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马出击孟达败亡
在孟达决定转投蜀汉之前,申仪为了挤走孟达,独占东三郡,多次向朝廷举报孟达欲背魏投蜀。此前的举报多系诬告,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一直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
现在郭模泄露了消息,可谓证据确凿,申仪大喜过望,赶紧向驻守宛城的司马懿报告。
司马懿于当年六月,就以骠骑将军身份进驻宛城,都督荆豫诸军事。半年来,外无战事,内部也比较安定。司马懿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像猎鹰一样,机警环视,精心守护着自己的防区。
孟达所领新城郡,就在司马懿防区之内。
夏侯尚健在时,孟达与之相处甚洽。司马懿继任之后,以孟达的个性,想必也会倾力巴结的,但司马懿内心鄙视孟达,加之其性格阴鸷内敛,难以接近,孟达想巴结也巴结不上。这或许是孟达不安,转投蜀汉的重要原因。
早前,申仪经常向朝廷举报孟达,作为防区最高长官,司马懿当有所耳闻,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司马懿也就姑妄听之,但内心始终保持着警惕。
现在,申仪送来了孟达反叛的确切情报,司马懿敏感的神经立即被激活了。
司马懿当初就对孟达不看好,但那时孟达有曹丕罩着,司马懿奈何不了孟达,现在孟达反形已露,司马懿就断然出手了。
司马懿算得上是一个危机处理高手。他清楚,调集人马得有一个过程,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先稳住孟达,尽可能迟滞孟达的行动,为自己赢得时间。
于是,给孟达写一封信,派加急快马送到新城。
司马懿的信是这样说的:
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也。
这段话不是信的全文。但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司马懿极有心计。
司马懿在信中,站在孟达的角度述事说理,所言句句属实,句句在理,句句如重锤砸在孟达心坎,不由得孟达不信,不由得孟达不仔细思考到底该何去何从。
果然,“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正是“犹与不决”坏了大事。
司马懿在给孟达去信的同时,紧急调集人马,然后“潜行进讨”。
这时,有部将建议:孟达与东吴、西蜀两方都有联系,应该等待观望一下,做出周密计划然后行动。
从司马懿部下的建议可以看出,孟达做事不密,他的动向早就在司马懿的关注和掌控之中。
司马懿对部下讲:“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而促决之。”
司马懿已经行动了,可孟达还在观望。
诸葛亮派郭模诈降并散布孟达反叛的消息之后,紧接着给孟达去了一封信,提醒孟达提防司马懿,催促孟达赶快行动。
可是,孟达聪明过头,不仅不抓紧起事,还表现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晋书·宣帝纪》讲道:
(司马懿)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兰塞以救达。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孟达原本就没有考虑到司马懿会亲自带兵围剿的。他在回复诸葛亮的信中从常识出发,认为宛城距离洛阳800里,距离新城1200里,司马懿纵然要出兵,也会上表朝廷请旨,如此来回需要一个月时间,有这一个月时间,那么所在城池已经加固,足可抵抗。
按照常识,孟达说的似乎很有道理。问题是,非常状态不能以常态来度量。
事实是,宛城距离洛阳只有220公里,距离新城(房县,新城郡政府所在地),直线距离也不超过300公里,就是距离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孟达建武将军府所在地)也不到400公里,不知怎么会有800里、1200里的说法。
古时道路崎岖难行,交通工具也原始落后,行动的确很慢。但在非常情况下,用300里加急、400里加急以传送紧急军情屡见不鲜,自然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但不管怎么说,孟达到底是疏忽了。
直到司马懿大军抵达上庸,孟达才真的慌了。他在给诸葛亮的信中说:“吾举事,(司马懿)八日而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司马懿率大军抵达上庸后,将上庸四面围合。另派军队分守西城安桥和木兰塞,以防蜀汉与东吴向孟达增援。
申仪也适时出动军队,断绝蜀道以防蜀军前来援救。
孟达只能凭一己之力面对司马懿的进剿了。
孟达任新城太守和建武将军数年。其太守府衙在新城,而建武将军府设在上庸城。上庸城防坚固,外面还有一条护城河。孟达虽然心中慌乱,但还是依据险阻做困兽之斗。
史书对这场战斗没有过多描述,我们无从知道战斗的详细情况。结合后来司马懿平定辽东公孙渊时其与下属陈圭的对话,我们才知道大致情形。
《晋书·宣帝纪》是这样记述的:
司马陈圭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帝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半解,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
原来,司马懿因为情况紧急,仓促行动,所带军粮不多,而孟达粮食充足,足可支持一年,所以,司马懿不能与孟达打消耗战,必须速战速决。于是利用兵力优势,死缠乱打,以致到了“不计死伤”的程度。
战斗到第16天,孟达所部渐渐不支,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眼见大势已去,打开城门出降。
司马懿接着进占上庸,杀死孟达之后,将其首级割下来,传送京城。“焚其首于洛阳四达之衢”。
司马懿将诸事处理完毕后,带着威武雄壮的部队返回宛城。
孟达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
从战役本身来看,孟达遭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对手。
司马懿对孟达的反水举动早有觉察,孟达与蜀汉、东吴的联系全在其掌控之中,并做好了相应的行动预案。
申仪送来孟达反水情报后,司马懿反应迅速。平叛本是军事行动,但司马懿并不仅仅着眼于军事,还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给孟达去信,扰乱其心智,从而迟滞孟达的行动,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赢得了时间。
在关键时刻,排除部下持重观望的建议,决策果断,行动迅速。实行远距离奔袭,让孟达猝不及防。
战斗打响后,司马懿知道自己粮食短缺,不宜打持久战,于是组织强攻。兵分8路,不分主次,全力进攻。
按一般军事常识,进攻要分主次、讲奇正,要有突击队、预备队。但是,司马懿着眼实际,打破常规,凭借自己兵力优势,与敌人缠斗不止,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仅用了16天的时间,就捣毁了孟达苦心经营多年的老巢,取得完胜。
此外,还运用了攻心术,从内部分化瓦解孟达。
裴松之在《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讲道:“宣王诱引达将李辅及达甥邓贤,贤等开门纳军。”
这段文字言之甚简,我们无从知道司马懿到底是怎样引诱李辅和邓贤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司马懿明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采取了离间之计,并且取得了成功。
人常说,“疏不间亲”,司马懿居然能够策反成功,实在太厉害了。
孟达本人也有作死之处。一方面,他患得患失、犹豫不决,因而失去了反叛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过于自信,疏于防备。
孟达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早年登上庸白马塞,见当地山川形胜,写了篇名曰《上堵吟》的诗,对当年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进行了嘲讽,没有想到,自己在这里败得更惨。
这一战,堪称经典战例,是司马懿作为军事家的成名作、奠基礼。
孟达的问题解决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三郡的问题,不在于孟达一个人,而在于这里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如果不剿灭这股势力,即便杀死了孟达,也会有新的野心家崛起。
当年孟达降魏,带了4000家部曲过来,都屯驻在新城一带。经过7年的休养生息,户口数又有增加。经清查,一共有7000多家!司马懿奏请朝廷,将这7000多家全部强迁往东北的幽州。孟达的势力被清洗干净。
随即,司马懿着手解决申仪的问题。
在此之前,申仪就“在魏兴,专威疆场,辄承制刻印,多所假授”。
孟达死后,申仪希望由自己填补空档,将三郡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
按说,申仪在解决孟达反叛过程中立有功劳,但这功劳不足以释疑,更不能使他尽有三郡管辖权。
《晋书·宣帝纪》讲述了司马懿处理申仪的具体情形:
时诸郡守以帝(司马懿)新克捷,奉礼求贺,皆听之。帝使人讽仪,仪至,问承制状,执之,归于京师。
这段话的意思是,司马懿平定孟达反叛之后,各郡守都带着礼物前去道贺。但申仪却没有任何表示。司马懿于是派人前去提醒申仪,申仪这才前去。申仪到后,司马懿当即就将其扣押,并对他进行了审问,然后将他押送京城。
朝廷没有深究,任申仪为楼船将军。申仪从此离开了经营多年的老巢魏兴郡。
司马懿这一招实在刁钻、老辣,不动刀兵,就解决了问题。
孟达死后,曹魏将新城郡进行了分解。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县重新设置上庸郡,将锡县设为锡郡。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司马懿平孟达到底请旨没有。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三国志·文帝纪》明确记载:
(太和元年十二月)……新城太守孟达反,诏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
这清楚地表明,孟达反水,司马懿是在接到曹睿进讨诏书之后才采取行动的。
但据分析,司马懿没有请旨,至少没有得到朝廷授权。如果请旨了,有了朝廷的旨意,司马懿的行动不可能那么快。
陈寿的说辞大概是在为司马懿讳饰、开脱。因为,这样大规模军事行动,不请旨是说不过去的。
此类行动应奉旨行事,司马懿是清楚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请旨呢?
客观上讲,事起仓促,请旨容易失机误事。再说,《孙子兵法》有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司马懿可能就是依据这样的训诫径直采取行动的。
前面讲过,司马懿在曹操时代小心谨慎,在曹丕时代委顺乖巧,按照以往行事风格,他一定会请旨。而现在,他不请旨,大概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投石问路,故意试探一下曹睿这个小皇帝的反应。
笔者料想,曹睿心中一定不快,但又不便发作。因为,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毕竟,司马懿平定了孟达的叛乱,消除了曹魏边境重大隐患。在这个时候去谴责司马懿,追究司马懿擅自行动的责任,既不合情理,又显得自己度量狭小。
但这并不意味着曹睿这个小皇帝对此毫不介意。从最终结果看,虽然司马懿平定了孟达的叛乱,为曹魏王朝立下了大功,但是,曹睿并没有为司马懿加官晋爵,甚至连口头嘉奖都没有,似能印证曹睿对司马懿擅自行动的不满。
司马懿平定孟达叛乱不久,蜀汉将领姚静、郑他等率其属7000余人来降。
三郡地处魏、蜀、吴三国交界地带,孟达、申仪坐镇这一带时,自主权很大,朝廷极少干预,处于半独立状态。
现在,孟达、申仪的势力已经瓦解,朝廷急需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控。
曹睿就将司马懿召到洛阳,并就诸事进行询问。
司马懿在应答中着重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安抚百姓的问题。他说:“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
这段话的意思是,吴、蜀用严密控制的办法约束百姓,所以百姓逃离。我们则应该用简约的办法,宽待百姓,百姓自然安乐。
司马懿这话见解深刻且富有针对性。
当时处于三国分治状态,战争时有发生,百姓的正常生活常常遭到破坏,此时,如果管理过严,约束过紧,压迫过甚,百姓就无法生活,只有流徙。流徙多了,农业就会受到影响,反而加剧动荡,国家求安都不可能,更难以凝聚力量一致对外。由此可见,司马懿看问题入木三分,话虽不多,却说到了点子上。
另外,曹睿继位时间虽不长,但已经露出了奢侈的苗头。司马懿旨在轻徭薄赋,节省民力,因而巧妙地对曹睿提出了委婉的建议。
二是如何征讨蜀汉和东吴的问题。司马懿只谈了如何对吴,而没有谈及如何对蜀汉。或许在司马懿看来,应对蜀汉,那是曹真的事,自己不便置喙。而应对东吴,恰是自己的责任,不得不说。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司马懿心思缜密,叫人不得不佩服。
在对吴方面,司马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
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
司马懿针对吴国擅长水战的特点,提出了“扼其喉,摏其心”的策略。具体办法是,以陆上步骑兵大张旗鼓地进逼皖城,吸引东吴长江上游军队向皖城回援,然后用水军趁虚突袭夏口,这就好比神兵天降,一定可以将东吴打败。
这一建议着眼双方特点,用军事佯动以调动敌军,然后趁虚进击,体现了奇正互用、虚实结合的战术思想,颇富见地。
不过,此时东吴正处于上升期,上下一心。孙权正值壮年,比较贤明。内有顾雍、诸葛瑾这样的良臣协助政务,外有陆逊、朱然这样的良将镇守边关。特别是,蜀汉与东吴基于利害,双方稍后又恢复了盟友关系。司马懿对吴作战的主意再好,也没有办法实施。历史注定要分治一段时间。
司马懿面见曹睿之后,又返回驻地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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