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色人种律师

一名公正、明智却眼盲的妇人不偏不倚地端着一架天平，这便是法庭的象征；命运刻意令她眼盲，如此她便不会因一个人的外貌遽下判断，而能看出人内在的价值。然而纳塔尔法律协会却想说服最高法院做出有违此一原则的举措，使这个象征蒙羞。

我向最高法院申请以辩护律师出庭，我有一张孟买高等法院核发的证书，英文版证书则是必须在登记律师时留存在孟买高等法院。但这次申请还需要两张品格证明，我想如果能由欧洲人提供会更有分量，于是我拜托两名通过阿布达拉认识、颇有名声的欧洲商人给我证明。这类申请书必须通过法院的律师呈递，若由检察长递交则不收费用，先前提到的艾司寇比先生是达达·阿布达拉公司的法律顾问，也是检察长，我登门去拜托他，他也答应替我递交。

但纳塔尔法律协会却通知我申请驳回，令我十分惊讶，其中一项反对理由是我未随申请书附上英文证书正本，但其实主要原因是当初制定相关规章时，他们未将有色人种律师申请的可能性纳入考虑。纳塔尔的繁荣归功于欧洲企业的带动，因此法律界也由欧洲人主导，假使有色人种律师被许可的话，人数可能会慢慢超过欧洲人，导致这种保护措施瓦解。

法律协会请来一名素负盛名的律师来支持自己的立场，这名律师与达达·阿布达拉公司也有关系。他请阿布达拉转知，要我去找他。我去找他后，他十分坦率地跟我沟通，问起我的家庭背景，我就告诉了他。他说：“我不是要说什么反对你的话，我只是怕你是出生于殖民地的人，想来这里冒险一试，而你寄来的申请书没附原始证件，更加深了我的怀疑。过去也有人拿着假冒的学历证明想蒙混过去。你给的欧洲商人开的品格证书在我看来没什么价值，他们又了解你多少？你们熟到什么程度？”

我回答道：“可是这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即便是阿布达拉，我也是到这里后，才跟他第一次见面。”

“但你刚才不是说你们是同乡吗？如果你父亲在那里当过首相，阿布达拉一定听过你们家。若他愿意替你出一份保证书，我就不再反对。我会非常乐意跟法律协会说，我没办法反对你申请。”

这番话把我惹恼了，不过我尽量克制住脾气，我在心里说：“如果我之前就拿出阿布达拉开的证明，他们还是会拒绝，然后跟我要欧洲人开的证明。况且我申请当律师跟我的出身、家庭有何关系？就算我出身卑微、家庭背景有问题，也不能拿来做反对这事的理由啊。”不过我努力克制住自己，平静地回答：“虽然我不觉得法律协会有权要求看这些东西，你要的保证书我会给你。”

阿布达拉写好保证书，如期交给法律协会的理事会。这名律师说他不再反对，但法律协会还是有意见。协会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反对，但最高法院驳回反对，甚至没有传艾司寇比先生前来问话。在法院，首席法官说：“因为申请人未附文件正本而反对，这是毫无根据的理由。如果他伪造证书，就会被起诉，一旦证明有罪，他也会从律师名册上除名。但法律对白人或有色人种是一视同仁的，法院没有权限阻止甘地先生登记为律师，我们接受他的申请。甘地先生，你现在可以宣誓了。”

我站了起来，在注册官面前宣誓。宣誓完毕后，首席法官对我说：“现在请你取下头巾，甘地先生。你要执行律师业务，就得遵从法院对服装的规定。”

我发现还是处处碰壁。当初我在德班法院无论如何不肯取下的头巾，现在必须遵守最高法院规定取下来。我不抵抗，不是因为我的理由站不住脚，而是我要保存能量，以待未来更艰困的战斗。我不应该因为坚持戴头巾，耗损掉战士的本领。忍耐是为了更远大的理想，这是值得的。

阿布达拉跟其他朋友对我的顺服（或者说软弱？）都不大高兴，他们觉得我应该捍卫自己在法庭上戴头巾的权利，我试着跟他们讲理，请他们了解“入乡随俗”这句箴言的道理。我说：“假如是在印度，一名英国军官要我们脱下头巾，那么拒绝他的命令是对的，但我现在是上法庭的律师，不肯遵守就是藐视纳塔尔省的法院规定，那就是我的错。”

我用这一类说法让朋友们稍稍释怀，不过我看得出他们并未完全被我说服，以这个例子来说，我并没有说服他们，同一件事在不同情况下是能以不同的角度诠释。不过我这一生对真理的坚持教会我欣赏妥协的美感，在日后的人生中，我更发现这便是“非暴力主义”的核心精神。实行非暴力抵抗的行为有时可能会对我的性命造成威胁，或引发朋友的不满，但由此而追求到的真理却坚比金石、灿若春花。

法律协会这次的反对行动又替我在南非打了一次广告，多数报纸谴责这种行为，批评协会根本是嫉妒有才的有色人种律师。这个广告某种程度上让我未来推行工作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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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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