元果断地说:“朱老总说得很对,文元同志,你马上通知电视台,今天晚上播发消息时要把江青同志的镜头剪掉。”
姚文元胆怯地望望江青,见她没反对,便点头答应了一声。
1月12日下午3时,由邓小平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总理悼词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周恩来的逝世,给当时已受到错误批判、身处逆境的邓小平造成的巨大痛苦是难以言表的。他忍受着内心的悲痛,安排好周恩来的丧事。
会议开始,邓小平先声夺人:“总理悼词文稿,会前已经发给大家,为节省时间会上就不读了,请大家发表意见。”接着又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短短数语,对悼词给予了充分肯定,也等于给多数政治局成员交了底。
接着,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都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文稿。江青在会上以所谓“路线问题”对周恩来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妄图贬低周恩来的伟大形象和丰功伟绩,但她只是放空炮,除王洪文、姚文元跟着帮腔外,其他与会人员对她的“发言”不予理睬。
当讨论悼词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发言。他说:“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对悼词文稿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会上没人提出具体修改或补充意见。我提一点具体补充意见,加一个字,印件中1922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个‘总’字,符合实际。大家没有新的意见,悼词文稿就讨论到这里,政治局通过。个别文字修改后,报请毛主席审批。”并指示周启才等修改后先送邓颖超大姐过目,看她还有什么意见。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谁来给周恩来总理致悼词。开始“四人帮”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江青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认为自己不行,张春桥也感到王洪文不够格,提出请叶剑英元帅致悼词。叶剑英带着怒气说:“给总理致悼词,应该是小平同志!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无论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我提议由小平同志来给总理致悼词!”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赞成由邓小平给总理致悼词。“四人帮”只好不吱声了。
散会后,周启才和李鑫走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口,张春桥从后面赶上来对他们说:“悼词号召向总理学习的那部分,不必那样展开写,不必写得那样实,你们改一改,压缩一下,笼统地写几句虚的话就行了。”周启才和李鑫听后一愣,没有马上回答。张春桥又说:“你们听清我的话了吗?”周启才和李鑫心里十分愤怒,但又不能把愤怒表现出来,只好不软不硬地说:“听清了。我们是做具体工作的,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我们无权做任何改动。您的意见也没在政治局会上提出,现在要我们做这样重大的改动,我们不能够做。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将您的修改意见向政治局提出,政治局如果同意,我们就按政治局的意见改。”张春桥听后无言以对,怒气冲冲地走了。
会后当晚,周启才和李鑫遵照邓小平在政治局会上的指示,对悼词的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印好后,周启才给邓颖超秘书打电话,请她报告邓大姐:“总理悼词今天下午政治局讨论通过,个别文字做了修改,小平同志指示改后的印件先送邓大姐过目,看大姐有什么意见。我马上派专人将印件送过去。”次日上午,周启才正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大厅值班,邓颖超亲自给周启才打电话说:“悼词我看过了,很好,我没意见。请转告小平同志。”
于是,悼词就要进入最后的报批程序了,即由邓小平审阅后报送毛泽东审批定稿。周启才日后回忆说:“‘四人帮’在政治局会上讨论悼词时,曾恶毒攻击和诬蔑周总理不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考虑应该在悼词中加上一句‘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悼词报经毛主席批准后,如果‘四人帮’再敢在路线问题上造谣诬蔑周总理,就有了尚方宝剑制约他们。可是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按组织原则,我们无权加上这句话,但在未报毛主席批准之前,应该大胆提出这一建议。考虑再三,我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汪东兴,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说:‘我赞成你们的想法,加上这句话有必要。但这个事要报告主持中央工作的小平同志。你们最好带上悼词印件去小平同志家里,当面向他报告我们的建议,请小平同志定夺。’经联系同意后,我们驱车赶到当时小平同志在东交民巷17号的家中,当面向他汇报了我们的建议。小平同志看了一遍改好的悼词印件,亲自提笔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了‘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话,并在悼词首页写上‘请主席审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1月14日,毛泽东圈阅同意了这份重要文件,给了处心积虑地反对周恩来的“四人帮”一个沉重打击。
在举国哀悼的日子里,“四人帮”下令,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地方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甚至下令各单位严查,不准个人家里挂周恩来的遗像和戴黑纱。更有甚者,“四人帮”的党羽、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竟然强迫文艺单位照常演出,还通知公安机关追查群众打来的抗议电话。
此时,邓小平心无旁骛,专心为准备周恩来的丧事活动和完成周恩来的遗愿忙碌着。1月14日,他致信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兴同志就总理骨灰撒散地点事与邓大姐商议。据查玉泉山已无水流,他们商议改用安-2型飞机撒到江河山地,邓大姐本人只送到机场,由工作人员上机撒散。以上办法比较于撒在固定一地好,应予同意。东兴同志已按此准备。”14位政治局委员在此件上画圈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已为周恩来的丧事活动安排完毕。
1月15日下午3时,5000人参加的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邓小平表情严肃,面带哀伤,以低沉悲痛的声音宣读悼词。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话时,他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稍事停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伤。这时会场上一片哭泣呜咽声。
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宣读悼词
追悼会的最后,全体与会者郑重地向周恩来遗像深深三鞠躬。会后,根据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向他深深热爱着的祖国的江河大地。
“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愤慨。素以“群众运动的领袖”自诩、声称“镇压群众运动的人绝无好下场”的“四人帮”,却在真正的群众运动面前发抖了!
周恩来辞世后,国务院总理之职不可久悬。谁来补这个缺,成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焦点。在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坚持由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继任,而“四人帮”则提出由张春桥作为候选人。
此时的邓小平尽管还是名义上的第一副总理,但因为失去毛泽东的信任,早已失去了填补总理空缺的可能。因此,局面对“四人帮”似乎更为有利一些。张春桥早就觊觎着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以来,他费尽心机,疯狂地影射、攻击周恩来,策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无不包含着篡夺国务院总理职务的野心。
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是他被再次打倒前在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因为周恩来的逝世和丧事活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时中断。随着周恩来丧事活动办毕,“批邓”战火又被点燃。1976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邓小平再次作“检讨发言”,并在会上进行讨论。“四人帮”看到邓小平的态度仍然强硬,便轮番开始对他进行指责和批判。邓小平是有名的“耳朵聋”,对那些刺耳的噪音,他听不见,也不想听,只是不时地拿起杯子喝茶水。
出乎人们的意料,毛泽东既没有选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也没有选“四人帮”力荐的张春桥,而是选了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这表明,毛泽东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第5个接班人。
毛泽东的态度让人捉摸不透,也让“四人帮”不满意。他们的本意是,打倒邓小平以后,让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没想到毛泽东竟指定华国锋“带个头”。这实在太出乎他们的意料了。像江青这样“目空一切”的人,从来没有把华国锋看在眼里过。“四人帮”认为,他们苦心经营得来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让华国锋轻而易举地摘走了。毛泽东的决定,实在让他们太失望了。
不过,张春桥既为自己未能当上总理而懊恼万分,也为邓小平遭毛泽东否定而幸灾乐祸。2月3日,张春桥在《有感》中诅咒邓小平:“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在这次会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据云是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这次会议,公开提出了批判邓小平的政治任务。与会者对此很不理解,因为邓小平刚刚复出一年多,他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进行各条战线的整顿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一转眼,又要批他,大家的思想转不过弯子来。针对这些情况,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华国锋还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他要求与会者“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转弯子”会议。目的在于通过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首先排除在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中间对于“批邓”的阻力,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排除思想上的“障碍”,转好关于“批邓”的思想弯子。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转弯子”会议把“批邓”公开化了。因此,江青对邓小平的攻击更加有恃无恐了。3月2日,她擅自召集12省、区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是“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她拉开架势,语无伦次,信口开河,胡说八道,集中攻击诬蔑邓小平。同时,她吹捧武则天、吹捧吕后,借古喻今,赤裸裸地为自己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于是,“批邓”进一步公开化了。
这下,江青可成了大忙人。她“麾下”的大大小小的写作组,此时集中火力在大报小报上攻击邓小平:什么《再论孔丘其人》,什么《司马光登台一年》,什么《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什么《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电影界先是推出了故事片《决裂》,“向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决裂”。紧接着,一批“跟走资派斗”的故事片在紧锣密鼓声中开拍,诸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等。
3月5日,是毛泽东为学习雷锋题词周年纪念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其中全文引用了周恩来为学习雷锋的4句题词。全国各大报刊大都原文转载,而上海《文汇报》在刊登这一新闻报道时把周恩来的题词全部砍掉。
在接到全国人民雪片般的抗议电、函后,《文汇报》竟置人民的愤怒于不顾,继续火上加油。3月25日,该报在刊登的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通讯中,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丧心病狂地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含沙射影地诬蔑周恩来是“党内走资派”。
民心不可违!民心不可欺!“蓄之愈久,发之愈速。”“四人帮”的罪恶行径,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国人民积蓄已久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3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为人民的好总理献上了第一个悼念的花圈。
3月28日,南京的大学师生走上街头,抬着周恩来的大幅遗像和寄托哀思的花圈,高呼“保卫周恩来”等口号,排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前往周恩来战斗过的梅园新村和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向周恩来表达深切的敬意。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教师、机关干部继之而起。南京很快形成了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高潮。
第二天,南京大学师生又贴出“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巨幅标语。3月30日,当南京大学师生得知昨天写在开往上海的列车上的大标语,在进入上海市区前被全部冲刷掉以后,又用柏油和白色油漆在开往上海等方面的列车上书写了“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大幅标语,把江苏人民的怒火通过隆隆奔驰的列车传向祖国各地。
一场空前壮阔的群众斗争渐成燎原之势。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或排着整齐的队伍,或扶老携幼,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标语,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深切悼念,对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大力支持,对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渴望,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严厉谴责。与此同时,在杭州、郑州、太原等地也爆发了人民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人民群众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和对“四人帮”发出的战斗檄文,使“四人帮”一伙惊恐万状。“四人帮”知道事态已经十分严重,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4月2日,“四人帮”以中央名义要北京各单位传达4月1日的通知,并派出民兵、警察干预制止人民的悼念活动,派出便衣跟踪、逮捕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同时,传达姚文元“指示”,说“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不让群众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但是,人民群众的抗议活动已如爆发了的火山,任凭何人,任凭何种力量,都已无法阻止。
4月3日,从清晨开始,无数的人流冲破“四人帮”下达的道道禁令,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这一天,人民群众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恩来的花圈达到数千个。在纪念碑周围的柏树上,人民群众献上的白花层层叠叠,仿佛万朵玉兰傲然怒放。
在这花的海洋、人的浪潮、诗的怒涛中,一首《江桥摇》(暗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眼看要垮掉”)的诗格外引人注意:“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诗句辛辣,显露出锐利的锋芒。
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还挂上了许许多多的小瓶子,他们是在用这种典型的中国式的隐喻,呼唤着“小平”。在那些震撼人心的日子里,北京几乎所有能去天安门广场的人都去了。他们去送花圈,去写诗词,去抄诗词,甚至仅仅去感受这悲壮而令人震撼的场面。可是,又将家搬回宽街的邓小平一家人却不能去天安门广场,不能亲赴现场去参加这一伟大的人民运动。
4月4日,清明节,中国历史传统中祭奠亲友、悼念先烈的日子。这一天又恰逢星期天。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活动达到了高潮。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有1400多个单位的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摆放了2073个花圈,悼念周恩来。自发参加纪念活动的200多万人民群众,用数不清的白花、花圈、花篮、花环、诗词、文章、条幅、标语等,把天安门广场装点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山诗海”。
听到身边工作人员讲述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场面后,叶剑英非常激动地表示,一定要亲自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清明节这天傍晚,叶剑英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悄悄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汽车在广场上缓缓行驶,叶剑英以深情的目光注视着广场上的壮观场面。是呀,这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成了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真挚感情爆发的地方。老帅的心被深深震撼了!也许就在这个时候,老帅已经下定了决心,坚决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上慰忠魂,下顺民意,写出中华民族历史新的篇章。
素以“群众运动的领袖”自诩、声称“镇压群众运动的人绝无好下场”的“四人帮”,却在真正的群众运动面前发抖了!他们在政治局大吵大闹,逼着每个人表态,强行要把南京、北京以至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定为反革命性质;他们一次次指使专政机关中的亲信,趁黑夜悄悄把天安门广场上张贴的诗词撕掉,把花圈运出去烧掉,抓紧逮捕革命群众,甚至派爪牙去广场,当着群众的面恶毒攻击周恩来,以激起群众更大的情绪,使矛盾激化。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因病”没有参加。在江青等人左右下,会议把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的性质定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后,毛远新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会议决定,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报告中说:“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今年“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毛泽东圈阅了。
4月5日,大规模镇压开始了。凌晨一两点,广场上的花圈被践踏和搬走。广场上的花圈一个连着一个,足足用了200多辆卡车才被全部装运走。在撤走花圈的过程中,57名在场群众遭到审查,7人被捕。早晨5时,王洪文到“指挥部”小楼亲自督阵并进行镇压的具体布置。天亮了,人们全无畏惧,冲破封锁线,把一个又一个花圈顽强地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这时,一边是蛮横地强行拦截,一边是奋不顾身地抬花圈和送花圈,整个天安门广场开始变成一个冲突的大战场。最终,几十万群众拥集在广场上,并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这天晚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通过广播发表讲话,声称: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群众立即离开广场。广场上的群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21时30分,“四人帮”授意安排的早已隐蔽到位的1万民兵、3000名警察,手持木棍、皮带,突然出动,迅速封锁天安门广场。经过一番苦斗,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留下摊摊血迹,200多名群众被打伤,38人被捕而投入监狱。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运动。
“四人帮”得手后,又伪造材料攻击邓小平,欺骗毛泽东。张春桥对他的同党们说:“天安门事件实际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做中国的纳吉。”姚文元心领神会,要《人民日报》的亲信在报道天安门事件时“鲜明地点出邓小平”。
4月7日上午,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听完毛远新长达1个多小时的汇报后,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毛泽东,作了以下指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华国锋任总理。”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
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胜利”,花天酒地。下午,毛泽东又作了补充指示:“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毛泽东的两个提议,并相应形成了两个决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后一个决议中这样表述:“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晚8时,这两个决议文件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向国内外公布。邓小平在政治上又一次被错误地打倒。
这天下午3时,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接到电话,通知说汪东兴要找邓小平谈话,警卫局来人来车接,不让带秘书,也不让带警卫员。原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于是,华国锋过问此事,让汪东兴了解“邓小平坐车指挥”一事是否属实。为了保护好邓小平夫妇,不让他们受到冲击,汪东兴秘密将邓小平夫妇转移至东交民巷。后来,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邓小平,问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
于是,在东交民巷17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子女音讯隔绝的状态下,邓小平夫妇相依为命,开始了又一次禁锢生活。没过多久,卓琳患病毒性角膜炎,好不容易才安排到301医院外科室接受治疗。这时的邓小平孤身一人在东交民巷那所房子里生活,对他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实在没事可做,也没有书可看,他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这副扑克牌是女儿邓楠在他临走的最后一刻,塞给父亲的,没想到倒在这里消磨时光时用上了。
天安门事件以后,邓小平虽然再次被打倒了,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邓小平是永远打不倒的。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是永远不会被打倒的……
噩耗一个接一个传来,毛泽东在感情上、精神上受到一次次打击。在生命倒计时阶段,他发表了自己的“政治遗嘱”。唐山大地震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政治大地震”。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
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华国锋等陪同,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亲切会见了来访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会见以后,送走了客人,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惯例,这时要由陪同接见的中央领导人向他汇报一下最近的主要工作。于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主要的工作和全国形势。华国锋最后说: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
毛泽东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思考着,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自己选定的外表憨厚的接班人。
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来。在华国锋汇报完工作以后,毛泽东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拿起放在沙发旁边小茶几上的铅笔,用不听使唤的手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写罢,毛泽东把纸交给了华国锋。
这三句话,虽然写得不太清楚,甚至有些潦草,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是,熟悉毛泽东笔法的人只要稍加辨认,仍不难看出,这是千真万确的、独具一格的“毛体”。一个年近83岁的久病老人,能够克服身体不便的困难,写下这三行字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这是毛泽东的政治交代与嘱托。邓小平被打倒了,“四人帮”又不可信,只有华国锋可以托付了。
华国锋深深体会到了毛泽东写给自己这三句话重如泰山的分量和含义,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在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传达。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了重点记录。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毛泽东百年之后,自己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
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从电视中,人们可以看到,镜头中的毛泽东面容憔悴,行动不便,面部缺乏表情。在这两次会见外宾后,中国政府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今后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病体垂危,已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阶段。
这时,在301医院治眼病的卓琳因与眼科医生唐佐怡关系甚笃,唐医生悄悄把主席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卓琳,并说中央还发了通知。卓琳知道后,趁当时有人来医院探视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转给邓小平,上面这样写:“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
邓小平看到这张纸条后,意识到卓琳在医院里听到了什么风声。为了安全起见,他向中央请示“想与家人在一起,这里太孤单”。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同意,邓小平终于回到宽街的那个家。卓琳住院50天后,眼病基本好转,于是要求出院。于是,一家人得以团聚。
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死,十分危急。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他才脱离危险。
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死再度突然发作,趁神志尚清楚,毛泽东在6月1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
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他语重心长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了,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如果说毛泽东有遗嘱的话,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这番话,既是对自己的一生作了个总结,也算对“交班”作了个交代。
20多天后,也就是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朱德去世之前,对于“批邓”很难“转弯”,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在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很好,这个班子不要变动”。可是这位90岁高龄的长者,眼睁睁地看着邓小平还是被拉下了马,他最为尊敬的、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也先他离去,党和国家又处在这样不安定之中,他是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的。
听到朱老总离世的噩耗,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24万人死于震灾,损失巨大。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久卧在床的毛泽东哭了。他身边的保健专家王新德说,他第一次亲见主席号啕大哭,他们那些在旁的所有保健专家的心也在流泪。是的,可以想见主席当时的心境是何等的痛苦与复杂。随后,毛泽东看到具体的灾情报告,并圈阅同意华国锋去灾区查看灾情,慰问灾民。
正当全国人民和解放军大力支援、奋起抗震救灾之时,“四人帮”却视灾情之巨大而不顾,丧尽天良地说,“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批邓”才是大事,不能“以救灾压批邓”。江青蛮横无理地指责中央和河北省地方领导是“走资派惊慌失措”。
在“四人帮”一伙的干扰下,中国拒绝了一切愿意提供的国际援助。姚文元还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的社论,胡说“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把矛头对准正在指挥抗震救灾工作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在举国上下关注抗震救灾的时候,江青等擅自印发“批邓”材料,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三个文件是“三株大毒草”,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批判”。在非常时期,“四人帮”一伙所表现出的狰狞面目和丑恶嘴脸,激怒了全国人民。对他们要求进行的“批判”,全国的干部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抵制。
大地震同样波及天津、北京,这两个城市也不同程度受到了损失。这段时期,邓小平一家每晚待在自家院内搭建的“抗震棚”里。8月22日,到了邓小平本命年龙年的生日,一家人高高兴兴地为他庆祝了72岁大寿。
这时期的江青更为活跃。8月28日,她来到天津小靳庄,并发表讲话:“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又忽地说起“母系社会”来。她说:“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江青还直言不讳:“女人也能当皇帝!”两天后,江青头扎白毛巾,像个陕北老农模样出现在济南部队某团,在讲话中语出惊人:“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9月3日,她再次来到山西大寨,在那里召开“批邓会”。
此时,根据毛泽东病情的发展,中央作出决定,把主席的病情通报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军负责人。9月5日晚,正在大寨与警卫、医生一起玩扑克的江青接到北京来的电话。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她,主席病危,让她火速返京。夜11时,她才离开大寨。7日,当江青回到北京,毛泽东已处于垂危之中。
9月8日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即将结束对中国访问的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举行访华答谢宴会,宴请中国的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对此次访华取得圆满成功和受到的盛情周到的款待表示谢意。正当宴会进行到高潮,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了毛泽东极度病危的消息。作为宴会主宾的华国锋接到电话后,匆匆讲完话,没有等宴会结束就向主人告别,驱车火速赶往中南海。
9月9日0时10分,一代伟人毛泽东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毛泽东去世的前几天,保健专家王新德一直守护在他身边。“9月8日,在主席去世的前一天上午,他起初头脑还清晰,还在关心日本大选的事。”据了解,毛泽东当时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想说说不出,后用铅笔在纸上画了三个道,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只见他握着铅笔的手慢慢抬起,吃力地在木床头上轻轻点了三下。于是,有人想到了他说的话是与“三木”有关,就轻声问:“主席,您是不是看有关三木的消息?”他微微点了点头,动作小得几乎看不出来。三木武夫,是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与内阁总理大臣,当时正在参加竞选,毛泽东一直很关心他在大选中的情况。
“尔后,主席病情突然加重,医疗监视器上显示心脏有些异常,他再度进入弥留状态,当时气氛紧张。我一直现场值班,高度警惕地观察着、注视着,不时地检查身体。”王新德老人接受采访时,对当年抢救主席的现场记忆犹新,宛若就发生在昨天:“8日傍晚,是我值班,大家都在主席卧室外的走廊里交班,我发现主席血压下降,药物一直用着,但血压很难维持,当时情况很紧急。在走廊,其他医护人员正在外边讨论主席病情,我赶过去对交班的人说,你们别讨论了,主席的血压难以维持,快进来吧!”
没过多久,主席瞳孔散大,口鼻抽吸两下,上下跳动的心电图突然变成一条水平线。“医务人员迅速对主席施行紧急抢救,人工呼吸、打强心针……然而,这一切对于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主席来说已无济于事了。”
华国锋迅速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紧急研究治丧问题。9日下午3时,无线电波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重大而震惊寰宇的消息——毛泽东逝世了。巨星陨落,举世悲恸。毛泽东的逝世使首都沉浸在悲痛、肃穆的气氛之中,天安门城楼中央主席巨幅画像披上了黑纱,天安门广场前高大的建筑物上一律下半旗志哀,庄严的国际歌回响在首都上空。邓小平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沉默无语,只是不停地摇头……
尽管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邓小平对毛泽东始终以诚相敬。他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错误只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的正确的东西”,是好心犯错误。这是一个悲剧。
不多久,邓小平让家人采来松枝,做成花圈,在家中设立了一个灵堂。他带领家人一起,在毛泽东的遗像前深深地默哀。
毛泽东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天灾人祸连降、国乱民怨极多的时刻撒手与世长辞,引起中国的“政治大地震”,其强度远非前不久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所能比拟。在江青看来,毛泽东逝世之日,就是她“老娘登基”之时,“女皇梦”就要实现了。
“四人帮”一伙躲进钓鱼台17号楼,窃窃私语:“主席去世,虽然是一件坏事,但也可一分为二。现在国内形势如同俄国1917年4月一样,处处需要自己的领袖。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形势对我们有利,他们找个头也难。过去主席一说,有些事很不好办,也不好反对。现在好办了……”
他们加紧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毛泽东逝世第二天,“四人帮”就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想当“女皇”的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张玉凤认为不符合组织程序,说什么也不给。于是,江青采取“紧急措施”,对张玉凤进行迫害,安张玉凤一个“偷文件”的罪名,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在“四人帮”的部署下,上海的民兵指挥部进行了“战备演习”,为发动武装叛乱做具体准备。姚文元等还公开动员和秘密串联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王洪文私拍了114张不同着装的照片,从中选好准备上台时用的“标准像”。张春桥穷凶极恶地暗地制造要“镇反’、要“杀人”的计划。江青让天津市为她特制了“登基”用的礼服。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指定的“正统”接班人,并将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解放军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中。文章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四人帮”篡权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批邓”,置邓小平于死地。他们知道,邓小平虽然已被“打倒”,但真正要打倒邓小平的人并不多,反对者倒不少。邓小平仍然是他们篡权的最大威胁。在毛泽东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本来是研究治丧事宜的,可是江青突然跳起来,高叫:“今天会议忽略了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的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就保不住了!”
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江青在会上还叫嚣:“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
华国锋听后,感到有些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这时,叶剑英发话了:“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点,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办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叶剑英的话,柔中有刚,于情于理都对,江青无法抓住把柄,加之政治局大多数人没有接受她的意见,于是,江青只得不吱声了。没想到,几天后,她又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继续煽动“批邓”。她说:“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渐趋白热化。9月17日下午,又一场激烈的争斗在政治局会议上爆发。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的语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言外之意是华国锋不配当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连发话。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弦外之音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叶剑英见华国锋不便站出来说话,就解围说:“江青同志不是没有工作,她是政治局委员,工作很重要的!再说,她一向身体不好,能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就很不容易了。我不知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还要安排什么工作?”
叶剑英一个诘问,让“四人帮”一伙无言以答。没想到的是,江青又来了一招:“远新同志的工作,怎么安排?”原来江青企图把自己的这个“嫡系”安排进政治局,为自己服务。
这时,华国锋说:“主席去世了,已不再需要‘联络员’,远新同志的工作也就结束了,应该回辽宁。”这下江青暴跳如雷了:“不行!他要留下来,主席的好些后事要他来处理。”
“江青同志,你可是说过,主席的后事,你与远新同志都不参与。现在怎么要把远新同志留下来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呢?”华国锋的反击让江青更为恼怒,她问道:“我何时讲过?”
在场的汪东兴见知道真相的王洪文、张春桥装聋作哑,再也憋不住了:“江青同志,你说这句话时,我也在场!是的,你说了,可能忘记了吧?”这话可让本来就已脸面没法放的江青更是下不了台,她像个无赖似的哭喊:“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么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远新同志也要留下,他留下整理主席晚年的文稿。”
见没有人作声,江青以为大家都赞同自己的看法,便进一步解释:“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东兴同志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同志负责,他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
张春桥接过话说:“是的,远新同志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王洪文、姚文元马上表示同意,并说这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们讲完之后,汪东兴发言:“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材料以及各种信件,历来都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收、发、保管、存档。从中央苏区长征出来一路上直到延安,从西柏坡进城到如今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因此,主席处的文件、档案以及所有的材料,我认为仍应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处理。鉴于目前大家都在忙于主席的丧事,我建议现在暂不处理,先把它们封存起来,任何人不经中央批准,不得翻阅和取用。”
华国锋和叶剑英也相继明确表示:同意将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以及各种材料,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目前东兴同志的确很忙,同意先把它们封存起来。华国锋最后又补充一句:“没有什么意见,就这样决定了。”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见没有人再发表什么意见,只好默不作声了。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决定,当天晚上8点多钟,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泽东生前的住处,把主席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共中央办公厅公章的封条。加封的时候,汪东兴向张玉凤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作出决定,把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张玉凤说:“这样我就好办了。”
当晚10时左右,江青由钓鱼台来到中南海“202”毛主席住所,看到主席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她质问张玉凤:“这是谁干的?”张玉凤回答说:“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
江青一边咬牙切齿地骂汪东兴“搞突然袭击”,一边气急败坏地给华国锋打电话:“汪东兴搞突然袭击,把主席的卧室和书房都加封了。这种行动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华国锋回答:“今天下午常委会不是已经作出决定,可以先封存起来吗?东兴同志执行常委会决定,不需要再打招呼。”
9月18日下午3点,毛泽东的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沉痛悲伤的哀乐从天安门广场漫涌,滚滚飘向广袤的天际。华国锋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郁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老帅此时的心里最为痛苦,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战友们说走就走了,一连走了三位,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泽东主席也走了,这让他充实了半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脸上每个皱纹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邓小平虽然已被“打倒”,软禁在家里,但他仍然时刻关注着政局的发展。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罪恶活动的图谋从报端隐约暴露,这就更引起了邓小平的不安。他为未来的中国担忧,为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能否撑住危局而焦虑。
江青一伙高喊“批邓”的同时,又把矛头指向了华国锋。在他们咄咄逼人、加紧篡党夺权的时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和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加紧了粉碎“四人帮”阴谋的斗争准备。
尽管主持军委工作的是陈锡联,但陈锡联对叶剑英元帅非常敬重。可以说,军队的实权其实仍由叶剑英有力控制着。况且,叶剑英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叶剑英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及时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军事科学院的主要负责人粟裕、宋时轮,总参谋部主要负责人杨成武,总政治部主要负责人梁必业,空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廷发、吴富善,海军的主要负责人萧劲光、苏振华,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傅崇碧,北京卫戍区的主要负责人吴忠、吴烈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要求他们加强战备,掌握好总部机关、陆海空军和海防边防,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一切突发事件。
看到党和国家面临危险而严峻的境地,陈云、邓颖超、聂荣臻、徐向前、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们感到十分焦虑。他们虽然身处逆境,但仍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联络,互通消息,并分别找叶剑英等交流。
一天,宽街邓宅院中的树上,喜鹊欢快地叫着,一位贵宾来到这里。他就是当年著名的三九五旅旅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人称“王胡子”。王震自愿在叶剑英和其他老革命家之间担任联络官,共商解决“四人帮”的大计。王震与邓小平的这次密谈的内容至今未见披露,但他们谈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必定是深入的,因为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9月21日,杨成武看望聂荣臻元帅时,谈到“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聂荣臻便担忧起来,于是要杨成武立即到叶剑英那里去,建议“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聂荣臻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同志暗害,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防止意外。”
杨成武当即去了叶剑英处,很快达成共识。叶剑英马上找有关同志商量,采取行动。一天,李先念来访,两人交换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后,叶剑英说:“我们同江青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
隔了一天,叶剑英亲自去拜访华国锋,两人单独进行了长谈。“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就要站出来,和他们斗!”叶剑英推心置腹的谈话,打动了华国锋的心。紧接着,他们简要讨论了有关对“四人帮”的措施。
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进门时他把身边随员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上了楼。一坐下,叶剑英直奔主题:“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对!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至于斗争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待见分晓。”叶剑英语气坚定。汪东兴与他相视一笑。
汪东兴送走叶帅后,在办公室来回走动,盘算了一会儿,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等人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会。人员到场之后,汪东兴就直截了当地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他一面说,一面用手画了一个圈,五指并拢攥紧了拳头,示意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并叮嘱他们讨论行动方案,“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
次日凌晨4时,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终于定下来了。“智取”的具体方案为: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题召开中央常委会,吸收姚文元参加,会上即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人采取行动,江青另行处理。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向华国锋详细地汇报了具体行动方案。
4日下午,叶剑英仔细听取了汪东兴的详细汇报后,沉思片刻说:“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5日凌晨2时,汪东兴再次来到华国锋的住地,向他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
为了提高警惕,避开“四人帮”一伙的监视,行动之前,叶剑英随时变换着住处,让他们摸不着他的行踪。同时,叶剑英对军队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10月6日,整个上午都很平静。下午3点30分,行动小组的全体成员,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汪东兴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晚6时半,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行动小组准时集中于指定位置。临战前静穆浓重的气氛,缓缓袭入每一个参战者的心田。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内紧外松。停车场内,工作用车及机动应急车辆大都隐蔽在西门里北侧空场。怀仁堂大门口上停放着与会者的几辆车子。一切宁静如常,整齐有序。
随身警卫人员当晚一律不准进入怀仁堂,依照过去大型会议活动时的规矩,都安排在怀仁堂斜对过的“五间房”休息。汪东兴责成警卫处处长丁志友在怀仁堂前厅警卫值班处切实执行,严格把关。
晚7时20分,叶剑英元帅到了。7时40分,华国锋款款走进怀仁堂正厅。于是,叶剑英和华国锋坐在沙发上沉着静候。
晚7时55分左右,王洪文第一个来到怀仁堂。他刚走到东侧门,就被事先准备好的警卫人员一把扭住,然后推到坐在怀仁堂正厅的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华国锋起身宣布:“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王洪文听后,不服气地嘟囔:“没想到有这么快!”随后,8341部队指战员将王洪文押了下去。
紧跟着张春桥来了。他刚走到怀仁堂门口就发现气氛有些异常,进入会议室后只听见华国锋严肃地向他宣布:“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华国锋郑重宣布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一听此言,张春桥往日那副“军师”“智囊”的威风一下子全然不见,两腿不住地打起颤来,继而被监护人员拉着带走了。
姗姗来迟的是姚文元。本来,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还没资格参加。为了让他到会,在向他发会议通知时,专门交代了一句,由于会议要讨论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请他列席会议。当姚文元皮包里装着《毛选》清样走入怀仁堂休息室,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向他宣布了决定。听完所宣布的决定后,姚文元这个“四人帮”中的“文痞”和“刀笔吏”便一下子瘫倒在地,最后还是让人扶着才走了出去。
与此同时,张耀祠带领的一个小组前住中南海江青的住处,执行逮捕江青、毛远新的任务。行动组人员一进中南海201住地,只见江青正穿着丝绸睡衣,一边看着进口录像片,一边看“文件”。发现有人进来后,她厉声呵斥:“你们来干什么?”当来人向她宣布决定后,江青双目怒视,一动不动,一言不发。过了良久,她提出要方便一下。尽管她在厕所里赖了近一刻钟,最后不得不在两名女警卫人员的“护送”下,悻悻离去。
奉命拘捕毛远新的是毛泽东的老卫士李连庆。在毛远新临时住的中南海颐年堂后院,李连庆向他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要求他交出曾有的一把手枪。但这位神气活现以“太子”自居的“联络员”拒不主动交出。于是,经过一番搜查才搜到那把手枪。没有反抗的他,随后被带走了。
当天晚上,根据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命令,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采取行动,逮捕了迟群、谢静宜。至此,震惊中外的逮捕“四人帮”行动只用了35分钟左右,兵不血刃,未发一弹,“四人帮”一伙被一网打尽。
行动成功实施后,华国锋、叶剑英指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立即率部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
晚9点15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离开坐镇指挥的怀仁堂,急赴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晚11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准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向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通报了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等采取了行动,并实施了隔离审查。到会同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会议直至10月7日凌晨3时才结束。会议一致通过了叶剑英的提议,推选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党集团的消息很快通过由上而下的“打招呼”会议传出,神州儿女尽开颜。邓小平一家则在10月7日就得到这惊人的喜讯,他们欢呼着,议论着,有的是说不出的振奋与喜悦。邓小平同样是十分的激动,手中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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