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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 战争指导》作品解读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6日 阅读:179 评论:0

富勒(J·F·C·Fuller,1878~1966)是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史学家,少将,以其30余种军事著作而闻名于世。作为装甲战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对30年代德国闪击战思想的形成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富勒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于军事学术的研究。早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为基础,重点探索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诸军兵种的战斗运用。晚年,主要从事军事历史的钻研和军事理论的阐述,致力于发掘指导战争的原理和原则。
《战争指导》即其晚年著作,是一部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这本书以历史为基础,所分析的内容则为法国革命、工业革命、俄国革命对战略思想所产生的冲击,篇幅虽不大,理论意义却非常巨大,实为作者毕生研究战争的压卷之作。富勒关于战争的理论和指导战争的观点,都是经过反复探索和深思熟虑的,虽然其中某些看法或结论未必完全正确,但是毕竟能够自成一家之说,是值得人们认真加以思考的。

前 言


在前言中,富勒对战争的本质和战争指导的重要性进行了概括的说明。富勒指出,战争的指导,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是一门艺术。医生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治疗人们的疾病,减轻疾病给人体带来的痛苦;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则是预防、治疗和缓减国际“身体”上的“疾病”——战争。
富勒认为,战争是一个历史问题,文明的变化对人类的战争是有影响的。检查这些变化并探索它们对战争指导的影响,就是本书的主题。
1000年来,战争一直是狂暴民族的经常性的消遣。特别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之所以如此,不能在战争本身寻找原因,而应从战争的指导上来寻找。战争指导与1789年以来的各种伟大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贵族统治的衰败和民主制度的兴起,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报刊的流行,宗教信仰的衰退和唯物主义的流行。所有这些巨大的变化都重铸了人类的文明;如果这些对战争的影响能够得到正确的判断并因此来决定战争的指导,当今世界也就不会如此混乱了。
富勒还对战争进行了划分,他认为,战争可分为两大类:具有有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和具有无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只有第一种战争才能给胜利者带来利益,而决非第二种。在战争中,不要为绝对的观念所束缚,也不要为不可改变的契约或决定所约束。就像机会的游戏一样,战争从来都是不能预定结尾的。行为总要适应环境,而环境则经常都在变化。富勒警告人们,在战争中的野蛮行为是不合算的。另外,不要使你的敌人陷入绝望,尽管你会赢得战争,但是那样几乎会拖延战争,这对于你是不利的。富勒深谙世界战争史,因此,他非常深刻地提出,敌友关系是频繁变化的。当你打败了你的对手时,你应明智地让他再站起来。这是因为,在下次战争中,你有机会需要他的帮助。

第1章 专制国王的有限战争


在第1章中,富勒指出,15世纪意大利的战争是地道的有限战争。与此相反,1618~1648年的30年战争是野蛮的无限战争。16和17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如格劳秀斯、霍布斯和伏尔泰等人纷纷著书立说,攻击了无限战争的破坏性,主张战争中的暴力与破坏行为应有所节制。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罗马教皇的权力受到削弱,专制国王的权力得到加强,常备军制度也建立起来了。18世纪是有限战争的年代。有限战争的主要特点是:1.迂回作战之风十分盛行。2.围城战术风行一时。3.平民生活与战争是完全脱离的。4.战略的手段是消耗敌人,而不是歼灭敌人;战略打击的目标主要是敌人的补给线与要塞,而不是敌人的军队。富勒对有限战争持赞赏的态度,他最后引用了费里罗的话,说:“有限战争是18世纪最崇高的成就之一,它属于温室植物那一类,只有在贵族化和高贵化的文明中才能茁壮成长。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有这种可能性了。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我们失去了许多好的东西,这也是其中之一。”

第2章 无限战争的再生


在第2章中,富勒分析了卢梭的民主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的到来结束了有限战争年代,把“战争的拍卖场变成了屠宰场”,把“国王的战争”变成了“人民的战争”。实行征兵制后,军队与平民的分化消失了,进入了全民皆兵的时代,总体战代替了有限战争。征兵制使军队的战场、后勤、战术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那时起,不仅战争越来越无限化,而且终于变成总体性的了。直到20世纪40年代,生命都被当成廉价之物,以至于像以往战争中的会战那样,大规模地屠杀居民成了一种战略目的。在这150年内,征兵制把世界引回到了部落时代的野蛮主义境地。这是因为,征兵制改变了战争的基础。以前,士兵的成本是高昂的,现在廉价了;人们曾经尽量避免战斗,而现在却是在寻找战斗,而且不管损失有多重,只要一征兵,就能很快补充好。而且,由于士兵是从社会的各阶层招募来的,他们要比旧式皇家陆军的士兵更加机敏。富勒认为,以征兵制为基础的革命军队同以雇佣兵制为基础的皇家军队相比,在战略战术方面拥有压到优势,但在政治方面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在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无法维持长久的和平,因为失败者是强迫接受和约的,这种和约是不合理的。失败者一旦有了机会,就会企图推翻和约,所以,休战是不稳定的。

第3章 拿破仑战争


第3章总结了拿破仑战争的特点、经验与教训。富勒认为,拿破仑战争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第一,拿破仑有实施统一指挥的权力。拿破仑认为,统一的指挥是战争中的首要因素。这也是他多次获得会战胜利的基础。第二,拿破仑有卓越的指挥才能与军事才能。第三,拿破仑在每次战役之前,都要预先制定周密的计划。其中包括几个不同的方案,每一个方案都有一种假设情况。这是拿破仑设想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而制定的。这个计划就是他的意图,不同的方案包含着他对计划可能作出的修改。其主要作战原则是:1.重视进攻。拿破仑说过,一个人总是应该先动手攻击的。如果允许别人进攻自己,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2.高速机动。拿破仑认为,行军就是战争,战争的才能就是运动的才能,善于运动的军队必能获得胜利。3.实施有效的战略奇袭。除了在战场上出敌不意地集中自己的兵力以外,拿破仑实行的奇袭,几乎都是战略性的。4.在战场上,尤其是在决定性的进攻点上集中优势兵力。为了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拿破仑把一切的辅助性行为减到了最低限度,以便能集中最大可能的兵力。5.注意建立保护系统。拿破仑尽管绝对避免有计划的防御战,但他所有的进攻行动却是以保护原则为基础的。他认为:整个战争的艺术,就是先作合理周密的防御,然后再进行快速、大胆的进攻。这种保护体系的基础,是在军队的后方建立一个安全的作战基地。拿破仑之所以最后失败,主要是由于他在战争指导上犯了三个错误:第一,在指挥上过于集中,没有一个组织良好的参谋部。第二,在政治上采取了不现实的政策,没有处理好同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第三,在大战略上犯了错误,赖以实现其政策的方法不妥,最多只能导致暂时的休战。

第4章 克劳塞维茨的理论


富勒认为第4章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章。在第4章中,富勒重点介绍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富勒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是一种对战争的伪哲学性的研究,同时又带有一些有价值的常识性观察。他遵循康德的思想路线,假定了一种绝对战争形式的存在,认为所有一切军事行动都应该朝这一方向去指导。他把他的绝对战争概念作为一种尺度,用它来衡量所有的军事行动。克劳塞维茨的主要贡献在于:1.回答了什么是战争这个问题。2.区分了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3.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4.提出了大战略与重心理论。5.总结了战争的一些基本原则。6.认为攻势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7.肯定了决定性会战的作用。8.阐述了人民战争理论。克劳塞维茨的最大错误在于,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和平应该是政策中的主要思想,胜利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在这一章中,富勒还比较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同拿破仑的思想。克劳塞维茨不仅生活在拿破仑战争时代,而且还参加了很多次战役,但是他对拿破仑的指挥才能却毫不注意。比如,克氏虽然承认拿破仑是攻势主义的最伟大的倡导者,但是他仍然认为防御是作战的较强的形式。再如,关于集中,克氏认为任何部队都不应该脱离主力,要严格遵守这一准则。但是,拿破仑并不这样认为,他常常把他的兵力分散开来以诱惑敌人进入陷阱。因此,尽管有时人们认为克氏战争理论是以拿破仑战争为研究基础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5章 工业革命的影响


第5章主要论述了始于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对人类文明、社会、军事的影响,并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军事思想。以蒸汽机的出现为标志,工业革命诞生了,人们仿佛是从“蛹”中脱离出来了。他们离开了原始的生活基地,像是一条机械化巨龙,进入从未梦想过的工业天地。这样的生活方式突然加到人类身上,不能不对和平与战争产生巨大的影响。工业革命造就了一批社会改革家和革命者。马克思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他和恩格斯一样,对战争的看法间接地来源于克劳塞维茨。他们提出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以后的战争指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6章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


第6章专门探讨了工业革命对美国的影响、美国内战的性质、南北双方的战略、美国内战中战术技术的发展、战争的残酷性与野蛮性以及战争的结果。工业革命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美国生产关系的变化,在美国国内南北方两种经济体制的社会之间引起了战争。南北战争是“农村社会对机器和蒸汽时代的造反”。在整个南北战争中,大规模的运动都要利用铁路和水运来完成。由于武器的改进,已经使战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场战争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正面攻击的徒劳,二是野战工事的需求。随着技术的发展,防御越来越成为一种有力的作战形式,战斗的决定性意义越来越小了,战争的持续时间增长了。

第7章 毛奇、福煦和布洛克


在第7章中,富勒介绍了老毛奇、福煦和布洛克等人的军事思想。老毛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他认识到了铁路的战略意义。第二,他善于处理战争同政治、外交的关系。第三,他最先认识到前装式步枪的防御威力,并由此推论,正面进攻成本太大,要寻求胜利,就要采取包围方式。第四,他认识到,由于军队规模与活动范围的扩大,运动工具的改进与运动速度的加快,要求指挥分散化。他在战争指导上的成功主要表现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与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这两次战争重新建立了欧洲的政治基础,因而具有划时代意义。从此以后,普鲁士成为欧洲大陆上起领导作用的强国。这两次战争之所以能迅速结束,原因主要是:战争目的有限,普鲁上参谋部占优势,普军运动速度快,普军战术胜过敌军。这两次战争不同于美国内战,不是征服战争,更不是歼灭性战争,战争的有限目标一旦实现,就能以和平方式结束战争。关于福煦的军事思想,富勒批评了他过分重视进攻和强调精神优势的观点,肯定了他对战争原因的分析。福煦认为,只有“拼命的攻击”才是取得胜利的惟一途径。富勒认为,福煦让他的学生注意进攻的重要性是对的,但是,他正在教育和训练的,是法国军队中未来的领导者和参谋军官。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宗教狂热,那是最不幸的错误。富勒称福煦“不是一个沉思的学者,而是一位沉醉于暴力的‘克劳塞维茨’”,是“一位在战术上发了狂的‘拿破仑’”。布洛克对战争的看法与福煦完全不同,他认识到了防御作为一种作战形式的重要意义。另外,他对未来战争作了十分准确的预见。布洛克理论有一个特殊之点,那就是:他所依据的事实尽管经常都是错误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但是,他对未来战争的预见,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真正认识到了防御将逐渐发展成为较强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一点,他那时的一代人中,是很少有人清楚的。与克劳塞维茨一样,布洛克也认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但是,由于文明已经超出农业时代而进入工业时代,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已经彻底改变性质了,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消极工具,而不再是以往那样的积极工具了。未来战争将会有1000万人参战,而且作战的正面将无限扩大,以至于无法指挥。战斗的时间会越来越长,成本也越来越大。骑兵将是无用的,刺刀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火炮将成为武器的主体。

第8章 浩劫的根源


本章叙述了19世纪末西欧一些国家以及俄国、日本的对外殖民扩张,论述了1870~1903年的军事发展情况:一是普遍采用了使用无烟火药的小口径弹仓式步枪。二是改进了机关枪。三是使用了速射炮。富勒总结了美西战争(1898年)、英布战争(1899~1902年)和日俄战争(1904~1905年)的得失,并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局势。在日俄战争中,火炮和堑壕是两个主要因素;日本的速射炮只要运用良好,通常就能确保胜利。火炮迫使敌人躲入堑壕,而躲入堑壕的步兵反而又强迫炮兵隐藏在地平线后,采用间接瞄准的方法。进行遮蔽的火力射击要求有电话联络,壕沟也要求有铁丝网,然而,要能对敌人进行纵射,机关枪的价值已显得越来越重要。至于骑兵,则是快要被淘汰了。因此,日俄战争的主要战术教训是:正面进攻失败后围攻取得成功;野战工事和铁丝网显示巨大的防御威力;机关枪的杀伤威力不断增大;最重要的,还是速射炮发挥了威力。

第9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导


第9章主要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与同盟国双方在战争指导上的得失,其中包括双方的政治目标、作战计划、战略战术和战争结果等问题。富勒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本来是能够取得胜利的,之所以最后失败,主要原因就是其战争指导的错误所致。由于德国处于欧洲的中部,必然面临着两面作战的问题,著名的“史利芬计划”就解决了这一难题。在史利芬计划中,左翼兵力是右翼的15%,而且,他还打算减少到9%。当法军与左翼交战后,他准备从左翼集团军中抽出两个军去增强右翼。这不仅将加强右翼的力量,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将迫使左翼减弱力量,使其不得不后退。这样便能吸引法国军队向东进攻;法军越向东,对它后背的进攻也就越具有决定性。然而,史利芬的继任毛奇却取消了这种运动,他增强了左翼,使其兵力达到了右翼的42%。由于德军右翼的力量已经相当减弱,而各集团军的指挥官又都独立行动,毛奇已经不能控制他们,于是引起了巨大车轮的内向收缩。这样就造成了第一集团军向巴黎东面的东南方向前进的态势,而没有向巴黎的西边挺进,因此,法国的首都和铁路中心就没有遭受包围。结果,战争演变成了阵地战。长期的消耗战,给德军造成巨大损失,这是导致它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10章 列宁和俄国革命


第10章主要叙述了列宁在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中的思想、政策与实践。富勒对列宁和二月革命的关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列宁和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国家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研究。富勒认为,列宁具有超人的智慧和钢铁般的意志。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却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虽然由于现实的要求,他不得不放下马克思的教条而服从于当时的条件,但是当事情过去之后,他又不能从《共产党宣言》的梦幻世界中超脱出来。十月革命就是建立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的。富勒对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采取“新经济政策”持赞赏态度。

第11章 苏联的革命战争


第11章主要比较了列宁与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介绍了第三国际的建立,攻击了苏联的和平政策。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战争与和平不过是一种经常不断的阶级斗争中的个别阶段,这与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在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个主要的差别,克劳塞维茨从不怀疑,文明的民族所理解的道德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因素;列宁却回避这个问题,因而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动物斗争,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战争与革命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如果能把一个国际性的战争或者是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也就是说,让敌人自己消灭自己,那一定可以在这中间找到节约力量的最高原则。这些战争的目的是要使它们成为革命的“助产士”,其方法是不断地利用政治和心理攻势:像系统的宣传,煽动罢工,暴动,叛乱等。在纯粹的军事战争中,预备队要到交战国的武装人口中去寻找;在革命战争中,预备队却要到敌国对立的阶级中去寻找,也就是到不满意的无产阶级中间,到它的殖民地和少数民族的解放运动中间,以及到非无产阶级的派系中间去寻找。正是为了这种目标,红军从一开始组建起,便被训练成为不仅是一种军事工具,而且还是革命的工具。

第12章 二十年休战


在第12章中,富勒首先批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的错误政策。它们的目的是要征服对方,它们采用的手段是强迫。这样,战争的手段垄断了战争的目的,结果战争便以另一种方法进行,这样当然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德国是被迫接受和约的,一直没有放弃复仇的努力。在战争期间,协约国曾认为,他们的战斗目的是要使世界的民主变得更加安全,但是,当他们打了胜仗之后,却发现事实与他们的愿望正好相反。不仅没有安全,民主政治的地位反而更加摇摇欲坠了。战胜国用经济封锁的办法围攻德国,更加激起了德国的反抗。富勒接着叙述了希特勒的对内对外政策及德国的战争准备情况。富勒认为,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是以他的生物斗争观念为基础的:强权就是公理,不仅在森林中是这样,在国际事务中也是如此。强国征服弱国,也就是适者生存。希特勒认为,未来将被他的优秀种族——尼采哲学中的超人——所控制,而不是由马克思想像的无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来统治。由于他的种族思想超越于所有的阶级民族之上,所以共产党和民主人士都反对他,把他当作共同的敌人。希特勒要消除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根除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使欧洲摆脱国际资本主义的枷锁,把欧洲置于德国的监护之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采取四个步骤:废除凡尔赛条约,使奥地利与德国边界上的一切日耳曼少数民族都归德国统治,从经济上控制欧洲,在东欧建立一个生存空间”,即占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使它成为殖民地。这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战术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以往战争的区别,主要是它采用了三种新式武器:毒气、飞机和坦克。但是,当时坦克和飞机的机动性能已经大幅度地提高,因此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新战术,彻底地影响战争的艺术。因为它们能抵消子弹的作用,坦克使地面运动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飞机可以超越战场,使天空成为一条公用的大道。这样,就使战争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域。最后,富勒一一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战术理论,指出了英、法、俄等国忽视坦克、飞机的错误。希特勒周密地考察了上一次大战的情况,并且吸取了战术的教训。1939年,德国的陆军已经远胜于其他各国的陆军,其优势,不在数量上,也不在武器和装备上,而是表现在他们的战术上。希特勒曾写道,在下一次战争中,摩托化将以压倒一切和决定一切的形式出现。他对高速车辆、高速公路和飞机都很感兴趣,所以,以高度的机动性和打击力为基础的战争,深深地吸引着他。德国的空军和陆军,都是以发展速度为目标而组织起来的。而法国的战术理论是纯防御性的,它的基础是建立一条极强大的要塞防线,即“马奇诺防线”。然而真正的错误是,法国人没有把它们的坦克集中在法比边界上,没有编组成装甲师,而是把坦克分散到各步兵部队,当作支援单位进行分散使用。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解释法军惨败的原因。英国的战术理论则在一战结束后20年中没有任何发展。他们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将重演。苏联虽然仔细地研究过杜黑的战术理论,也认真地探讨过富勒的战术理论,但是,他们既没有采纳前者的思想,而对后者的思想也不甚了解。这使苏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41年,他们的战术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大批没有思想的人被驱赶在战场上迟缓地行动。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他们很像是一群羊,恰好成了德国这只猛兽的最理想的食物。

第13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导


第13章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研究了大战的性质和各国的战争政策,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轴心国双方在战争指导上的经验教训。富勒批评了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妥协政策和其继任者丘吉尔。丘吉尔不明白,在战争中,胜利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而对于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战争的目的应该是和平。对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富勒认为他没有战争目标,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富勒还对盟军轰炸德国的战略行动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轰炸的目标主要有军事、工业、都市、能源、交通等五类。在这五大类中,后两种是最重要的。但是,直到战争的最后12个月,它们才成为主要目标,在这以前,它们很少被轰炸,而对都市的轰炸倒是不断地加剧,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德国的军事工业尽管遭到了无数次的攻击,但他们的产量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稳步地增长。只有对准能源资源和运输系统进行攻击,空袭才能成为真正具有战略性的行动。如果一开始把目标限制在这两类项目之内,那么便可以产生极大的经济效果,并节省大量的资源和力量。他批评罗斯福过于相信斯大林,这使得西方两大盟国取得的胜利后来都丧失了,而使斯拉夫人进入到易北河,使斯大林取代了希特勒。他说,如果这些政治家深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原理,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将会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第14章 和平回顾


在第14章中,富勒回顾了拿破仑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情况,分析了核武器对战争的影响,论述了美、苏在核时代的政策,并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作了展望。富勒认为,在所有的战争中,除了最原始的战争以外,为要达到一个有利的目标,则对使用的毁灭性工具必须加以相当的限制,同样,在使用核武器的时候,也应该有重要的保留。这一原理对于所有的文明战争都是适用的,因为在力量与目标之间总有一种关系存在。力量必须充足才能达到目标,但是力量不能过度,否则就会抵消目标。一个有限战争是为一种明确的有限政治目标而进行的,在这种战争中,所花费的力量必须与目标成比例,因此,战略必须服从于政治。由于核武器的发展,战争已经无利可图。核武器的采用正迫使人类的心灵恢复理智。如果有人想要继续战斗,那他就得在武装斗争之外的领域中去寻找新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峙僵局,并不是用武力手段解决的,最后还是用经济手段,即对中欧国家进行封锁的办法解决的。冷战时期战斗部署已经深入到了精神领域和经济领域,武力斗争只是受到限制,而不是完全被排除。冷战的主要目标是要破坏敌人的权力基础。富勒还比较了民主国家与苏联对于和平的看法的不同。一种认为,战争的结束就是和平的开始;而另他手段仍然继续使用。一种认为,在和平时期,国际争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而另一种认为,协商只能加剧争论。在民主国家中,政府是以集体主义、人民的投票和群众的意见为基础的;而苏维埃政府则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维持着一个人或小部分政治寡头的权威。所以,后者很容易采用一种永久性的战争体制。在这个体制中,领导是至高无上的,政策几乎不受公众舆论的影响,纪律森严,严守秘密;而在民主国家中,除非是处在战争时期,否则,这些事情几乎是绝对做不到的。这样一来,民主国家倒很像是一群乌合之众,面对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所以,它们在苏维埃权力面前,总是退缩。最后,富勒还预测了苏联以后的发展。他认为,由于技术的发展,到了20世纪中叶,苏联的工业化使它成了一个由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组成的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像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况一样,这些人享受着高工资待遇。这一情况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样,工业迅速发展,经济突然扩张,工人遭受牺牲,出现了富有的资产阶级。富勒认为,不管俄国人受的教育如何,人类自然的天性总是扼杀不掉的。群众中间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个阶层,必将变成新资产阶级的温床,以致最终将要推翻马克思主义。技术正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没落,而使资本主义思想复苏。他暗示,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最终可能会与资本主义世界走到一起,殊途同归。
纵观全书,《战争指导》的主要特点:一是作者把战争这个历史现象放在社会的领域中来进行研究。富勒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发展变化对于战争所起的作用,提醒人们在战争中不要为绝对的观念所束缚,认为行动总要适应环境,而环境则经常在变化中。二是比较全面地介绍和分析了拿破仑、克劳塞维茨以及毛奇、福煦、列宁、希特勒等人的战争观点和理论,涉猎到一些历史名人的思想对于战争的影响。三是通过几场大战和一些重要战例的分析,作者探究了战争指导的得失,尽力总结出导致这些得失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原因,从而得出了自己关于战争指导的一些基本观点。富勒认为,有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往往能使胜利者获得较大的利益,因此,从战略指导来说,要看到战争中敌友关系的频繁变化,要懂得战争中野蛮行为的不合理性,要做到在战争中不使你的敌人陷入绝境,而在敌人被打倒后,要明智地让他再站起来,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人们提供了如何指导战争的新见解。
当然,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作家,富勒的著作不可能没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比如,在介绍列宁和斯大林的军事观点时,抱着明显的偏见;书中有关社会主义苏联的战争的论述,也存在不少的错误。

* J·F·C·富勒:《战争指导》(The Conduct of War),绽旭译,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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