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纪念的一周（一）

我在印度南部短暂旅行过后，来到孟买。我想应该是四月四日抵达孟买的，因为班克打电报来，要我参加四月六日的庆典。

与此同时，德里已于三月三十日罢市一天，因为斯罗丹纳吉与哈金所说的话，在当地就等同法律。我们发电报通知罢市日期延后，岂料电报到得太晚了。德里从未有过这样的罢市，印度人也好、穆斯林也罢，大家团结一致，不分彼此。德里的清真寺邀请斯罗丹纳吉去发表演说，他去了。这一切已经超过政府当局所能够容忍的限度。罢工的游行队伍朝火车站前进时，警察过来干预，还对着民众开枪，死伤数人。镇压统治就此展开，斯罗丹纳吉因此火速召我去德里，我回电报表示将于四月六日孟买庆典结束后就立即出发。

拉哈尔与安姆萨的情况跟德里差不多，萨太派尔与克期卢要我赶快到安姆萨去跟他们会合，那时我跟他们俩都还不熟，但是我告诉他们，等我去了德里后会到安姆萨去。

四月六日那天早晨，孟买人一窝蜂到乔帕第海边去沐浴，然后集结成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朝着萨库德瓦出发。队伍里有妇女也有儿童，穆斯林更不在少数。到了萨库德瓦，一些穆斯林朋友带着一部分人到附近的清真寺去，并且力邀奈都夫人与我演讲。杰洛姜尼建议我们当场宣誓，以促成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并且拒用外国货，但是我立即反对。我的理由是：立誓约不应当急就章，我们应该对人们的作为感到满足。我说，一旦立誓就必须奉行不渝、不得毁诺，因此若真要抵制外国产品，就必须先了解可能导致的后果。至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双方担负的责任也应先厘清。最后我建议那些主张立誓的人，于次日早晨再集合一次。

孟买的罢市活动相当顺利，“公民不服从”运动也动员得差不多。我们还讨论过两者之间的关联。最后决定“公民不服从”运动必须从民众确实难以服从的法律着手。当时的盐税引起人民不满，之前还因为盐税而举行过抗争，因此我建议大家在自家用海水制盐，不必理会盐法怎么说。我另一个建议是出售官方取缔的禁书。那时我的两本著作——《印度自治》与古吉拉特文版本《给未来者言》——业已遭禁，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公开印刷、销售这些书似乎是最简单的方式来展现“公民不服从”。因此我们印了很多本，准备在当晚绝食结束、召开大会后出售。

四月六号晚上，一群志愿服务人员拿着这些禁书在人群中贩卖。戴维夫人跟我坐车上街，看到这些书很快就卖完了。卖书所得的钱用来支持公民不服从运动。每本各卖四安那币，但我记得大家都拿出更高的价钱购买，许多人把口袋里的钱通通拿出来，只见五卢比、十卢比的钞票纷纷出现，甚至有人拿出面额五十卢比的大钞，只买一本！我们尽职地向大家说明，购买禁书可能被逮捕入狱，但是没有人害怕。

后来我们才知道，政府怕麻烦，对外宣称他们所禁的书并未售出，而我们卖出的书不能算是禁书。政府认为这些重印的书算是禁书的新版，因此买卖不算违法。大家听到这说法都很失望。

翌日早上，我们开会讨论是否立誓抵制外国产品与印度教徒、穆斯林团结的事。杰洛姜尼总算明白并非所有闪闪发亮的都是金子。参加的人不多，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几个女性，因为那天到场的男人很少。我带来写好的誓约，宣誓前先对所有人详细解释誓约的意义。到场的人这么少，我既不感到惊讶也不难过，因为我早已注意到大众的态度有明显差异：大家都喜欢鼓动人心的工作，不喜欢默默努力、有建设性的工作。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依然没变。

不过我想另辟一章讨论这问题，所以还是继续说这故事吧。四月七日晚间，我启程到德里及安姆萨，八日抵达马都拉时，听到我可能被捕的流言。再前往下一站时，基德万尼来接我，告诉我当局打算逮捕我是千真万确的事，还说如果我需要帮助，他可以挺身而出。我向他道谢，并说有需要一定请他帮忙。

火车尚未抵达帕瓦尔车站，我就收到一份文件，内容大意是禁止我进入旁遮普，因为我的存在会造成当地人民不安。警察要求我下车，但我拒绝了。我说：“我去旁遮普，是因为有人邀请我，况且我去那里是为了安定人心，不是要去扰乱秩序的。所以很抱歉，我没办法服从命令。”

最后火车抵达帕瓦尔，拉那德跟我在一起。我要他直接去德里，转告斯罗丹纳吉这里的事，叫他们少安勿躁；我叫他向大家说明，何以我宁肯受处罚也不肯服从命令，以及若我们能平静看待我受罚一事，胜利最后是属于我们的。

于是我在帕瓦尔车站被带下火车，交由警察看管。没多久，一班火车从德里驶来，他们押着我上了三等车厢，由警察陪同。火车抵达马都拉时，我被带到警察驻点站，但没人能告诉我，他们打算拿我怎么办，或打算把我带往何处。第二天凌晨四点，他们叫醒我，把我带上一列运货火车前往孟买。中午时分到达马托布尔，我又被带下车。有一位名为鲍伦的警官搭邮车过来，负责押送我。我跟他一起坐进头等车厢，地位一跃为绅士型犯人，不再是一名普通犯人了。然后这警官开始滔滔说起奥德沃爵士，说他并不是跟我过不去，只是担心我一到旁遮普，就会引起骚动。最后他请我自动回孟买，不要进入旁遮普境内。我表示无法服从这项命令，也不准备回去。这名警官眼看没有别的办法，说他不得不对我执行法律。我问他：“那你打算拿我怎么办？”他说他也不知道，需等候下一道命令。他说：“现在我要带你回孟买。”

我们抵达苏拉特后，他把我交给另一名警官。这警官带着我回到孟买，对我说：“你现在自由了。”然后又说，“你最好在海线附近下车，我会叫火车暂停一会儿。你要是在科拉贝下，可能会引来一大群人围观。”我说我很乐意听他的话，他也很高兴。于是我在海线下车，碰巧那时一位朋友的马车经过，他要我上车，载我前往贾吉旺家。这位朋友还告诉我，我遭逮捕的消息引起人们义愤，大家都激动到疯狂的地步。最后他说：“帕敦尼随时可能发生暴动，法官跟警察都已经赶到那里了。”

我还没能抵达目的地，索巴尼跟安娜苏雅已经在那里了，要我尽快坐车赶到帕敦尼去。他们说：“群众已经开始不耐烦了，而且都很激动。我们安抚不了他们，只有你去才有办法。”

于是我上了车。快到帕敦尼时，我看到一大群人聚集，他们一见到我欣喜若狂，马上排成一列队伍，唱起国歌及《真主最伟大》，歌声响彻云霄。随后我们就看到骑在马背上的警察，朝着我们扔砖块。我呼吁大家镇定，但我们显然无法抵抗一波又一波的砖头攻击。当游行队伍走到拉赫曼街，准备往克劳福德市场前进时，突然看到前面有一排骑在马背上的警察，打算拦阻我们往堡垒的方向前进。大批群众挤在一起，几乎突破了警方的警戒线。在那种情况下，我说什么都不会有人听见。带队警官下令驱散群众，一大批骑马的警察挥舞着长矛朝人群冲来，我以为自己可能会受伤，但其实多虑了。长矛只是擦过车辆，骑马的警察快速奔过，冲散了群众的队伍，大家乱成一团。有些人被踩、也有些人在推挤中受伤。人潮实在太多，根本无法让马匹通过，也没有任何出口可以驱散人群。因此这群警察只是在人群中横冲直撞，硬生生挤出一条路。我没法想象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真是一副极其可怕的画面，马背上的警察与乱哄哄的群众全都挤在一起。

就这样，群众被驱散了，游行因此中断，只有汽车可以通行。车子经过警察局门口时，我请司机暂停，我下车去找局长抱怨警察当天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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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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