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夏天，北京街头提前到来的酷热就像套在人们头上的火罩，让每个人都觉得难耐。离开考古前沿，徘徊在北京街头，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涌上了邹衡的心头。他怎么也想不到，原来以为去兰州可能是自己正在起步的人生中最糟糕的事情，可与眼前自己面临的困境相比，那点儿小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远在洛阳，整整半年多不曾回过北大，居然会被卷入政治运动中去。他怎么也想不到，跟自己朝夕相处的领导和同事，会把自己定性成“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怎么也想不到，在王湾考古、二里头考古轰轰烈烈展开之时，他却去落寞地站在北京街头，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记重拳，把邹衡打得晕头转向。除了在考古专业上因观点不同而起的争执。在邹衡看来，这完全是君子之争，观点不同而已，争完了，还是好朋友。比如他和安金槐先生，同为夏商周考古的权威，两人就很多问题争执了一辈子，但从来没有攻击过对方的其他方面。再比如和赵芝荃先生，在二里头和王湾分期上，他俩也有剧烈的争论，但争完了仍然是一起坐下来喝酒的好朋友。除了早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去江西参加过土改运动，他从来不曾参与过任何风口浪尖上的政治运动。他自认为天性朴实忠厚，又不擅长口头演讲和宣传，既然话不多，就权当自己是一株只知奉献的绿树，默默站在大地上，把自己的根深深地往地底扎，努力去探寻地下的世界。在地上，也只是悄悄向天空张开枝叶，努力制造氧气和绿色，只想给人们的生活增添有益的元素，并不会去争夺人家的东西，更不会去损害他人的利益。
起初，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莫名其妙加给自己的“头衔”：
我是在建国后进入北大考古学系读研究生的，我是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的知识青年，我怎么可能是资产阶级?说实在的，追究到我老家那里，挖三代，或许还能找出个地主富农的，可是这些年，我拿是国家的工资，大部分还用于买书和野外考古，可以说身无余财，这资产阶级的帽子，实在加得名不副实!
我的心是红的、血液是红的，我只想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引以为傲的辉煌的五千年文明史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从而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所以，我绝对是红的，我怎么可能会是白的?
我只有三十岁，在考古学界的大家面前，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后生晚辈，虽然写过两篇论文，有点不成熟的见解，但和“专”这个字眼相较，显然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我倒是想成为这一行业的专家的，只是目前，实在跟“专”还扯不上边。
好啦，这头衔前边的三个修饰词，我都不认同，唯一承认的就是“知识分子”，我确实学了二十来年的知识，可我是为了报效祖国呀? 难道这也有错?!
除了想不通，更多的是痛心和焦虑。首先，他痛心于自己居然没能写出完整的王湾考古报告。他确实排了王湾考古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商代文化间的顺序，但是，因为考古的时间极紧，40多天的分析不足以写出一篇完整的发掘报告，作为一个考古主持者来说，邹衡极其盼望写出自己的第一份有分量的考古报告，但显然目前这已经成了一种奢望。其次，他焦虑于王湾考古的后续工作，因为进入冬季，不适合挖掘，所以他们是匆匆忙忙结束了第一次考古工作。现在已经开春了，黄河解冻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应当能够进行了，可是自己不能去，王湾又会如何呢?
还好，他的第二个担心，随着李仰松他们的全身心投入，倒很快解决了。他这个白专分子，现在要回家好好反思批判自己了。有了时间平静地思考，邹衡突然发现，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自己对家庭似乎欠得很多。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带着学生奔走于田野之间，如果说真有亏欠，那是对一直操劳家务的妻子的内疚，那是对一直没有好好关心过的孩子们的惭愧。他突然发现，被批判有时候也不是坏事，起码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陪妻子，还能够陪着孩子读读书，讲讲历史故事，看孩子在脚边绕来绕去，享受妻子烧的菜，享受久违的家庭温馨。这种温馨让他又有了面对困难的勇气：“我不过是被打成‘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跟许多变成右派的老师相比，我的老师们到现在还在照顾我，我的学生也还信任我，乐意向我请教问题;而且我还能走进课堂，还能把考古和历史知识教给学生，还能跟他们一起外出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挖掘活动，我已经很幸运了。”
天性的达观和坚韧，让邹衡又一次战胜了眼前的重大挫折。虽然不能去田野考古，但邹衡却在课堂上站起来了。
这时，他发现自己似乎有了更多的时间坐下来多读古籍，研究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同时，他进一步发现了培养考古人才的重要性。中国那么大，历史资源又如此丰富，无数遗址古墓静静地躺在地下，等着大家挖掘。现有的人手显然大大不足。培养出更多的热爱考古的人才，也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啊——当他勘破了教学的真正意义后，邹衡在课堂上找到了更多的乐趣。
他终于爱上了教学工作。当许多年后，他看到，全国已经有一万多个考古工作者，而其中他的许多学生都是业务骨干时，回想当年自己和几十个同伴在田野中艰难挖掘的情景，想必是既感慨又欣慰的。感慨的是他在政治和事业双双失意时，因为找到了为人师的乐趣，而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人生坐标。欣慰的是，一时的冷板凳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隅啊。
这平静的时刻让他享受到了家庭的快乐和为人师的幸福。被批判的郁闷渐渐淡去，探索夏商周的理想又回来了。既然无法去王湾，也不能去二里岗或者二里头，那就静下心来研究挖掘同行给他提供的照片和资料。虽然不能亲临，但时时关心，耐心分析，也一样会有所收获。
而且，虽然不能外出，但还可以带着学生在北京一带进行考古挖掘嘛，虽然这些遗址不大，比如雪山文化遗址，但这些遗址可能会成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强有力补充，一个个发掘小点多了，慢慢连成面，自己关于夏商周的看法，可能就更全面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邹衡接触到北京房山县琉璃河乡黄土坡村，并由此衍生出北京可能是西周时期燕国都城的考古重要课题。那段时间邹衡一边带着学生持续在琉璃河一带搜寻燕国城市，一边跟自己的老师们反复商讨关于殷墟的历史分期问题。他的四位老师几乎都参加过殷墟的发掘，对殷墟也有不同的看法。而邹衡的幸运之处首先就在于，他耐心聆听了四位大师各自对于殷墟的观点;其次，他的四位老师都非常乐意把自己关于殷墟的资料传授给邹衡。集四家之长，邹衡决定，给安阳殷墟进行分期。邹衡喜欢做时代分期工作，这也许跟他曾经在法律系学习有关。他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比寻常人要严密得多，往往能够从细微处入手，抓住细小物品的点滴证据，抽丝剥茧，从而得到相对准确的分期情况。
整整四年，他默默无闻地从老师那里重新摘抄笔记，悄无声息地走在去北京各大图书馆的路上，聚精会神地研究自己前三次重大田野实践考古留下的笔记，条分缕析地梳理着一次次小考古积累的材料。没有人知道他这四年的苦累——他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来准备对殷墟文化的分期工作;他用了近一年时间来收集殷墟发表的资料。他每天一早从北大出发，到城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查阅相关资料，中午以自带的咸菜和凉馒头充饥。他又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根据各种照片上的实物来比较确证。经过艰苦努力，整整四年，遂有所成。1964年，《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发表了。他用了四年的心血来证明，他的考古生涯并没有结束，他的人生追求并不会因为暂时的挫折而放弃。
他不知道，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已经开始，他也不知道他的许多老师即将变成反动学术权威。翦伯赞受到了批判，整个北京大学历史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文革”中，历史系有4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
邹衡虽然整天跟历史书籍和野外考古打交道，但整个社会的形势巨变他还是知道的。他亲眼看到，待他最厚的同乡老师向达先生在冲击开始就因为身体太虚弱而默默死去;他亲眼看到，历史系如此之多的重量级人物纷纷落马。此时的他，感到了死亡的恐惧。30多岁的邹衡被检查出了心脏病。那令人恐惧的批斗常常让他做噩梦，他怕自己会在批斗中跟老师向达先生一样再不归来。他毕竟只有30多岁啊，孩子还小，他自己的人生也才开始不久呀。
因为“走白专道路”被批判后，他一直沉默少语，而且多半不是带着学生在琉璃河瞎忙，就是在看书著述，并没有多少出格的言论，所以被戴上一个漏划右派的帽子后，所受到的磨难反倒比北大历史系那些前一阶段风光无限的老师和同学要少些。
批斗环境稍微松一些后，邹衡挖掘琉璃河的愿望就又冒出来了。他总是带着一些还乐意从事考古活动的学生到琉璃河去，希望能够用坚持不懈叩开大地之门。而这大地对他有点悭吝，不管他如何带领一群学生苦干或者巧干，大地似乎也在害怕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宝贝露出来，是白白遭受劫难而已。所以大地死死地守卫着它的珍宝，向给邹衡他们紧闭着自己的大门。1960—1968年，邹衡几乎没有任何收获，而时局也不会再给他时间了——1969年，他和北大的许多老师们一起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考验，被下放到山西劳动。
1969年，清华大学在江西鲤鱼洲创办“试验农场”，随后北大在此建立江西分校，1971年，两校人员全部返京。季羡林在其《牛棚杂忆》里也谈及此事：“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
在鲤鱼洲，无论是生活还是生产，都是极其艰苦的。相对于长于书香门第，一直在城市中过着衣食无忧生活的许多北大清华的老师，邹衡的下放日子反倒好过些。他幼年长于农村，常常劳作，后来又在田野中考古，身体力行进行挖掘工作，所以体力活和艰苦的环境，并不容易压垮他。
当时负责北大这一块劳动农场的负责人是一个军长，他一眼就看到邹衡有农民气质，老实忠厚，而且看他手掌心都有茧，肯定是干过体力活的，所以他让邹衡管连队的鸡鸭鹅——管的鸭子有两千多只，鸡四五百只，鹅三四十只。
这位军长还给邹衡指派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小组成员，一个是北大的“大黑帮”校长陆平，还有一个是北大当时的党委第二书记。邹衡感到哭笑不得，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这个北大的小老师，有一天居然指挥起校长书记来。只是这会，他们的手下不再是学生，而是一群叽叽喳喳的鸡鸭。
让一群教授讲师养鸡鸭鹅，进行思想改造和体力上的锻炼，向贫下中农学习如何自食其力，这个主意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做起来委实有点馊。
因为教授讲师们只会教学生，不会养小动物。他们太缺乏关于饲养家禽的常识了，在这群高级知识分子的“精心”饲养下，鸡鸭鹅都死得差不多了，相对而言，邹衡负责的鸡鸭死得最少。这跟邹衡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乡下长大，跟鸡鸭鹅普遍接触是直接相关的。比起那些不知道究竟是鸡还是鸟的老先生来，自然要高明得多。
没有想到，这样一来，邹衡竟然就成了“劳动模范”，成了被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中的“标兵”。那个军长非常信任邹衡，他对邹衡说：“你改造得差不多了，可以回北京了。”
已经整整三年没有见过妻儿啦，不知他们过得好不好;已经整整三年没有见琉璃河啦，琉璃河无恙否? 坐上北去的火车，邹衡此时有点惭愧起来。看着来送他的陆校长和其他的北大同事，邹衡心中极其难受。所幸，他回到北大没有多久，一起在鲤鱼洲受难的其他同事也陆续回到了北大。但是历史系同事死的死，坐牢的坐牢，释放回来的也被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结果，整个系能够起考古领头作用的，就落到了一直并不是考古领头羊的邹衡身上。就这样，这个还算年轻的讲师，成了北大考古系田野考古实际上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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