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纪念的一周（二）

我走向警察局局长的办公室，通往办公室的楼梯两侧站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副随时要执行军事任务的样子。走在廊上，我可以感受到紧张的空气。有人领我进入办公室时，我看见鲍伦先生跟局长葛瑞费斯坐在一起。

我向局长描述今天的情况，他只是简单回答：“我不希望队伍走到堡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且我也是因为群众不肯听从劝告，才不得不命令警察从队伍当中通过。”

我说：“但你应该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马匹会踩到人，我认为派骑马的警力去镇压根本毫无必要。”

葛瑞费斯局长说：“这不是由你来判断，警方比你更清楚你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如果我们一开始不采取激烈的手段，情势会搞到不可收拾。我告诉你，你最后控制不了民众，他们很快会变得不想服从法律，也不了解公民有维系和平的责任。我对你的用心没有怀疑，只是人民无法理解。他们只受本能驱使。”

我回答：“我无法同意这一点。爱好和平是人的天性，而非凶暴。”

我们争辩起来，最后葛瑞费斯说：“这样假设好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民众不理会你鼓吹的理想，你会怎么做？”

“如果真有这种情况，我会停止‘公民不服从’运动。”

“这是什么意思？你先前对鲍伦先生说，你获得一释放就要赶往旁遮普。”

“没错，我想搭下一班车前往，但是今天来不及了。”

“如果你能有点耐性，你会发现我说的话没错。你知道艾哈迈达巴德跟安姆萨的情况吗？到处都是激动得几近疯狂的群众。我还没掌握所有事实，因为有些地方电报打不进去。我只能告诉你，你就是这一切动乱的根源。”

“我向你保证，如果我发现真的有你所说的情况，我一定马上负起责任。但如果我发现艾哈迈达巴德有动乱，我会非常惊讶且痛心。至于安姆萨，我无法回答，因为我没去过那里，那儿的人也不认识我。旁遮普的部分，我可以明确地说，要不是当地政府阻止我入境，我本来可以帮忙维持那里的和平的。但他们硬要阻止，反而激怒了民众。”

就这样我们激辩不休，毕竟我们本来就不可能有共识。我告诉他，我们打算在乔帕第召开一次集会，对民众发表演说，要求他们保持和平。说完我就向局长道别。这场集会在乔帕第沙滩举行，我详细说明非暴力的责任与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限制，并且告诉大家：“非暴力抵抗是捍卫真理的武器。非暴力抵抗运动矢志拥护非暴力，除非大家都能在思想、语言及行为上遵守这种精神，否则我就不推动群众非暴力抵抗运动。”

安娜苏雅也收到消息，得知艾哈迈达巴德产生暴动，甚至有人散播谣言说她已经遭到逮捕。纺织厂工人一听说她被捕，群情激愤下发动罢工，并展开暴力行动，一名军官因而遭到杀害。

我前往艾哈迈达巴德，抵达后听说有民众打算破坏纳底艾德火车站的铁轨，而且有一位政府官员在维兰冈惨遭谋杀，所以艾哈迈达巴德正处于戒严状态。这里的每个人惊慌无比，他们不光得为暴力行动付出代价，还得加上利息。

一名警察在车站等我，准备护送我去见当地的警察局长普拉特先生。他非常生气，我则温和地与他沟通，表示我对暴动感到十分遗憾。我也向他表达戒严是不必要的，保证自己一定竭力配合恢复和平。我要求在萨柏默谛学院举行一次集会，他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在四月十三日举行集会，戒严也在集会当天或翌日就取消了。我在集会上向群众解释他们先前的行为是错误的，并且宣布我将为此断食三天，也请他们断食一天。我还要求曾经犯下暴行的人坦承错误。

我明白自己的责任，这群工人与我长时间相处，我为了他们而尽心服务，并且对他们怀抱期望，但他们竟然参与暴动，这让我觉得宛如自己犯了错。

在我建议群众认错的同时，我也向政府建议赦免他们的罪，但是两方都不肯接受。

如今已故的罗曼爵士与另外几个人来找我，请我暂停非暴力抵抗运动。其实这个请求是不必要的，因为我本来就已经下定决心，群众只要一天不学会和平，这项运动就一天不开始。他们因此很高兴地离开了。

但也有人不赞同我这个决定。这些人觉得，假如我期待各处都是和平的状态，认为和平是推动非暴力运动的前提，那么群众的非暴力运动永远不可能实现。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表示，我不同意这个论点。假如与我一同努力的同伴无法贯彻非暴力行为，也不愿承受痛苦，那么非暴力运动也永远不可能实现。我坚信想带领民众从事非暴力运动的人，应该要能监督群众实现非暴力的作为，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直到今天，我还是保持同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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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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