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3日 阅读：164 评论：0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传教士及商人在中国沿海口岸创办了一些报刊，其中大多为西文报纸，以西方在华人士为主要读者，如Canton Register(《广州纪事报》)、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The China Mail(《德臣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 (《孖剌报》)等。
 稍后，沿海口岸也出现了一些中文报刊，如《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六合丛谈》等，王韬曾有专文论述“日报渐行于中土”的情形，在谈及华文日报时他这样写道：
 华地之行日报而出之以华字者，则自西儒马礼逊始，所刻《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也。时在嘉庆末年。同时，麦君都思亦著《特选撮要》，月印一册;然皆不久即废，后继之者久已无人。咸丰三年，始有《遐迩贯珍》刻于香港，理学士雅格、麦领士华陀主其事。七年，《六合丛谈》刻于上海，伟烈亚力主其事，采搜颇广。同时，有《中外新报》刻于宁波，玛高温、应理思迭主其事。同治元年，上海刊《中西杂述》，英人麦嘉湖主其事，嗣皆告止。^①
 外人所办华文报刊，其读者对象虽为中国人，其目的却是为了改变中国人对西方国家及宗教的固有看法，以利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和文化征服活动。中国近代有识之士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这样写道：“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为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则外国报道颠倒是非，任意诽谤，华人竟无华报与之争辩也。”^②
 应该承认，王韬办报的灵感、动机都得自于西人在华报业的启发和刺激。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近在中国内地所设西人日报，其于中国往往毁多而誉少，于是未到中土之西人，从而疑我中国。此其厉害所系实深。”^①换句话说，中国人开办中文报刊在19世纪中叶已经是救亡图存迫在眉睫的当下急务。王韬有心荷承使命，创办一份中国人自己的报纸。
 王韬选择办报作为自己的职业还有其特殊的个人情由。对他来说，办报虽然是一行新鲜职业，但也不是完全陌生的事情。早在上海“佣书西舍”时期，他就接触到印刷和出版事务。他供职的墨海书馆本身就是一个印书局，是英国《字林西报》的附属机构。他的雇主麦都思还是中国境内早期中文期刊《遐迩贯珍》的创办人。王韬在墨海书馆的外国同仁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都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1857年1月，上海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中文月刊《六合丛谈》创刊，主编为伟烈亚力，主要撰稿人为慕维廉、艾约瑟等。王韬在沪期间参与了这两份报纸的编撰工作。和“佐译圣经”一样，王韬主要是负责校对和润色这两种报纸的文字。王韬曾在1859年3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西人凡于政事，无论巨细，皆载于新闻纸，诚能得其月报，将所载各条一一译出，岁积月累，渐知其深，则其鬼蜮脏腑无遁情矣。”^②显然，他当时在日记中写下的话语是有感而发。^③
 赴港之后王韬更多地接触到印刷与报刊业务。他所供职的香港英华书院是一个学校兼印书局的二合一机构，新雇主理雅各本人也兼有伦敦布道会出版局监督的头衔。王韬在与理雅各共事的近十年的时间里，对报纸的出版编辑工作自然十分熟悉。他自己在1864年前后兼任《孖刺西报》的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这更直接地为他办报积累了经验。^④
 1867年后王韬在欧洲“作汗漫之游”两年有余，在此期间更直接认识到新闻报刊对国政和民生的重要作用，认识到西方国家制造之精、制度之美、民风之好是与西方社会的舆论公开、信息开放、报刊传播媒体的发达互为因果。他稍后在不同场合不厌其烦地表述这一观点：
 西国日报之设所关甚巨。主笔者得持清议，于朝纲国政颇得参以微权……(泰晤士报)总主笔虽无职位于朝，而名贵一时，王公大人皆与之交欢恐后，常人求见者罕睹其面，是以人皆愿为是馆总主笔，而不愿为英国之宰臣。宰臣之所操者，朝权也，而总主笔所持者，清议也。^①
 日报之于泰西诸国，岂泛然而已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凡山川之形胜，物产之简番，地土之腴瘠，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其所以见重于朝野，良有以哉!^②
 泰西诸国报纸的地位在国家之上，已经实现一种报纸主导政策制定的局面令王韬眼界大开。报纸或报人乃“无冕之王”的意识已经在他脑中萌发。既然自己读书致用的抱负在现实科举仕途上“不获如志”，为什么不能通过办报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呢?
 自欧回港后，王韬几乎处于半失业状态。他也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文章和编辑报纸上，从而获得“糊口”之资。^③1872年前后，王韬担任了《华字日报》的主笔，并在该报上连日发表他的新作《普法战纪》。同一时期的《申报》有这样一段文字涉及王韬与《华字日报》的关系：“其主笔为黄平甫及王君紫诠，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盖二君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政刑措置，尽托闲谈，朝野见闻，总归直笔，不第供夫乾撰志夫虞初而已也。”^④1873年，王韬干脆联合好友黄胜等人集股一万墨西哥银圆买下伦敦布道会印书局的印刷设备，成立了自己的中华印务总局。中华印务总局的排印能力和装帧质量在当时都独步一时，王韬的《普法战纪》、广州英国传教士湛约翰的《英粤字典》、上海出洋总局教习邝其照的《华英字典》等都曾在该总局印行。所有这些新闻与出版方面的经历与经验，为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在王韬奔走联络下，1874年2月4日《循环日报》正式创刊。王韬为“正主笔”，陈蔼廷为“总司理”，梁鹤巢、冯明珊、陈瑞南等为“值理”，“皆系同人所公举”。^①报纸的所有权归中华印务总局。同一时期的上海《申报》为此发表专文予以庆贺：“香港新开日报一事，名之曰《循环日报》，除礼拜日外每日刊发一张，系属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倡设。昨已寄到报纸，披阅之余，则见闻广大，笔墨精雅，正主笔仍系王紫诠先生，其余帮办，想亦皆属积学名士，故能识见高明文藻渊博如此，其式样与中外新闻、华字日报两种相仿。周年收取印费五元。夫新报一事，可以开扩见闻，通达世故，实能与读书籍古之事相为表里，故本馆希望报馆多设，于博览周知之士大有禆益。兹于循环日报初开，特书此以志庆幸云。”^②
 王韬在中华印务总局的合伙人黄胜于1873年5月受命带领3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在印务总局和报社的一切事务均交王韬打理。所以，自创办之日到1884年王韬离港回沪，十余年间《循环日报》都是由王韬主持。在王韬的主持和经营管理之下，《循环日报》成了那一时代最为成功的华人华文报纸。
 《循环日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民间文化人创办的现代报纸，其创办伊始就表现出不同一般的个性特征。第一，它是日报，除每个星期天以外，它坚持按日出版。1875年到1876年间王韬还精选日报上发表的重要记事消息、政论，汇编成每月一期的月刊，附日报发行。第二，它是由中国人完全自办自营自编自写的独立报纸，它的出资人、总主笔、总司理、撰稿人均为中国人。如中国最早留美归国学生黄胜，留英学习法律的伍廷芳、何启，王韬的女婿钱征，广东秀才洪士伟，报纸翻译后为香港富商的胡礼垣等都是《循环日报》的“圈内人”。《循环日报》在开张布告中也写道，本局“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①王韬对华人主持办报一点甚为重视，认为这是摆脱西人束缚、独立发表见解的前提。他说，自中西通商后，香港、上海相继仿行报纸，但“主笔之人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未免径庭，即或扬厉铺张，尊行自负，顾往往详于中而略于外，此皆由未能合中外为一手也。欲矫其弊，则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②第三，《循环日报》最根本的特征，是《循环日报》的政论色彩。报学史专家戈公振曾指出：“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一篇论文，多出自王氏手笔，取西制中适合我国者，借以讽刺清朝的改革。《弢园文录外编》即为集该报论文之精华而成。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与甚。”^③美国中国近代史专家柯文(Paul A . Cohen)教授亦指出：“在近代中国史的初期阶段，报纸一般都是作为专门赚钱的手段，几乎没有对社会各种问题表示态度，或努力影响舆论的。王韬的报纸是一例外，其显著特征，就是几乎全由王韬亲手写成的定期政论。”^④确切地说，《循环日报》的政论刊登在第二版的“中外新闻”栏内，而且往往每期不止一篇。^⑤如1874年7月9日(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的版面上就登载了《论铁甲战舰》《论人不可恃智力》和《论吴淞口宜修筑炮台》等三篇论文。据日本学者西里喜行的研究，单根据日本国会图书馆及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明治文库所藏的不完全的《循环日报》和《申报》所转载的文章统计，《循环日报》从1874年5月12日(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到1885年12月10日(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就发表了政论文章约890篇。^①这些政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王韬的手笔。为了撰写这些政论，王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上面了。他在致郑藻如的信里叙述当时马不停蹄地“握管连写”的情形说：“自撰日报以来，境比丝纷，事同猬集，终日握管，手为之疲，几于万言倚马……虽笔墨之间，不求刻画，而才尽之叹因之。”^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扉页

 《循环日报》的政论特色是与王韬创办《循环日报》的指导原则相关联的。出自王韬之手的《本馆日报略论》曾明确地表示，《循环日报》不仅要将国内外要事消息汇于一纸，而且要毫不隐讳地表述报社的看法和主张，“借彼事端发挥胸臆，以明义理之不诬，报应之不爽”。^③也就是说，王韬及其同仁的办报宗旨一方面是传播西学新知，沟通内外信息，打破国人“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的闭塞状态;另一方面是借题发挥，阐述见解，引导舆论，大力推进富强和改革活动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从西里喜行所列《循环日报》政论目录和国内学者夏良才先生在香港所见到的《循环日报》胶片的题目看，王韬揉议论于消息之中、积极针砭现实、干预生活的办报原则是一以贯之的。如“富强要策”(1874年2月5日)、“法辟议院”(1874年2月10日)、“日本设立议院”(1874年4月17日)、“纪星使往核古巴华佣事”(1874年7月11日)、“论台湾实为中国重镇”(1874年7月16日)、“论欧洲近事”(1878年3月13日)等论文都是与社会焦点问题息息相关的“夹叙夹议”。王韬自己后来在与日本报人的交往中谈及他的办报情形说：“年来我亦持清议，眷言家国怀殷忧，论事往往撄众怒，世人欲杀狂奴囚。”^①借事生议，痛击黑暗，臧否人物，倡导改革舆论，以致顽固守旧之士觉得如芒刺在背，必欲囚之、杀之而后快，于此可见《循环日报》政论鞭辟现实之深。把办报的宗旨从营利赚钱拓展到开通民智、把报纸的功能从单纯提供新闻消息拓展到议事论政，是中国近代新闻史的革命，它意味着中国近代报纸社会价值的提升，也标志着王韬近代舆论意识的发育成熟。
 《循环日报》的独特风格，特别是它有一群学贯中西而又不受大清律令约束的编撰人员、能够云别人之未能云、言别人之未敢言的特点，使它获得了广泛的欢迎，其发行量处于同一时期各报发行量之首。它的发行处星罗棋布，遍及四方，“省会市镇及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凡我华人所驻足者，皆有专人代理”，计有：广州省城数处，沙面、河南各一处，澳门二处，国内还有佛山、东莞、虎门、厦门、福州、牛庄等处;海外的有京都、横滨、安南、星加坡、边能埠、旧金山、新金山、雪梨埠、庇鲁埠等处。此外，凡汕头、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及日本的长崎、神户，均由“招商局代理”。^②
 《循环日报》的文章还广泛地被《申报》《华字日报》等中文报纸所转载。以上海《申报》为例，在王韬主持《循环日报》笔政的1874至1884年十年间，其重要政论往往选录《循环日报》政论，甚至新闻也直接标注“得自香港《循环日报》”。笔者曾以“循环日报”为关键词对《申报》数据库进行搜索，得到该十年的政论篇名及相关条目达470条。这说明王韬主持下的《循环日报》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确执掌了中国报纸草创时期的牛耳。
 从《循环日报》的特点及影响力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循环日报》实实在在是一份中国资产阶级主张变法自强的“喉舌报”。它之所以得到正在成长起来的香港华人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其原因亦在于此。但是，王韬却为它起了一个令人猜不透的名字：“循环”，引得后代史学家为此推测不已，莫衷一是。如戈公振认为“循环”就是指“革命”，意指“太平天国的革命虽然失败，但可借报纸传播其种子，以致循环不已”;^①方汉奇认为王韬所谓的“循环”含义不是革命，而是他心目中亘古不变的“三王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政治思想。^②柯文则认为王韬选择“循环”一词作为报名反映了他的循环史观，同时也可能隐含着王韬的信念，即中国一定会重新变成她原初那样的伟大国家。^③笔者认为，分析“循环”的确切含义应与考察王韬的多元世界观和“运会观”及王韬个人曲折复杂的经历结合起来，予以多角度、多方面的理解。“循环”在这里至少有三重含义：一，天运循环，盛衰相继，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或长衰不盛的民族，中国目前虽然处在“衰”的阶段，但“衰”即“盛”之渐，只要把握机会，应天运而尽人事，亟图改革，就一定会由“衰”致“盛”;同样道理，西方各国目前虽然处于“盛”的阶段，但“盛”也能趋于“衰”，所以切不可恃强而凌弱，一意孤行。否则，天必将有以报之。从这一角度讲，“循环”是变法图强的代名词，也隐含着反对和谴责西方侵略的意思。^④二，世界发展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呈现一种循环状态。目前存在的诸国林立的“分”是由原初的浑然一体的“合”演变而来的，未来也必然走向天下大同的“合”。所以，王韬的“循环”有世界大同、天下一体的含义，暗示《循环日报》的内容将不局限于中国一隅，而是面向整个世界。西方人将《循环日报》译为“The Universal Circu1ating Herald”，恐怕也是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的。^⑤再者，王韬自认为是中国“学贯中西第一人”的世界性报人，所以，以“循环”命名也预示着他要把静止封闭的中国放到全球性的世界范围去考察，汇中外于一纸。三，“循环”也是王韬对个人经历的最高概括和对未来命运的期待。王韬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蹇。从科举不第、弱冠失恃、佣笔西舍，到投书太平天国遭到通缉而遁迹海外，再到漫游欧洲、鼓吹西学以致封疆大吏不时垂询，“稍副时名”，这些在王韬看来或许也是一个祸福相依的循环链，“天之所以厄之者，其即所以成之者”。他似乎意识到世间事物有互补性，一个人虽然不能成为大官，却仍然可以做大事;此业无成就，彼业却未必;今生不获知于“并世之人”，千载之后却可能备受景仰。因为，世间的事情本来就是正反相成变化不已的。
 19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总体上尚处在黑暗多于光明、保守多于革新、封闭多于开放的时期，知洋务、讲变通的敏锐之士仍属凤毛麟角，不成气候。大多数中国人还囿于成见旧习，“见有谈时务者，则曰大言不惭，见有谈外事者，则曰夺于外诱”。^①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王韬把西方社会沟通信息与政见的重要手段——报纸引入中国，并把它的宗旨放在抨击时弊、扫除传统成见和倡导改革舆论的社会价值上面，的确反映了王韬作为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的伟大卓越之处。王韬宣告了中国思想家倡导改革的古典方式的式微和近代方式的诞生。在他之前，中国改革思想家一般都是以著书立说或书信往来传递他们的改革要求，因而影响面狭窄，往往撞不开巨大而沉重的黑暗闸门。自王韬之后，新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不再囿于传统思想家著书立说和书信往来(包括上书皇帝)那种对改革的呼唤方式，而把创办报纸、诉诸公众舆论作为提出政治诉求的更有力的“施压杠杆”。晚清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章炳麟，无一不把倡导变革与办报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讲，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进过程中，王韬无疑也具有“革命者”的历史地位，其披荆斩棘、开拓未来之功永远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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