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盘溪石家祠堂不远的徐悲鸿故居，在嘉陵机器厂的一个宿舍区。这是三线建设时老军工厂区的一部分。以前在这里，应该是能看到嘉陵江的，现在离江边也不远，但被许多高高低低的房子包围，看不到了。在三四层的楼房中，有一栋两层的房子，楼梯还是在房子外侧，朝南一面有回廊，显然这格局有些年头了。
这栋老楼建于山坡上铲出的一块平地。平台下又有个坡面，走下去看到几个洞窟，洞口边沿雕饰花纹。这几个洞窟原来供菩萨，以后改为防空洞，警报拉响时附近的人躲进去。徐悲鸿曾在洞内点蜡烛作画。空袭警报不解除，时间也不浪费。
盘溪老楼的日子，廖静文记忆深刻，她说：“我和悲鸿住过的老房子，在重庆盘溪石家祠堂后面。不过当时是木板墙，现在是砖头墙了，其他一点也没有变。”
廖静文沉入盘溪往事之中：“我在重庆中国美术学院不只整理悲鸿先生的书，毕竟不是大图书馆，工作量不太繁重，我常去看他画画，帮他做些事情。我在重庆举目无亲，他很照顾我。盘溪离江边码头有一个高坡，还比较远，每天步行下坡到江边，坐一条小船过江，到对岸沙坪坝去中央大学上课，回来吃中饭。他除了处理事务外，还给学生讲课。中央大学学生也过来请教，有时候一群同学，有时候个别学生，我可以旁听。
“中国美术学院当时是研究院的性质，聘请的都是有名望的画家，我感觉悲鸿在工作上很努力，感觉他对人很关怀，感觉他在美术界能团结很多人。我也感觉他很孤独。到重庆以后，我知道他八年无家可归了。后来我听说，他妻子蒋碧微和国民党的一个部长有同居关系，不可能跟他破镜重圆，所以我很同情他。
“有时候看他自己洗衣服，或者自己钉纽扣，我就去帮帮他的忙。这样的一些接触，我们之间增加了感情。慢慢地，这种感情就变成爱情了，这是不知不觉的。我很尊敬他，总想能够力所能及地给他一些帮助，但是毕竟我们之间年龄相差二十八岁。我到重庆还没有二十岁，认识悲鸿的时候我才十九岁，那时悲鸿已经四十七岁了。我还有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想读大学，而且想学科学，想成为一个科学家。
“我觉得悲鸿先生不是一个自私的人。我考取金陵女大，他是鼓励我进学校的。金陵女大由南京搬到成都，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费也不高，那个学校在成都的华西坝，教室地板都是打蜡的，虽然抗战时别的学校都很艰苦，我们的物质条件却很好。宿舍前面呢有一片草皮，悲鸿送我到这个学校，劝我要努力读书，说我们国家很需要科学人才，你学好了，将来能为国效劳。这样，我就进金陵女大读书了。
“但是，我离开悲鸿以后非常地想念他，也不知他身体好不好。我觉得应该找一个人照顾他。我就劝悲鸿，我说希望他另外找一个人代替我，我会把我的位置让给别人的。但是悲鸿讲，爱情是不能替代的，他说没有人能够替代你给我的一种温暖，他说没有人能够跟你一样的，他说我可以等你四年，你在金陵女大毕业以后和我再结婚，如果你毕业以后找到了别的更好的爱人，那么你也可以不和我结婚。
“我觉得悲鸿啊，是一个完全为别人想的人。那时候，悲鸿也非常想念我，他曾经作诗说：灯昏又落叶，无尽系相思。就是天黑了，他没有办法停止对我的思念。我进了学校以后，只能每个星期天去看他，我们见面的时间很少了。他在成都工作很累，病倒了，以后他回到重庆。我本来是请假，陪他几天，预备再回学校去读书的，但是因为他的病重了，住在中央医院，我就陪在医院照顾他，学校就没有再回去。
“这之前，我取得了家庭的谅解，和悲鸿订婚了，但是没有结婚。他病倒了以后，我还在照顾他。有很多熟悉的人劝我，就说徐悲鸿这么大的岁数，而且又有病，生活又这么苦，你何必呢。那时我们住在嘉陵江边的山坡上，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喝的是泥塘的水，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集体伙食，很差的，就是连现在农民的生活都不如。我的金陵女大的同学就跟我说：廖静文我们不懂你，为什么要爱上这么一个人，年龄又大、身体又有病、生活又苦，你到底为了什么?我说，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爱情。”
爱情是一种厮守，更是一种承诺。
在徐悲鸿此后的人生中，廖静文给了他一个温馨港湾。曾经立志做居里夫人的廖静文，舍弃科学家之梦，用她的爱去成就徐悲鸿的事业。
徐悲鸿待人谦和，但他秉持自己的是非观念：“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1945年2月，山城重庆寒风凛冽，郭沫若前来盘溪看望病中的徐悲鸿。当时徐悲鸿身患高血压和慢性肾炎，时常需要卧床休息，但他的目光不只盯着画纸，而且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和许多文化人一样，渴望中国有一个和平民主的未来。
在北京郭沫若故居，郭沫若之女郭平英对我说：“我父亲是受周恩来的嘱托，起草了文化界人士对时局进言的稿子，承担了邀请进步文化人来签名的任务。特别有影响的一些大家，我父亲亲自登门拜访，徐悲鸿就是其中的一位。去的同时，不光带去这份稿子，还带去延安的小米和红枣。这其实不是我父亲给徐先生的礼物。”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廖心文说：“当时徐悲鸿因为工作非常劳累，再加上生活非常艰难，身体很不好，周恩来知道他的情况以后，就特别拜托当时主管文化工作的郭沫若，带着延安的红枣和小米去看望他。”
当郭沫若说明来意，希望徐悲鸿能够签名后，徐悲鸿欣然命笔，廖静文也签了名。1945年2月22日，重庆的一个普通的日子，《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起草的这份《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312人的签名造成极大的轰动。
郭平英说：“据说蒋介石当时是十分的不快，找主管宣传的张道藩发脾气，而且让手下的人重新起草了一份东西，把一些文化界的人找来重新签名，说当时在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时局进言签名，是他们上当受骗了。”
廖静文说：“国民党政府又派人来了，说蒋委员长对这个宣言很生气，如果你不撤回这个宣言的话，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当时徐悲鸿因为生病，很多社会活动不得不推辞，但他仍然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主管文化的国民党官员一再派人上门，说是已经有人刊登声明了，希望你也刊登个声明，你肯定也是被骗的。徐悲鸿拒绝了，他说：“这个名字是我签的，就是这个陪都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一点也没有错，我说过的话不会再收回去。”
来人的态度也很强硬：“你想好了，你要不在我们这个声明上面签名，你将失掉一切。”冯法祀说：“这个威胁很厉害的，当时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大家都传开了，都认为徐先生有骨气。”这以后，徐悲鸿接到不少人的来信，有的劝他明哲保身，也有的是恐吓信。不久，友人告诉徐悲鸿，参加签名的大学教授费巩突然失踪了。
徐悲鸿在这份时局进言上签字时，正是抗战胜利前夕，至少在表面上，国共合作联合抗战的局面并未打破。但是，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可能惹火烧身，这是有的知识分子非常忌讳的。廖静文说：“我们也想到，自己也许会有同样的命运。但是悲鸿就是不屈服，他还叫我进城去，告诉郭沫若，我们不会动摇的，叫他放心。”
士为知己者死。徐悲鸿毕竟是一个艺术家，要说他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可能有些牵强。他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也没有从政的兴趣，他凭着他的良知，表达着他对社会昌明的向往。再说，周恩来与郭沫若都是他的老友，对于友情他看得很重。
时隔24年，“文革”浪潮尚未过去的1970年，历经劫难的廖静文到郭沫若家拜访，带去一本徐悲鸿留下的册页，她请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在这本册页上题字。此时，徐悲鸿已经去世17年了，郭沫若看到老友画的奔马墨迹，会有多少感慨?
北京前海的郭沫若故居，如今是郭沫若纪念馆。这个被誉为红色中国第一文人的家院，有七千平方米之大，绿树成荫，假山剔透，曾是清朝的一个王府。当“文革”红色风暴卷席全国之时，这里仿佛是汪洋中的一块绿岛。
郭沫若之女郭平英说：“廖静文先生送来的册页，前边是空白的，后边也是空白的，刚刚好就是中间这里有一幅画，是徐悲鸿先生抗战时期画的一匹马。廖静文先生希望我父母亲在这个册页上写点东西。廖先生走了之后，我父亲翻看了这本册页。于是，他就联想到1945年2月份在盘溪和徐先生廖先生相会的情景。他当时还写过一首诗：豪情不让千盅酒，一骑能冲万人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盘溪易水古今寒。”
郭平英又说：“我父亲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把册页前面的空白页拿来写，从记述事情的开始，到70年廖先生的来访，把它记述下来之后，刚刚好接上徐先生这幅画。他在这幅画后面说，好像是当时徐先生特地留下来的这段空白。”
郭沫若作为书法家的地位，与他的文学家与史学家地位一样，无可非议。与其他文化名人的“文革”遭遇相比，郭沫若该是幸运的，他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点名保护，谁也没敢动他。他仍可以在他的深宅大院安居，书写的毛泽东诗词风靡全国。
但郭沫若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失去了两个极有才华的年轻儿子。据说他最钟爱的儿子郭世英遭迫害致死后，他含泪用毛笔抄写郭世英日记与家书，亲自装订成八册，放于床头的窗台。一个洞悉文史、学富五车的父亲，他的悲愤与哀伤，常人无法体会。没有疯狂者的盲目，他在疯狂年代不失为一个智者，痛苦犹深。
打开徐悲鸿留下的画册，在奔马旁的空白宣纸上，郭沫若一笔一笔抄录他在重庆写下的诗，仿佛回到了与徐悲鸿对面举杯的情景之中。这诗和大院外的革命狂飙并不押韵，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郭沫若：豪情不让千盅酒，一骑能冲万人关……
当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拼死相搏时，曾经得到过许多外国友人的支持，其中有一些值得尊敬的美国军人。据说，在重庆徐悲鸿办画展时，一位美国将军曾与徐悲鸿打过交道，徐悲鸿不为所动，演绎了一个中国艺术家我行我素的极端个性，这在许多描写徐悲鸿事迹的书中被引用，成为徐悲鸿艺术人生中的一个趣闻。
故事大意是，有一位美国将军曾在重庆参观徐悲鸿画展，看中了一幅《灵鹫图》，但徐悲鸿将此画标为“非卖品”。这位美国将军即将荣归祖国，蒋介石亲自给他授勋，问他喜爱中国的什么，这位美国将军说，他就喜欢《灵鹫图》。但是，徐悲鸿说什么也不卖。这幅精美的《灵鹫图》，如今保留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
这则趣闻叫我有些不解，徐悲鸿确实常把最满意的画列为“非卖品”，但他拒绝美国抗日将军，甚至拒绝蒋介石，不太可能。须知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而美国将军曾在中国授勋，理应受到徐悲鸿的尊敬，而不是相反。
谜底是著名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揭开的。
陈香梅被很多人熟知，是因为她与陈纳德将军，那位率领美国飞虎队支持中国抗战的传奇英雄，有过一段超越国籍、超越年龄的传奇爱情，也是因为她后来奋斗打拼，走人美国上层社会的传奇人生。
陈香梅当中央通讯社记者是在广西，后来她被派到上海，并没机会采访徐悲鸿，但她还是说，她与徐悲鸿先生有缘。这个缘，是因为她先生陈纳德喜欢徐悲鸿的画。原来，想买《灵鹫图》的美国将军就是陈纳德。
1943年春末，徐悲鸿确实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过一次大获成功的画展，陈纳德将军确实看上了其中的《灵鹫图》。然而，这位美国将军是否懂得中国画的水墨意味，今人难以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徐悲鸿笔下的灵鹫属于猛禽，那挺立于岩石的威武之姿，让人想到美国国徽上的双鹰。或许，翱翔于天空的陈纳德将军，对同样飞越蓝天的禽类充满感情，他要的是一种气势，这才有了求购《灵鹫图》的率性之举。
至于徐悲鸿，他不卖自己画作的精品，也是率性所为，圈内人尽知，绝非对陈纳德一个人。显然徐悲鸿热爱艺术是真的，求画者也可以理解。
据陈香梅回忆，陈纳德在抗战中冒着生命危险，翻越世界屋脊开辟“驼峰航线”，给中国人打通与国外之间最后一个通道，凡是中国人都会给予敬意，徐悲鸿当然也不例外。陈纳德临行前，蒋介石给他授勋，这是当时民国政府的最高礼遇。而陈纳德虽然没有买到《灵鹫图》，却收到了另一份厚礼，就是徐悲鸿画的《八骏图》。画马著称的徐悲鸿拿出一手绝活，将八匹奔腾骏马画在宣纸上，气势非凡，令陈纳德喜出望外。
陈香梅说：“我先生陈纳德将军谈到他跟徐悲鸿的友情，徐悲鸿先生把他那张《八骏图》送给陈纳德将军，在陈纳德将军离开中国的时候，表示一种尊敬吧。那幅《八骏图》实在太伟大了，画相当大，画得很出神，每一匹马的姿态都是不同的。现在可以看到徐悲鸿画的马，有三匹的，还有五匹的，八匹马是唯一的。《八骏图》给人的感觉就是雄风浩荡，非常壮阔，气派很大。能够收藏他这样一张画，也是很了不起的。”
意外地得知了徐悲鸿《八骏图》的下落，也意外地解开了“美国将军”之谜。陈德纳对于《八骏图》的喜爱不亚于《灵鹫图》，甚至超过后者。
陈香梅如此推崇《八骏图》，却没有占为私有。“陈纳德去世之后，我觉得个人保存这张画太可惜了，我就把这幅画送给了美国很有名的华盛顿费尔博物馆。我觉得，应该让所有人来欣赏，而不是我个人收藏。所以这点我觉得很安慰。”
镌刻有徐悲鸿烙印的八匹骏马，连接起一段曾经截断的历史。
在欧洲巡展大获成功的徐悲鸿，曾有过赴美国举办画展的打算，而且已经付诸实行，却因太平洋战事而搁浅。陈纳德将军把难得一见的徐悲鸿《八骏图》带到大洋彼岸，经陈香梅捐献给美国人民，仿佛帮着徐悲鸿弥补了人生缺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同年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原国防部礼堂举行。
这个时刻，也正是徐悲鸿所日夜盼望的。
为了这个瞬间，几千万中国人前仆后继、牺牲生命，只有一个词可以传达所有人对此的感受，那就是徐悲鸿的——愚公移山。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xubeihong/20221214686.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