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曾在著名的滑铁卢战役中打败拿破仑。他是第一任威灵顿公爵，素有“铁公爵”之称。

威灵顿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是个贵族世家的子弟。他幼年在英国伊顿公学念书，因学习成绩不佳，被送到法国的昂热军事学院学习。用他母亲的话说，这是因为儿子没有出息，只配当兵闻火药味。回国后，他先在军队当旗手，后为爱尔兰总督的副官，这时他才18岁。1793年，24岁的威灵顿买得第三十三兵团的陆军中校军衔，第二年开赴荷兰与法国作战，在弗兰德斯战役中初露头角。

从十八世纪末起，英国为扩大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了对印度的军事掠夺和殖民统治。1799年，英国发动对南印度迈索尔王国的第四次殖民战争。威灵顿随其兄理查德·韦尔斯利出征印度，受命率军攻打迈索尔，遭到铁普苏丹领导的军队的顽强抵抗。之后，因强弱悬殊，铁普苏丹被迫退守都城色林卡帕坦。威灵顿陈兵城外，层层包围。5月4日，威灵顿军队用大炮轰开城墙，冲进城内，将该城洗劫一空，铁普苏丹被害。从此，迈索尔便处于英国管辖之下，而威灵顿则成为这个地区的军事长官。1803年，中印度马拉塔联盟各国发生内讧，英国乘机发动对马拉塔的第二次侵略战争。威灵顿转战南北，于9月在阿萨耶打败信希亚和邦斯勒领导的马拉塔同盟军，又于11月在阿尔干战役中击败邦斯勒的军队，迫使战败国缔结德奥冈条约，承认英国对古塔克和巴拉索尔地区以及瓦德河以西的领土的所有权，从而确立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1805年，威灵顿回到英国，被提升为少将，任爱尔兰事务大臣。

英国在加紧掠夺印度同时，为建立欧洲霸权同法国进行了长期的激烈争夺。1807年11月，拿破仑与西班牙签订共同瓜分葡萄牙的密约后，借口葡萄牙不执行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政策，遣军入侵葡萄牙，葡王出走巴西。次年3月，拿破仑进军西班牙，占领马德里，立其兄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民展开了反对法国占领、争取独立的斗争。英国为了自身利益支持这一斗争，从而爆发了有名的伊比利亚半岛战争。

1808年8月，威灵顿率领英军万余人从葡萄牙登陆，在维米耶罗之战中击败法军。就在这时，由于英国对法求和的思想占了上风，皇家禁卫军派人夺了威灵顿的指挥权，阻止他追击法军，迫使他在同法国签订的辛特拉协定上签字。根据这一协定，法国放弃占领葡萄牙，但它的军队却被完整地遣送回国，使法军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这一协定的签订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威灵顿被召回国，接受质询。

1809年4月，威灵顿重返葡萄牙，继续指挥作战。他在军队中的地位由于他的哥哥韦尔斯利出任外交大臣而得到加强。他返任不到三个星期就攻下了波尔图，追击法军直到西班牙。此时，鉴于拿破仑在奥地利取得胜利，威灵顿预感到拿破仑可能掉转头来全力对付自己，便把军队从西班牙撤到葡萄牙境内，在里斯本西北构筑一道长达40公里的“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一直尾随着威灵顿的马塞纳军队赶到里斯本，发现这条防线坚不可摧，而自己则落入陷阱，便往回撤退。威灵顿在追击中战败了马塞纳军队，向马德里挺进。因围攻布尔戈斯失利，威灵顿不得不把部队再次撤回葡萄牙境内，与西葡军队协调关系。1813年夏，威灵顿率领英、西、葡联军攻下维多利亚城，长驱直入向法国进逼。维多利亚战役的胜利，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民广泛开展的游击战争，加速了欧洲联军反法战争的进程。次年4月，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宣布退位，结束了长达5年之久的半岛战争。年仅45岁的威灵顿被封为公爵和陆军元帅。

1814年10月，反法联盟各国在维也纳召开重新瓜分欧洲领土的分赃会议。次年2月，担任英国驻法国大使的威灵顿出席了维也纳会议。正当各国代表在会上争吵不休，传来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向巴黎进军的消息。会议参加国撇开争端，组成第七次反法联盟，以百万大军分三路入侵法国，直驱巴黎。北路的两支军队，即由威灵顿率领的10万英荷等国军队和由布吕歇尔指挥的12万普鲁士军队，分别集结在比利时的西南部。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拿破仑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策略，集中主力于比利时方面，企图乘盟军汇合之前，首先击破威胁最大的英、普军队。

6月16日，拿破仑以5万余兵力牵制英军，主力近7万人在林尼击败了布吕歇尔军队。随后，拿破仑命令格鲁希军团尾追布吕歇尔军队，自己率领主力转攻威灵顿军队。73岁的布吕歇尔重整了军队，巧妙地摆税法军的追击，按计划赶到滑铁卢，与威灵顿会合。与此同时，威灵顿得知布吕歇尔军队败阵，即向北退至滑铁卢附近，在圣让山高地修筑工事，欲与拿破仑决一雌雄。18日午后，法军在重炮掩护下连续向英军两翼阵地发起进攻，遭到英军顽强抵抗。下午三时半，因未攻破两翼阵地，拿破仑转而向英军的中央阵地发起猛攻，并配以万余骑兵加入冲击。威灵顿率军顽强死守，发出“即使牺牲到最后一个人，仍要坚持到布吕歇尔到来”的誓言。傍晚，布吕歇尔率部赶到，猛攻法军右翼。拿破仑急切盼望格鲁希兵团来援，但杳无音讯，不得不孤注一掷，将剩下的预备队投入战斗，向英军发起最后攻击。威灵顿在布吕歇尔的配合下乘势转入反攻。法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伤亡3万，被俘7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滑铁卢战役。

这场决定性的战役，标志着第七次反法联盟的最后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彻底崩溃。盟军在滑铁卢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威灵顿率军顽强作战，采用了“先抗击敌人的猛攻，直到敌人力量削弱， 然后再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消耗了一半的部队”①的战法;同时，还因为布吕歇尔军队及时赶到，援救了威灵顿军队。滑铁卢之战，使46岁的威灵顿成为名震遐迩的传奇人物。从1815至1818年，威灵顿担任进驻法国的欧洲盟军总司令。

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失业工人激增。经济萧条的景象笼罩着整个英国。执政的托利党政府为了偿付在反法战争中发行的公债，大量增加间接税，把财政负担转移到劳动人民身上。国会为保护土地贵族的利益而通过的谷物法，不但使广大劳动人民陷于饥饿的境地，也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经济萧条和托利党政府的反动措施，加剧了英国的阶级矛盾，使人民运动的浪潮此起彼伏，遍及全国，到处发生罢工和饥民骚动。工业资产阶级中的激进派也重新活跃起来，要求进行国会改革，其中尤以“伯明翰政治协会”的影响为大。

面对这种形势，托利党内发生分裂。以外交大臣乔治·坎宁为首的革新派，主张对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作些让步，以巩固其统治。而以威灵顿为首的托利党极端保守派则反对改革。两派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1827年4月，利物浦首相因病辞职，两派极力争夺首相职位。英王授命坎宁组阁。威灵顿坚决反对，拒绝在坎宁内阁中任职。6个月后，坎宁去世，经过一段混乱时期，威灵顿受命组阁。

威灵顿上台就面临着一大堆难题，所谓国会改革案便是其中之一。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国会，代表着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集团的利益。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在国会议员中所占的比例很少，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体现，迫切要求改革国会的选举制度和改变议员的成份。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也积极拥护，幻想通过改革将有助于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于是，以改革国会选举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民主运动成为一项全国性的运动。威灵顿站在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立场极力反对。他说“只要我还在政府任职，我将始终抵制这样的议案，并把这种抵制看作是自己的当然职责。”威灵顿的这种立场，受到反对党的猛烈抨击。

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是威灵顿遇到的另一个难题。英国自从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后，就信奉新教为国教，排斥天主教。自从1801年英国兼并爱尔兰以来，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完全被排斥在国会和政府之外，他们为争取平等权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823年，爱尔兰律师丹尼尔·奥康内尔组织天主教协会，影响很大。1828年，他在克莱尔郡竞选议员，获得成功。对托利党极端派的支柱——国教会来说，恢复天主教徒的公民权利简直是不可想像的。威灵顿当即宣布克莱尔郡选举无效。爱尔兰随即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威灵顿的无理决定。为避免内战爆发，威灵顿不得不改变态度，于1829年强使国会通过天主教徒解放法令。这样一来，在托利党内部又引起混乱，有的责骂他是两面派，有的则倒向辉格党。

1830年是过去15年工人失业人数最多的一年。全国各地接连出现罢工与饥民暴动。人民愤激情绪笼罩全国。辉格党乘机笼络人心，攻击威灵顿政府的内外政策。1830年11月，面对托利党的四分五裂和朝野上下的齐声反对，威灵顿宣布辞职，由辉格党领袖格雷组成新内阁。

辉格党人上台，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国会选举改革法案，在下议院获得通过，但被上议院即贵族院否决。这就再一次引起人们对托利党的愤慨。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和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的团体支持改革法案。各大城市纷纷举行集会示威。威灵顿的住宅受到袭击，门窗玻璃被砸得粉碎。格雷首相也因国王在改革法面前畏缩不前而宣布辞职。由于威灵顿对待天主教问题上名声不好，在党内得不到起码的支持，不敢受命组阁。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使威灵顿对改革法的态度有所转变。他指示在上议院的支持者同意改革法案。1832年6月7日，国会改革案终于在上议院通过。这个法案取消或减少了一些“衰败选区”的席位，转让给一些新兴工业城市，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从而使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在国会中确立了强有力的地位。

三十年代后，威灵顿担任过外交大臣(1834—1835)、不管部大臣(1841—1846)和军队总司令(1842—1852)等职。1848年，宪章运动掀起第三次高潮，在伦敦举行请愿示威。威灵顿把军队开进伦敦市区，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镇压，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1852年9月14日，这位滑铁卢英雄在躺椅上平静地死去，享年83岁。威灵顿一生，大半辈子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他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培养了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性、富有勇敢精神的军队。特别是他培育的步兵，有着异乎寻常的坚韧性，成为英国军队的主力和骄傲。应该说，威灵顿对英国军队的建设是有贡献的。威灵顿又是一个固执、倔强和顽固的人。他创建的一套军队指挥管理制度，即总司令、军务大臣、军械总长和殖民大臣四个各自分立而又相互牵制的指挥系统，实践证明弊病很多，改革势在必行。但威灵顿却死抱着陈旧的观点和传统的作法不放，他以“这类习惯和怪诞作法使我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胜利者”为由，对一切改革拒之门外。因此，恩格斯说：“在他掌权的全部时期就没有作过任何一件多少像样的改善”。①

威灵顿作为一个军人和作为一个政治家是一致的。如果说，他对重大政治问题在紧急关头时还能作一些让步的话，那末，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坚持守旧，反对革新，逆潮流而动。马克思指出，从珀亚瓦尔到威灵顿领导的五届托利党内阁，“是英国历史上最丑恶、最反动的时期”。②这是对威灵顿十分精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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