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利用战争契机，一跃而成为除英国以外的第二大资本输出国。日本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上海，其中在上海的棉纺织业有八个资本系统。随着反帝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上海的一些恶劣的日本资方也对中国工人频频作出进攻举动。大部分日本纱厂、棉纺织厂相继开除工人，尤其是工人中的积极进步分子。在全总的指导下，1928年7月，日本内外棉第九厂工人开始了同资本家和反动工会的英勇斗争。

在罗登贤等指导下，上海内外棉工人依托沪西工人代表会，成立上海内外棉工人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指出日本资本家用巨款收买流氓及部分失业工友同工人群众作对，勾结收买国民党工会组织日商纱厂“劳资仲裁委员会”，成立“日本工厂工会联合会”等反动组织。

罗登贤还指导沪西工人代表会反对日本资本家策划成立的“上海特别市日本工厂联合会”，发表《告工友书》。指出“反动派的‘工整会’改头换面，用软化手段欺骗我们，组织什么‘联合会’。他们被日本资本家用金钱收买出卖了九厂、振泰、麻袋厂的罢工。我们不要再受欺骗。要团结起来，一方面健全自己的组织，拥护上海总工会，一方面要严厉的对付一切反动派”^①。

在日本资本家和国民党工整会的联合打压下，纱厂罢工并没有达到争取合法权益的目的。11月9日，上海沪西工人代表会发表《为反对开除工人告内外棉工友书》，指出：自内外棉九厂7月3次罢工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益加向我们进攻，三厂、四厂2日内已开除工友五六十人。告工人书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对付东洋资本家和反动的国民党”，并提出“反对开除工友，反对减少工资，反对加重工作等6点要求”。

12月，上海内外棉工人自救会要求撤销二厂、三厂人事主任，提出“两厂人事主任金田和高田原是五厂和三厂的走狗，一贯压迫工友，现在比以前更凶恶”，号召工人“联合起来，反对开除，反对打骂，撤销人事主任金田和高田”。上海内外棉被开除工人也发表告工友书，指出：“东洋资本家蛮横无理地开除120多名工人，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组织。我们要加紧建立我们的组织，加紧我们团结的力量，誓死反对东洋资本家这种无理举动，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救我们自己的危亡。”^①

内外棉厂、纱厂工人在日商资本家超强反动性面前展现出了积极的反抗和斗争意识，也采取了各种斗争手段和策略，但在敌我势力悬殊的情况下，斗争逐渐呈现出瓦解与失败的迹象。五三事件以后的三次罢工是失败的，后半年的斗争也基本以失败告终。

罗登贤对此指出：“内外棉纱厂从七月间四次罢工失败以后，资本家的进攻更加剧烈，生产合理化的实施，开除大批熟练工人，不独男工直接其冲，女工也同样的被光顾，增加工作，延长工作时间一律施行。这些都是生产群众斗争的情绪。当然在失败后发生暂时的消沉状态，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分析罢工失败原因中，罗登贤总结了工人不够团结、组织性差、党的领导薄弱等几个方面因素，指出由于日本资本家的极端凶残本质，对工人斗争的结果是十分不利的。“沪西的工人历史告诉我们：从五卅与惨杀顾正红的斗争得到很大的胜利以外，一直至现在多次的罢工都是很难得着胜利的。这一方面因工人的复杂，所以流氓无产阶级意识浓厚，很利害的英雄思想，不要组织蛮干。因此，罢工是容易，一个鼓动就可以起来，但组织性是很薄弱的”。还指出：党过去策略的错误，命令工人，强迫罢工，只在某一问题上应付的，绝少日常工作，这都是养成工人不要组织的观念。支部不起作用，党的组织脆弱，群众组织“更是可怜”，使斗争得不到党的领导，增加胜利的困难。^①

这一时期，罗登贤对全总的自身机关建设也十分重视。在他的建议下，全总机关刊物《中国工人》于12月1日正式复刊，罗登贤为复刊专门发表了“卷头语”。这对指导全国工人运动、交流各地工运情况和经验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1928年留守中央结束到年底，六届中央在贯彻党的六大决议过程中，开始在产业工人中探索新的斗争形式。罗登贤在这些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英电、法商水电和内外棉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六届中央贯彻党的六大关于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精神，在产业工人中发起的以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为主的工人反抗斗争。由于中央重视，党的六大路线和工运策略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得到贯彻，使经受沉重打击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这些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的不是很多。从整体上看，工人斗争还带着明显的防御性质。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仍然很弱小，远没有实现党的六大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目标。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luodengxian/2022113354.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