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廷议不言为哪般

其实，早在黄初二年（221）八月，孙权向曹丕上表称臣并送还于禁的时候，魏国君臣就吴蜀关系的走向以及曹魏的应对方略进行过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刘备力量薄弱，名将只有关羽，关羽死后，举国沮丧，根本不会再发动战争。

但刘晔却认为：

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仇，于始终之分不足。

战事发生后，孙权遣使称藩，朝臣皆贺。

曹丕就是否与吴国一起兴兵伐蜀组织了一次廷议。

一般来讲，廷议主题的设置，关乎廷议的质量和水准。这次廷议的主题设置就不够科学，容易限制人们的思维，抑制主观能动性。这再次说明，曹操及其智囊团精英大多故去后，曹魏帝国人才素质整体上已经下降，进入相对平庸的时代。

王朗时为司空，作为朝廷三公，此前没有机会参与朝议，只能私下进言。现在参与朝议，于是逞其才辩，率先发言。他说：

天子之军，重于华、岱，诚宜坐曜天威，不动若山。假使权与蜀贼相持博战旷日，智均力敌，兵不速决，当须军兴以成其势者，然后宜选持重之将，承寇贼之要，相时而后动，择地而后行，一举更无余事。

今权师未动，则助吴之师无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军动众之时。

王朗的意思是说东吴的军队还没有出动，应当持重观望一段时间，等双方战事不解，处于胶着状态再出兵一举击破蜀汉。况且，目前正值雨季，不宜出军。

王朗的意见虽然迂阔，缺乏料敌于先的智谋，但毕竟围绕着是否兴兵伐蜀这一廷议主题展开，看来很对曹丕胃口。

刘晔却不认同这一主张，他慷慨陈词：

吴绝在江、汉之表，无内臣之心久矣。陛下虽德齐有虞，然丑虏之性，未有所感。因难求臣，必难信也。彼必外迫内困，然后发此使耳，可因其穷，袭而取之。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

《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傅子》讲到，在此之前，东吴遣使求降，曹丕就此询问过刘晔，刘晔回答说：

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备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承其衅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

从刘晔的建议可以看出，他对孙吴请降的原因、目的洞若观火，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走势成竹在胸，对曹魏应对策略分析鞭辟入里，缜密而周详。

现在，刘晔还是坚持趁孙、刘两家交兵之机，举兵伐吴。可是，刘晔的意见突破了廷议主题，这或许是曹丕没有想到的，所以，一时拐不过弯来。于是说道：

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一不可！孤何不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乎？

曹丕或许是先入为主地听信了王朗的意见，或许还没有从既定的议题中解脱出来，所以讲了一番似是而非的话，说什么对已经投降称臣的人进行讨伐，会使其他想要称臣的人感到疑惧。

曹丕不知道什么叫作势变时移。如果在军阀混战之初，曹丕这样说还有几分道理，现在天下三分的格局已经明朗，对手除了孙权就是刘备，孙权也只是为避免两线作战才采取权宜之计，其投降称臣原本不是出自真心，还能指望刘备投降称臣不成？

刘晔仍然坚持己见，针对曹丕袭击蜀国背后的想法，说：

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必然之势也。

刘晔见识深远，态度剀切，但曹丕依然没能听进去。

曹丕满足孙权称臣的虚荣，不仅不出兵攻打孙吴，还准备封孙权为吴王。

刘晔又谏阻说：

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内，陛下受禅即真，德合天地，声暨四远，此实然之势，非卑臣颂言也。权虽有雄才，故汉骠骑将军南昌侯耳，官轻势卑。士民有畏中国心，不可强迫与成所谋也。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义也。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权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后，外尽礼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之，内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赫然发怒，兴兵讨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国，不爱珍货重宝，随时贡献，不敢失臣礼也，无故伐我，必欲残我国家，俘我民人子女以为僮隶仆妾。”吴民无缘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战加十倍矣。

曹丕最终没有听从。事后，派太常卿邢贞为使节出使东吴，册封孙权为吴王。

由此可以看出，曹丕快意当前、昧于大势，虽然贵为皇帝，但显然没有完成由一介书生到成熟政治家、战略家的转变。

夷陵之战是三国初期一场重大战役，此战以刘备的惨败而告终。孙权因此占据巫峡以东、长江以南广阔疆域，实力大增。刘备被迫退守西南一隅，不久便死去。三方中，力量最弱的蜀国更加削弱，尽管后来诸葛亮苦心经营，也没有能够挽回颓势。

这一战役原本对曹魏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曹丕本应采纳刘晔的意见，趁刘备大举伐吴的机会，兴兵伐吴，在灭掉孙吴之后，再灭掉蜀国，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却稀里糊涂失去了这一机会，实在让人惋惜。

假使曹操在，以曹操的明智果断，断乎不会错失这样的良机。

笔者认为，自曹操之后曹魏进入了平庸的时代，其标志就是曹丕的平庸。

刘晔本是一个不世出的战略家，可惜，其计谋没有得到采纳。

司马懿此时是侍中、尚书右仆射，深得曹丕信赖和倚重，又颇有谋略。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史书没有关于他在此次廷议中只言片语的记载。

他没有参加廷议吗？这种可能性很小。即使司马懿临时有事外出，曹丕也会把他召回来，以曹丕对他的信任，他是不应缺席的。

是不是他发言了，史书却没有记载？这种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司马懿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真发言了，史书当不至于缺漏。

那他为什么缄口不言呢？

这就有必要将司马懿的性格为人和当时的情形结合起来分析。

笔者认为，司马懿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不发言、不表态，是权衡利弊的结果。

笔者揣度，以司马懿的识见，他断不会认同王朗的想法，甚至会觉得王朗的想法有些迂腐、有些可笑，但王朗毕竟是政坛元老，在朝中颇有几分浮名。尽管言不足采，他司马懿也不会出言相驳，让长者难堪。

再说，一向谨小慎微、善于察言观色的司马懿看见王朗发言之后，曹丕似乎没有露出不悦之色，他就更不愿出言相驳了。

他会发自内心地认同刘晔的建议，甚至对刘晔的见解极为佩服，这是他的谋略水平决定了的。但是，他不愿意表示支持。

“英雄举事，贵为先著，一落人后，便非俊物。”司马懿遇事谨慎，并没有抢先发言。现在，刘晔的意见已经阐述得非常深刻而周详，司马懿很难有新的阐发，即使发言也难脱窠臼，甚至给人以拾人牙慧的印象，纵然表示支持，也只能是附议，并不能显示自己的能耐，反而会提升刘晔的影响力，客观上帮刘晔抬了轿子。他自然不会这样做。

这里顺便说一下，笔者隐隐约约觉得，司马懿与刘晔在暗中较劲。在曹魏第二代精英中，刘晔、司马懿无疑最为出色。尤其是刘晔，反应迅捷、算无遗策，甚至让司马懿都有些相形见绌。可是，自曹丕上位以来，这位在曹操时代颇受重用的谋士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冷遇，他虽身为侍中，常常参与决策，但他的真知灼见从来都没有被采纳过，几乎被边缘化。而司马懿却受到曹丕特别的亲待和信用，快速崛起，二者相比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司马懿在暗中使过坏没有尚不能断定，但强烈的反差，又不得不让人做这方面的联想。

这次廷议事关曹魏帝国的前途和命运，老于世故的司马懿却基于个人利害关系不发言、不表态。

严格地说，这是一种不顾大局的行为，但无论是曹丕还是群臣，竟无一人洞悉其奸，甚至还会在私下里觉得司马懿情商高、会为人，反而持欣赏的态度。不然的话，我们很难理解，曹丕为什么这么信任、倚重司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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