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为学，往往重家法之承继，学问之渊源。此风由来已久。自汉“专门之学兴，命氏之儒起，《六经》、《五典》，各信师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①。“汉儒重师承，无师说者不敢强为之解”^②。宋明之时，为宋学者不仅对汉儒大加挞伐，抑且同室操戈，为朱子之学者攻陆象山，为陆子之学者攻朱熹。“至明姚江之学兴，尊陆卑朱，天下士翕然从风。^③”入清之后，“为王学者遂视朱子为仇雠，朱子之徒又斥陆、王为异端。而攻击者并文成之事功亦毁之，甚至谓明之亡不亡于朋党，不亡于寇盗，而亡于阳明之学术”^④。这一议论，虽可能带有个人感情的因素，有言过其实之嫌，但毕竟道出当时学界因门户不同而产生分歧的某些真相。

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生活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其治学不可能不受到当时风气的浸染。乾嘉之时，为学标榜汉儒，推崇郑(玄)、许(慎)，崇尚考据。为时所盛称的汉学两大流派，虽说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好博而尊闻”，以戴震为首的皖派“综形名，任裁断”，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在“谨守”家法、“笃信汉儒”方面则是基本一致的，以致在当时形成“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⑤之问学风气。

王鸣盛(1722—1797)，嘉定人，四岁从祖父读书于丹徒学署，日识数百字，为县令冯咏目为神童。12岁时，为《四书》文已有名家风度。17岁补诸生，以屡试第一，才名籍籍，被江苏巡抚陈大受招入苏州紫阳书院，先后得到院长吴大绶、王峻的赏识。乾隆十二年乡试，以五经中式，会试不第，客游苏州，其诗为致仕礼部侍郎沈德潜称赏。又曾与吴江沈彤(字冠云，一字果堂)、吴县惠栋(字定宇，一字松崖)切磋学问。沈彤曾就学于何焯(字屺瞻，号茶仙，世称义门先生)。焯为学长于考据，名重一时，尝“访购宋元旧椠及故家善本细雠正之，丹黄积数十过，所校定两汉书、《三国志考证》尤精核”，且“为文才思横溢，天性耿介，廉于财，视千金犹土芥，晨饮未具，不计也”^⑥。有《义门读书记》。沈彤为其诸弟子中最知名者，“行谊卓绝，经传洽孰”。方苞“见其所疏三经，谓得圣人之精奥，读其文，又谓气格直似韩子”。^①曾参与修《三礼》及《大清一统志》。归里后，闭户治经，矻矻穷年。曾著有《周官禄田考》、《仪礼小疏》、《尚书小疏》、《春秋左传小疏》等。惠栋则“三世传经，其学必求之《十三经注疏》暨《方言》、《释名》、《释文》诸书，而一衷于许氏《说文》，以洗宋元来庸熟鄙陋”。^②二人皆博通经史，学有渊源。鸣盛与其交往，“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乃精研《尚书》，成《尚书后案》。并以该书与清初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相比并，俨然有鼎足而三之势，以吴派后劲自拟。惠栋长鸣盛二十五岁，且学问又优。鸣盛向其“执经问难，以师礼事之”^③，倒在情理之中。至于后来鸣盛否认他们之间有师承关系，径称松崖为“吾友”、“亡友”，一则与其一向不大服膺于人的个性有关，一则或因惠栋终老布衣的缘故。然而，惠栋承袭家学，“专宗汉说”，“终身学汉人之学”。^④鸣盛亦“一以汉人为师，郑玄、许慎，尤所墨守”^⑤，推崇“汉儒说经必守家法”，认为“自唐贞观撰诸经义疏而家法亡”，“故所撰《尚书后案》以郑、马为主……而唐宋诸儒之说，概不取焉”。^⑥二者间的承袭关系则显而易见。鸣盛中进士后，为编修，曾协助刑部侍郎秦蕙田修《五礼通考》，为掌院学士蒋溥所重。后又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事左迁光禄寺卿。寻丁内艰归，卜居苏州阊门，以著述为事。

钱大昕(1728—1804)，亦嘉定人，出身寒家，幼慧，喜读书。10岁后，曾先后随祖父王炯、父桂发，在所授徒之塾馆就读。15岁补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鸣盛之父赏其才，将女儿顺瑛许之为妻，大昕遂为鸣盛妹婿。紫阳书院院长王峻崇尚汉学，曾官御史，著有《汉书正误》，有声于时。曾向鸣盛询嘉定人才。鸣盛遂推举大昕。王峻转告巡抚雅尔哈善，文檄召至院中，试以《周礼》、《文献通考》两论。大昕下笔千言，悉中典要。当时，沈彤、惠栋皆以经术称吴中，大昕受其影响，“乃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①，“举生平所阅经史子集，证其异同得失”^②。为官后，曾奉敕撰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大清一统志》等。归里后，一直从事经史研究，故学养深厚、功力扎实。

赵翼出身贫寒，加之早年丧父，使他过早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其学无师承，加之性格、情趣、爱好等方面的原因，似乎对当时盛行的考据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后入京师求官，寄寓汪由敦府数年，不仅得以饱览汪氏家中藏书，而且，日与由敦交谈，“情同骨肉亲，诲极言论谠”^③，所受教益必多，兴奋点多集注于文章的写作，这由汪氏《瓯北初集序》可知。由敦“学问淹贯，于书无所不窥”，娴于历代掌故，“遇事有识，默定于中，不以议论捷给相尚。当群言纷沓，徐出一语，闻者厌心，以为不可及也”。^④且为人老成持重，为学亦主张“经世之用”，“各出其智能材谞，求效用当世”^⑤，并批评“拘迂之士，当官以流品相矜尚，稍有缓急，腾空言而无济实用，长才无以自见，事以偾败，而疲民因之益困”^⑥。瓯北的《廿二史劄记》议论精辟，时有超人之见，且主张“通经致用”，除受清初顾炎武等人影响之外，汪由敦的思想、行为对其治学倾向的形成，当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还有，瓯北对由敦之师王懋竑也十分推崇。汪由敦乃懋竑雍正二年(1724)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时所取士，而瓯北又是由敦门生。有此两世师生之谊，故瓯北读王予中《白田存稿》倍感亲切，称：“吾师汪文端公，尝出先生门。古人以亲受业者为弟子，弟子所转授者为门人。余与先生，渊源故有自也。”极力称赞予中“下帷穷《六经》，插架辨诸史”，乃“折尽才华士”的“真大儒”，并以倚墙“小桃李”自居。^①其实，瓯北所言的确真实可信。据王箴听《文林郎翰林院编修予中王公行状》载，予中幼即聪颖过人，九岁能点阅《史鉴》。与人交“以德义相劝勉，不徒于文字逞奇”^②，真诚待人，“然于义有不可，则毫发无所假借”，一生“固穷自守，未尝丝毫妄取”。^③在任安庆府学教授时，教诸生“反之身心，真实体验”，“于日用寻常行事处，仔细检点，不一毫放过”，^④强调学以致用，“空言全不济事”。有人混迹官场，为保禄保命，禁约自己“不言朝廷利害”。他斥责道：“若已出仕，受国恩，而视朝廷州县如秦越人之渺不相关，岂理也哉?”^⑤他在寄给方苞的信中称：为学“而不能有所建明改易，登斯民于衽席之上，措国家于泰山磐石之安，则生平所学为无用矣”^⑥。故而，他后来虽在林下，但“凡所撰著纪传论议，皆卓然有关于世道人心”^⑦。“穷经论史，不由师传，能揭其蕴奥。^⑧”“于诸史考其缺漏，正其讹谬，而因以寻其理乱兴衰之迹，皆识其大者，不徒以博雅自名。”^⑨钱大昕在《王先生懋竑传》中亦说他：“于诸史皆有考证，实事求是，不为抑扬过当之论。”^⑩王懋竑虽说“笃信朱子之书，一字一句，皆沉潜以求其始末”，但并不盲从。对朱熹《四书集注》等著述“多所拾遗补阙”。⁽¹¹⁾瓯北为学，不迷信权威、名家，善于发现问题，并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受到王予中的启发。而他治史侧重于“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¹²⁾，上与顾炎武“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的经世致用主张一脉相承，又与王予中治史强调“寻其理乱兴衰之迹”声息相通，其间的承继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广雅书局刻本《廿二史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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