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春初，乾隆帝开始了他的第六次南巡，农历三月初抵达扬州。在籍士绅照例前往迎驾，瓯北自然也在其列。此次扬州之行，58岁的瓯北，缘两淮鹾使全德(号惕庄)之荐，得任扬州安定书院掌教。此前，瓯北曾先后掌教于淮阳、乐仪二书院，或是因工作环境不够理想的缘故，故转而至扬州执教事。也是在这段时间内，他将家由乡下的西干里，移至常州城内濒临白云渡的顾塘桥附近(今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可谓心事已了。

瓯北新任教的安定书院，位于扬州城中的三元坊，建于康熙元年(1662)，由巡盐御史胡文学创办。在扬州众多的书院中，唯安定书院与建在广储门外的梅花书院影响最大，“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②。这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如官至大学士的梁国治、曾任刑部侍郎的谢溶生、官至内阁中书的蒋宗海、翰林编修秦黌、《四库全书》纂修官任大椿，以及稍后的著名学者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汪中诸人，均由此二书院肄业，可谓久负盛名。而今，谢溶生、秦黌以及翰林院编修吴以镇、盐运使沈业富均退居于扬州，还有蒋宗海、张坦、唐思、范起凤、金兆燕、吴珏、李保泰诸诗坛吟侣。瓯北与他们晨夕相从，诗作往还，欢然相处，可谓“地多耆旧应编传，社有诗篇互赏音”^③。扬州又是东南重镇，山明水秀，素有“春风十里扬州路”之誉，盐商巨贾多在此聚居，也是文人荟萃之地。文人习气，兴味相投，免不了次第设宴款待。目下之情景，与在真州乐仪书院的境况相比，自然大不相同。

身处花团锦簇的繁华之地，瓯北并未忘记都市中尚有食不果腹的下层百姓。年仅17岁的孝女游文园，幼小时曾读诗书，聪明机警，但因生活所迫，却不得不“以测字养亲”，“亲老鲜兄弟，借此养衰疾。街头字一个，堂上米一溢”。将测字作为养亲、谋生的唯一手段，是何等可悲。他在《游孝女测字养亲诗》中慨叹：“扬州销金窝，动掷千万镒。厨有臭酒肉，途有坠钿舄。何不涓滴分，悯此婵媛质。免使傍路尘，含羞对嚣聒。”^①扬州的富商巨贾、权贵士绅，为迎接圣驾穷尽财力，装点景物，一掷百万，为何对下层人们的生活却视而不见、如此悭吝?瓯北借讲述游孝女遭际，表露出对穷苦百姓饥寒交迫生活的同情。

六月初，由于运河水渐趋干涸，常州到苏州的水路已断，船只无法行驶，致使苏州米价骤涨。江苏地方官目睹此状，便下令苏州：有米之家，减价平粜。常州守令闻知此事，也仿照执行，他却并不知道，自镇江到常州的水路尚可通航，正可以用高价吸引米船。若趁机将米买下，储备起来，尽管价格高些，但过些时，百姓还不至于挨饿。自常州府下令减价平粜米之后，当地一些粮商，纷纷将米运往镇江销售，米船不敢在常州停泊。

瓯北由扬州回故里，发现这一情况后，随即去府衙告知。夏知府派人打探，情况果如所言，匆即收回成命。于是，市场上米价大涨，每升卖到二十六七文。当地百姓不明就里，纷纷传言：赵翼一句话，使我们吃了贵米。他们一下聚集了数百人，跑到瓯北家闹事，并抢去许多东西。瓯北恐儿子遭暗算，便带他们兄弟几人去扬州暂住。按照当时刑律，在城内聚众抢劫，罪当置重辟。而瓯北却认为，他们不了解内情，聚众闹事，情有可原，不应施以重刑，略加惩罚即可。他将此意转告地方官，使闹事百姓免遭灾难。此后不久，河水果然干涸，即使高价收购，米也无法运来。不久，常州米价一下涨至每升五十文，而且还十分难买。至此，人们才佩服瓯北有远见。倘若米刚贵时，官府不下减价平粜的指令，来常州的米船自然多，人们储存的粮食当会充裕，绝不致出现大米价格高昂而又奇缺的局面。这件事情虽然过去，风波业已平息，但在瓯北心头却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以致春节也不愿回家过年。

这一年，由大旱带来大歉，又由大歉引发出大饥，像瓯北此等有身份的著名乡绅，也不得不节衣缩食，至于一般百姓，更是命如悬丝，苦不堪言。恰在这年冬，霜重风冽，天气奇寒。饥寒交迫的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时时有命不保夕之虞。此时，官府虽说特设粥厂以赈济灾民，然而，饥民数以万计，粥厂则所设无几，这无异于杯水车薪，临渴掘井，根本无济于事。瓯北在《书所见》诗中写道：

霜威似刀风似镞，五更齐趁赈厂粥。厂犹未开冷不支，十三人傍野垣宿。急则生智计亦奇，谓可彼此互借燠。肩背相贴臂相抱，一团翻似屏风肉。岂知久饿气各微，那有余温起空腹。天明过者赫然骇，都作僵尸尚一簇。吁嗟年饥少炊烟，犹冀冬暖喘稍延。岂天欲尽穷黎命，奇荒奇冷并一年。独怜此辈总无告，生平讵有恶孽报?灾来偏杀无罪人，更从何处论公道!掩埋方悲无敝帷，有人又剥尸上衣。非忍王孙竟裸葬，死无用此生尚资。明知旋亦供人剥，且救须臾未死皮。^①

真切而生动地记下了灾后饥民生命无着、熬煎而毙的情景。据曹镳《淮成信今录》卷五《记事》：“(乾隆)五十年，大旱连数省。……米价日高，至次年春，升米至五十文，百物皆绝。中产之家，尽食麦麸、野菜以度命。饿殍载道，空旷处积尸，臭秽不可闻。稍留残喘，唯以抢夺为生者，街市不敢携物而行，郊野更甚。嬴者乞食，挤入门，终不肯出，呜呜之声，惨不忍听。”^②所描绘的维扬一带百姓遭际，与瓯北诗中所写正互为映照。穷苦百姓纷纷冻饿而死的悲惨现实，使瓯北陷入不能自拔的沉思苦想之中，思想也发生了潜在的变化。他开始正视这一客观存在，意识到太平年景下所掩盖的却是一幅血泪斑斑的画面，隐藏着难以拯救的危机。出于道义和良知，他不能不大声疾呼：“灾来偏杀无罪人，更从何处论公道!”饥民尸横于野的惨景，使他那自幼受儒家仁道思想培灌的善良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久久不能忘怀。他欲哭无泪，欲呼无辞，只能是面对苍天，徒呼奈何。瓯北在以前的诗作中，虽然也写过感叹自身生计艰难的诗作，但由于接触的多是士大夫阶层的上流人物，故看到的仅是表面的宁静与恬淡，对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返的田园生活中所隐含的辛酸苦辣毕竟缺乏更深层的了解。他到扬州后，于教读之余，经常去乡间走动，才有机会察知世间“旱灾比户饥肠吼”的真相，何况他本人也受到“瓶粟无储已半年”的饥寒威胁呢?这种对现实苦难的切身感受，激使他鼓起了直面人生的勇气，对社会内部潜存的危机、对日趋尖锐的深层矛盾不再回避，以直笔正面展示大灾过后哀鸿遍野的真实画面。其《所见》诗谓：“行尸谐语本荒唐，不谓相逢满道旁。皮骨仅存人似腊，知无粒米在他肠。”^①

这一灾情，一直蔓延至次年春季。大概在农历三月间，瓯北曾回过一次家乡，小住几天又匆匆返回。路途经行之处，一片荒冷凄惨的灾后景象。尤其让他不忍目睹的是，那荒野中鸦、犬争食冻饿而亡流民尸身的惨状：“乌鸦啄尸血不红，馋犬来逐鸦飞空。有人又驱馋犬去，人肉供人岂汝供。犬既怒嗥鸦亦骂，大似鹬蚌遭渔翁。”^②面对如此令人怵目惊心的“人相食”的社会惨剧，使瓯北那久存“广厦庇寒士，霖雨活苍生”^③志向的心灵，再一次受到强烈震撼。他怨恨啄食、撕咬人肉的不通性灵的鸟兽，也痛恨那饿极似狂竟以人肉为食的饥民。然而，这种悲剧时局是何人酿成?瓯北尽管没有明言，但其笔下所描绘的凄惨画面中，分明蕴含有约略可寻的答案。

在瓯北看来，之所以造成这种惨痛局面，恐不仅仅是旱灾，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当然，瓯北慑于文字狱的重压，不敢直接吐露，他只能借吟咏史事，曲折流露真实的情感。其《闲咏史事六首》(之一)谓：“运石飞砖造塔忙，冯熙计虑亦深长。塔成但见高千尺，谁见人牛死道旁?”^④这里讽刺的笔锋虽说是指向古人，然而，扬州士绅为迎接圣驾穷尽民力，大兴土木，置百姓生死于不顾，与后魏冯熙为政不仁、大建佛图精舍、“伤杀人牛”何其相似?相传，弘历南巡至扬州，在瘦西湖大虹园游览时，曾对身旁随从说：“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塔耳。”^①扬州盐商纲总江春(号鹤亭)得知此事，立即以万金贿赂近侍，图京都白塔情状。既得图，匆即督工建造。^②塔虽很快建成，但“谁见人牛死道旁”?

由此可见，瓯北之咏史，其实是以旧瓶装新酒，借古人之事而抒写对现实人生的感慨。毋庸讳言，是乾隆皇帝的数次南巡，耗穷了东南地区的财力，使百姓无力支撑突然而来的自然灾害侵扰。另外，就上层统治者而言，“身在璇霄秉独裁，何难金坞积成堆”^③?上行自然下效，地方官吏对百姓更是层层盘剥，唯恐搜刮未尽，“各逞所欲为，纵欲丧其真”^④，“平时官朘民，锱铢弗肯赦”^⑤。百姓血汗既已被榨干，面对旱灾自然是无计可施，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至于官府所设少得可怜的粥厂，又岂能疗救数万灾民之饥?这样看来，所谓礼义仁德，不过是为迂性难改的书生所设，至于高高在上的朝廷，根本顾不得那么多，故瓯北称：“必以义为闲，此特儒者事。王政治万民，本不到此细。”^⑥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统治者鼓吹王道政治的骗局，议论是何等大胆。

面对饥荒年景冷酷的现实，他开始反思“才子声名”的实际价值，似乎对当初的辞官不做之举有所懊悔。人们处在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环境中，当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发生激烈冲撞时，精神追求往往向物质追求倾斜。瓯北终生奉为圭臬的“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⑦，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为“一年一年风气变，米价日高文日贱。贞珉赞颂锦屏词，昔是嫁衣今弃扇”，“生平手积万卷书，饥来一字不堪咽”。^⑧再看看那些当年与自己品级相类的京师故友，却大多驷马高车，腾达而去，岂能有衣食之忧?每思及此，他内心自然不能平静。

然而，瓯北毕竟是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在物欲的诱惑与牵引下，他对自身人生价值的追求有过困惑与彷徨，也曾斟酌过自己生活态度的实际意义。但是，经过了一番痛苦的反思之后，他毅然决定，以文补世，以文鸣世，而不愿再厕身于富贵利禄之场，随波逐流。扬州是富商大贾聚集之地，那些频频做发财梦的贪婪官吏，每视此地官衙为聚宝盆，乐于来扬任职。达官贵吏经行此地，亦借故逗留以索贿赂。为官长者，廉耻丧尽，唯货利是趋，吏役则勒索百姓，层层朘剥，形成官商上下其手、互相勾结、通同作弊的恶浊局面。而瓯北处在“扬州繁盛地，气溢钱刀腥”^①的环境中，却能卓然独立，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与达官贵吏虽时有周旋，而节操依旧，在灯红酒绿处递杯换盏而不失故我，面对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生活却不改初衷，的确十分难得。在他身上，既没有陈仲子那种“哇而吐之”的矫情之举，也没有伯夷、叔齐昆仲那等“不食周粟”的反常做法，还没有汉阴老父那远遁尘俗、不问世事的超然行为，却保持着独立的人格追求，“身处脂膏能不染”。他的与上流社会周旋，并非出自就热避冷，趋炎附势，以谋利禄，有的是属于朋友间正常交往，根源于文人的意气相投，有的则是因其文名籍籍，达官贵吏欲借其名自抬身价。瓯北对个中的缘由，自是了然于心。故而，他与达官贵人之间，除了笔墨之缘外，几乎没有什么非分之求，时时保持着清醒头脑，以冷静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曾在《杂书所见》(之六)中写道：

何处夫己氏，作吏印悬肘。望门计民赀，掩取鱼入笱。呜呼百金产，中人岂易有。饥肠忍吼牛，劳筋羡眠狗。铢铢积数世，方期保敝帚。一朝威攫之，空空剩两手。竭彼祖父力，贻我子孙守。天道果有知，此物可能久!^②

这无疑是向高高在上、贪婪成性的官吏下一针砭。那些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穷苦百姓，终生劳作，温饱尚且难保，更何谈积攒钱财?即使中产之家，世代累积，也难置办百金。但丧尽天良的官吏，却不管百姓的死活，巧立名目，望门计赀，横征暴敛，攫取他人之财物，中饱个人之私囊，是何等不平!面临阶级对立的严酷现实，使得他无心再谱写农家望年丰的田园之乐，却决计以“歌生民病”为己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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