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睿的教训

司马懿是一个政治嗅觉非常灵敏的人。从辽东返回途中，经过河内汲时，收到曹睿亲笔诏书，让他返回长安。可是没过多久，司马懿又接到了朝廷诏书，让他回京。司马懿就敏感地意识到京城可能出现变故，于是，乘坐追锋车快速赶回洛阳。

景初三年正月丁亥初一，也就是公元239年1月22日，曹睿危笃，仓促立齐王曹芳为太子。此时，曹芳刚刚8岁，秦王曹询9岁。

按照曹睿之前的交代，司马懿回到洛阳后，直奔曹睿的寝宫。

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曹睿见到司马懿后，拉着司马懿的手动情地说：我把后事托付给你，由你跟曹爽一起辅佐幼儿。死怎么可以忍？我强忍着不死，就是在等你，能够相见，死无余恨。

说完，曹睿把曹芳、曹询叫到司马懿面前，另用手指着曹芳对司马懿说：就是这个孩子，您看仔细了，不要认错。又叫曹芳上前抱着司马懿的颈脖。

司马懿连忙叩头，流着眼泪，悲痛地说：陛下，你不记得先帝也曾把陛下托付给臣么？

言外之意就是将一如既往辅佐好新的幼主！

曹睿听了这话，似乎放下心来，当天就病逝于嘉福殿。死时34岁。正月癸丑（二十七日，即公元239年2月17日）葬于高平陵。

从托孤的过程可以看出，曹睿最初选定的辅政大臣是曹宇等人，可最终的结果事与愿违。

对古代帝王而言，维护皇权的延续是其最高政治使命。曹睿这次托孤，虽然表面上求得了宗室与权臣的平衡，但好景不长，仅维持10年就断送了江山。从这个意义上讲，曹睿近乎完败。

曹睿没有子嗣，临终前，两位养子还很幼弱，不得不指定辅政大臣。但是，在选立辅政大臣时，出现了变故。这种变故与政变无异，最终导致江山易主，教训多多。

其一，猜忌心重，压制宗室。曹丕当政之后，有感于汉末宦官、外戚专权带来的危害，曾明令禁止宦官、外戚干政。这样做的结果，在皇帝幼弱时就只剩下大臣主政了。问题是，对于怎样防止大臣擅权则没有有效的应对办法。

本来，还有一支力量可以依仗，那就是宗室的力量。毕竟，宗室有血缘关系，在维护皇权方面有更为强烈的意愿和天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是，曹丕却因为曹植一度与自己争太子，所以，一直心存芥蒂，连带着其他诸侯都受到了打压。曹睿即位后，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变。

陈寿在《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传末动情地评点说：

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号位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政治是平衡的艺术。禁止宦官、外戚干政，排抑宗室，造成权臣独大的局面，宗室曹植、大臣高堂隆等对此忧心忡忡。曹睿后来也隐隐觉察到了危险，于是想改弦更张，扶持宗室力量。但是，为时已晚，不得遂愿。

曹睿最初指定曹宇辅政，曹宇“陈诚固辞”。刘放说曹宇“实自知不堪大任”，恐不属实。他刚主事就以关中事重为由，让曹睿下诏令司马懿直接到长安，从而将其挡在朝堂之外，说明他的能力并不差。之所以“固辞”，有自谦的成分，也有入朝日浅、根基不深、自觉艰危的苦楚。如果早日叙用，当不至于如此。

尤其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刘放、孙资趁着曹睿病危，强行变更托孤大臣，将曹宇等人挡于宫门之外，曹宇等人竟然毫无办法，乖乖听任佞人的摆布，哭泣着回到自己的府第。如果不是平时压制过甚，曹宇等人岂肯罢休！

其二，宠幸近侍，不听忠言。刘放、孙资，一个是中书监、一个是中书令。中书最初只是皇帝身边掌管文书的小吏，在曹操时代没有什么权力。到曹丕当政之后，中书开始受到重用，其监、令已经有了相当权力。到曹睿时，中书更是炙手可热。

《三国志·辛毗传》讲道：“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辛毗却不大愿意与他们交往。辛毗的儿子辛敞对此很担心，劝辛毗说：“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

辛毗不愿意攀附中书，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不做三公。

后来，冗从仆射毕轨建议曹睿用辛毗替代王思为尚书仆射，结果刘放、孙资捣鬼，辛毗未能当上尚书仆射，改做了卫尉。

对刘放、孙资专权，蒋济早就向曹睿发出过警示，第十三章第三节已讲到过，可惜，没有引起曹睿的应有重视。

司马懿平定辽东后论功行赏，因为参谋之功，刘放被封为方城侯，孙资被封为中都侯。方城侯、中都侯均为县侯，是侯爵中最高级别。此举进一步增添了刘放、孙资在朝中的威势。

这次封赏，应该是听取了平辽主帅司马懿的意见。这说明刘放、孙资与司马懿早就勾连在一起了。

刘放、孙资为了排抑曹宇，打出了“藩王不得辅政”的旗号，并称说是先帝曹丕的遗令。这不是一般的混淆视听，分明是在讹诈！曹丕当年明确提出宦人、妇人和外戚不得干预政事，并没有言及宗室，尽管曹丕有压制宗室的言行。刘放、孙资这一行为的性质是恶劣的，怎么追究都不为过。

刘放、孙资转推曹爽，有满足曹睿起用宗室的用意，更为推荐司马懿张本。此外，还因为曹爽性格懦弱，容易掌控。

此举的后果是严重的。正如清代翰林院编修王懋竑所说：

刘放、孙资排燕王宇、曹肇而荐曹爽、司马懿，卒以亡魏。

假如曹睿能够听取蒋济等的意见，对刘放、孙资稍加提防，遇事多与朝中大臣商量，以收兼听之效，则可能是另一种境况。

其三，对权臣缺乏有效制约。司马懿是历侍四朝、躬辅二主的元老重臣，在朝中已然无人可匹。曹爽虽是名义上的首辅，但是其资望、能力及人脉关系，哪方面都不及司马懿。宗室与权臣之间表面的平衡，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衡。

如果司马懿像诸葛亮那样公忠体国，自然不用提防。问题是，司马懿恰恰是一个深沉老辣的阴谋家。

对这样的人，本不该重用。既然要用，也要控制使用，防止尾大不掉。

可是，曹睿长时间没有这样的危机意识，甚至说出了“我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的话。

当然，后来曹睿对司马懿虽有所警惕，但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只是简单地将他排除在辅政大臣之外。

即使这样的安排不出现变化，事情也会最终起变化。因为，危险源没有清除，危险也就始终存在。

因为曹睿不注重听取批评意见，所以，正直而敢言的大臣没有应有的地位。曹睿更没有为谏臣或监察官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曹魏原本有御史中丞（宫正）、治书侍御史之类的监察机构，“与司隶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在鲍勋任御史中丞时也曾出现过“百僚严惮，罔不肃然”的情形，但鲍勋被枉杀之后，监察机构的职能逐渐弱化，主事之人要么地位不高，要么无所事事，没有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

《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记载：

魏置御史八人。当大会殿中，御史簪白笔，侧陛而坐。帝（曹睿）问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谓御史，旧时簪笔以奏不法。当如今者，直备位，但毦笔耳。”

作为皇帝，居然不知道侧陛而坐的是什么人、主什么事，说明曹睿监察意识不强。从辛毗“直备位，但毦眊笔”可以看出，监察官已形同虚设。

曹睿如果健在，纵然监察官形同虚设也问题不大，可偏偏曹睿英年早逝，问题就变得不可收拾了。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曹睿缺乏长远眼光，没有防患于未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满足于人治，而没有考虑从法律、制度的层面解决问题，不知道法律、制度才是管长远、管根本的保障。说教训，这就是一个重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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