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4年间，充满了具有非凡意义的历史事件。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时期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最为艰巨的任务——农业集体化。在农村全面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1]这是苏共在1930年代末对农业集体化的认识，它既说明了农业集体化对苏共之重要，也说明了农业集体化实际上进行的非常艰难，其艰难程度，在斯大林与丘吉尔会谈中得到了的披露。斯大林说：集体化政策是一场艰难的斗争。丘吉尔说：我想这对你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们没有数万个贵族或者大地主，只有数百万小农。斯大林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它持续了四年。为了摆脱周期性的饥荒，俄国必须用拖拉机耕作土地。我们不得不这样做。^[2]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最初以温和的形式缓慢推进，它变成了一场可怕的斗争，这出乎斯大林的预料。1927年召开的苏共十五大提出了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逐步地将农业转为集体耕作。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吸引23%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起初，苏共认为，通过运用各种宣传方式，将说服农民自愿实行农业集体化。在使用各种宣传方式进行了大规模的关于农业集体化优越性的宣传运动之后，农民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人数仍然十分有限，到1928年末，一共只有1.8%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农业集体化推进方式的转变是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和斯大林的工业化战略全面落实而带来的苏联工业化的加速。粮食危机减少了国家的粮食采购数量，工业化加速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增加国家粮食储备的要求：满足工业化带来的城市人口增加对食品需求的增加;增加粮食出口以换取外汇，工业化加速要求国家拥有更多外汇以购买必需的工业设备。

1929年4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开始全面推进，尽管这时一些强制措施已经被运用于农业集体化，但总体来说，采用的仍然是宣传方式，而且苏共领导人考虑的还不是全盘集体化，而是部分农户的集体化，到1929年9月，7.4%的农户实现了集体化。

农业集体化转变为一场可怕斗争的转折点是1929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在会上，莫洛托夫提出，对于集体化，“我们现在不应该按照五年的时间来考虑，而是应作为明年的任务来考虑”^[3]。苏共1930年1月中央全会决定，到1930年春季，最迟到1931年春季，在苏联最重要的地区实行全盘集体化。在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建议，将农村政策从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转向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1930年2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向地方党和政府机关发出秘密指示，将富农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从事反革命活动，参与暴力袭击;第二类，没有参与反革命活动，但剥削程度很高;第三类，忠于苏维埃政权。对于第一类富农将逮捕并进行审判，第二类将被强制迁移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第三类将在本地区进行迁移。所有富农的财产将被剥夺。1930年3—5月必须完成非富农化的任务。^[4]

1929年11月至1930年1月，农业集体化的任务、目标和方式已经完全明确：实现社会主义关系在农村的胜利，消灭私有制，建立起大规模农业生产企业，用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保障对城市的农产品供应;依靠粮食出口，形成新的资本积累项目;最终将农业纳入到计划经济体制。

为了保证全盘农业集体化目标的实现，苏共动员了2.5万名城市共产党员到农村，与苏共在农村的基层组织、苏维埃基层政权、农村的共青团组织一起推进农业集体化。斯大林所说的大转变，即社会主义的进攻，准确地讲，应该是从1930年1月才真正开始。

来自城市的共产党员中，“许多人充满了当时正达到高潮的文化革命精神，他们充满进行变革的热情，却又蔑视农民群众的愚昧和落后。他们认为自己肩负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使命，而且采取最极端的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5]。其结果是，在建立集体农庄的同时，经常伴随着激烈的广泛的反东正教斗争，强制关闭乡村教堂，当众毁坏农民敬畏的宗教偶像。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苏共认为：“完成经济任务与解决文化革命的问题紧密相联。”“而文化革命首先是社会精神生活的巨大改变，是社会意识的重构。”^[6]所以，当集体化强力推进时，作为现代工业文明体现的拖拉机、农业技术、医疗卫生机构与相关的文化教育机构也先后被带进农村。集体化不但要以拖拉机耕作土地，“且要同时打破当地的迷信宗教禁令和习俗”。农业科技与现代机器这些俄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事物，“竟被应用到一群原始的全无教养的人民头上来，破坏了一切他们所熟悉的。它重重地打击了他们的所谓财产本能，破坏了他们的宗教社会之习惯。它惹起贫农和青年们的兴趣和热心”。当然，也同时激起了传统观念更强烈的农民们的不满、反对和抵抗，激起了“富农之决死抵抗”^[7]。

然而，真正激起富农之决死抵抗的，最后使集体化转变为可怕的斗争的，主要是苏维埃政权消灭富农的政策。这一政策在1930年初正式实施以后，地方党政机关，在乡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共青团员的支持下，使用屡试不爽的口号“剥夺这些骗子们”，将这一政策贯彻到极端，而且很快就越出了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划定的界限。根据苏共中央的估计，富农数量约100万户，占苏联农户总数约3.8%，其中需要强制迁移的为21万户，占农户总数不到1%。在集体化的过程中，被强制迁移到西伯利亚等荒凉地区的农户达到31万多户。“在强制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被作为富农处理的不仅有富农，而且还有那些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的中农。在有些地区，非富农化涉及的农户达到农户总数的10%—15%。”^[8]随意抓人、抢劫等胡作非为不断出现，地方党的领导人想限制这些过分行为，却无人理睬。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不但将生产资料集体化，而且将农民的生活资料比如住宅、宅旁的菜园、家畜等都集体化的现象。强制集体化，使集体化的农户数量以极快的速度上升，到1930年3月，已经有50%的农户实现了集体化。

以强制手段推进集体化，引起了农民的激烈抗议和抵抗。这些抗议或抵抗在苏联中部地区表现为武装对抗，包括武装袭击党政干部、暴乱等形式。在某些地区，农民以盲目的疯狂破坏来表达对集体化的抗议和抵抗，谋杀案和纵火案大量发生。农民的武装抵抗遭到苏维埃政权的严厉镇压。更多的农民，主要是在集体化中受到损害的中农采取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反抗”来抵制农业集体化。其表现形式为将牲畜大量杀掉，在加速集体化的最初几个月，就有1400万头牛和1800万匹马被杀掉;同时农民在农田耕作中表现消极，这造成了农产品产量在集体化初期的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农产品供应，苏维埃政权与农民的关系再次处于极度紧张状态，苏共不得不采取措施纠正集体化中的极端行为。

1930年3月2日和3月15日的《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与《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两篇文章，文章阐述了苏共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强调在集体化中坚持自愿原则，批评了使用行政强制手段的做法，提出要通过给集体农民提供个体农民无法享受的经济优惠措施来推进集体化。在3月14日，苏共中央做出决议，要求立即停止强制集体化的行为，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保留农民宅旁的自留地、自留畜以及果树等私有财产。苏共中央的决议下达后，已经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有一半退出了集体农庄。从1930年3月开始，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进入到以经济手段推进的过程，到1937年末，93%的农户已经加入集体农庄，90%以上的土地已经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之内。与此同时，以现代技术手段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目标也基本实现。到1938年，苏联农村已经装备了48万台拖拉机、近16万台联合收割机和近20万辆运输卡车，苏联的农业生产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农业集体化初期的强制措施给农业生产造成了破坏，使得苏联的粮食总产量在1931—1932年出现下降，经历了1933—1937年的增长，在1937年达到俄国历史上的最高点。从1938年又开始下降，1940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28年仅有10%的增长，此后直到1953年，粮食总产量都没有实质性增长。^[9]其间除了战争年代需要排除，可以说，集体化与斯大林在1929年以后的农村政策对苏联农业的消极影响是长期的、巨大的。但斯大林推进集体化的其他目标应该说都实现了，当然，这些目标的实现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

集体化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苏联粮食的商品率，保障城市食品供应，形成新的资本积累项目，这些目标应该说都实现了。国家收购粮食的问题解决了。1930年收获了7720万吨粮食，出口480万吨粮食;1931年只收获6820万吨粮食，却出口了520万吨粮食。“1929—1934年间，出口粮食1417万吨，获得了价值17亿8千万卢布的外汇。”^[10]这些外汇对苏联的工业化极其重要，因为大萧条，国际市场上各类为苏联工业化急需的机械装备价格下降了30%以上，斯大林认为这是稍纵即逝的机遇，要求加大出口换取外汇以进口装备。集体化完成以后，苏联城市再也没有遇到过食品供应危机，而在这个时间内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以上。此外，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在西伯利亚建设了新的农业生产基地，使苏联除了传统的粮食产区外有了新的粮食生产基地。可以说，没有农业集体化，就不可能有苏联的加速工业化。

集体化与加速工业化也给接受了新思想的农村青年以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1928—1937年的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共有2500万农村居民其中大多数是农村青年，进入新建立的工业中心甚至是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他们中的出类拔萃者进入大学或其他学校学习。当集体化严重损害部分农民利益时，它也为接受了新的思想观念又迫切希望改变生活状况的农村青年开启了社会流动的大门并提供了机会。进入工业企业、大学和各类学校及基层领导岗位的农村青年成为集体化的获益者，他们也因此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坚定支持者。

斯大林改造苏联农民的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农村中开展的文化革命将科学技术、现代教育和苏共的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数百年不变的农村，“的确是把农民从几千年的惰性中唤醒来”，“革命在农民身上发生了，打破了他的财产本能和他的生活基础，他永远不能再回到旧的去了”。^[11]这就意味着，曾经是俄国历史上对现代化抗拒最强烈的社会力量被强力推入了现代化并进行现代化改造，俄国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尽管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农民生活的破坏，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有着某些相似性，只不过它不是花费数十乃至数百年的时间，而是压缩在几年时间里完成的。”^[12]

[1] А.И.　Анчишкина　И.А.　Анчишкин.　и　др,Развитие　совет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Соцэкгиз,　1940,c331.
[2] О.А.　Платон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XX　веке.Т.　I.Родник,　1997,　c705.
[3] Люкс　Л.,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ПЭН,　2009,　c212.
[4] Верт　Н.,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991,Весь　мир,　2008,　209-210.
[5] Фицпатрик　Ш,Сталинские　крестьяне,РОССПЭН,　2008,　c10.
[6] Мунчаев　Ш.　М.,　Устинов　В.　М.,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Норма,　2008,c349.
[7]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
[8] Ратьковский　И.　С.,　Ходяков　М.　В.,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ань”,　2001,　c195.
[9] В.　М.　Симчера,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за　100　лет:　1900-2000,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ономика,　2007.c167.
[10] Верхотуров　Д.Н.　Стали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6.c308.
[11]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12] R.　W.　Davies,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Len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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