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在几乎钦定佛教为国教的前提下，他以一个“菩萨皇帝”的身份，提出了一个富有六朝时代特色的佛学理论：即“三教同源”和“真神佛性”之说。“三教同源”说实际上是如何去恰当处理儒、佛、道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或学说;而“真神佛性”说则是力图调和佛教内部学派之间的优劣主次之争。

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是在东晋、南朝以来儒、佛、道三教矛盾、斗争日趋激化条件下提出来的。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开始是依附于中国原有文化来加以流传和发生影响的。它在汉代时传入中土，先是依附于中国原有的“道术”(方术)。汉朝多把“浮图”与“黄老”同样看待。当时一些佛教徒也自称其宗教为“道术”，如牟子《理惑论》就把佛教看成九十六种“道术”之一种：“道者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主体的玄学本体论大为流行，玄学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的问题，而汉末由支谦传入的佛教大乘般若学，中心问题为“空、有”问题，与玄学比较接近，因而得以依附于玄学而大畅，逐渐形成了佛教般若学的“六家七宗”。当时的佛教般若学者，往往又是清谈人物。名僧学士，志趣相投，风尚相好。如西晋僧人支孝龙与当时世家大族阮瞻、庾凯交游甚厚，“并结知音之友，世人呼为八达”。东晋名士孙绰作《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配“竹林七贤”。东晋名僧慧远“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僧肇自幼“历观经史，备尽坟籍”，“每以庄老为心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悉，为佛教名僧进一步融会佛、道、儒三教，推进佛教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但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它不可能永远依附于中国文化。东晋以后随着佛教经典翻译的日益增多，因而在两种不同传统的文化中必然产生矛盾和冲突。据《开元录》记载，从汉至西晋250年间翻译佛经共1420卷，而东晋这一时期(包括同期北方的后秦、西秦、前凉、北凉等)则共译佛经1716卷，100年间的数量超过以往250年的总和，特别是北方名僧鸠摩罗什较为准确地译出大量的大、小乘的经、律、论，从而使人们有可能了解印度文化的原意。这样，是再按照中国的思想来了解佛教呢，还是按照印度佛教的原意在中国讲论佛教?这就产生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南北朝时期，正是两种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的时期。这种冲突表现在各个方面，既有政治的和经济利益的问题，也有哲学和宗教伦理的问题。归纳出来，有关于“神灭与神不灭”问题的争论;有关于“因果报应有无”问题的争论，它涉及“因果”和“自然”(性命自然)这样的哲学问题;有关于“空有关系”问题的争论;有关于“沙门应否敬王者”问题的争论，这涉及儒家出世与入世的问题;有关于“人和众生关系”问题的争论，批驳佛教把“人”和“众生”同列，这和维护儒家传统相关联;有关于“夷夏之争”和道教“老子化胡”问题的争论以及“生死”、“神形”、“出世”、“入世”的争论等。而这一时期在北方发生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事件，既有政治、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思想、文化上的原因。这些争论都表现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的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

在当时儒、释、道三教中(玄学在东晋以后已与佛教合流，依附于佛教)，道教和儒学虽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由于二者均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中，故实际上往往是儒、道联合与佛教抗争。道佛之争在刘宋陆修静奉诏入建康时便已开始，至宋齐间道士顾欢发表《夷夏论》，说中国自有三皇五帝以来，只有周、孔儒学和老庄道教，而无佛教。所谓佛教，不过是老子入天竺化胡成佛后兴起，故道为中华正教，佛为西夷异法。此后，又有道士伪托南齐贵族张融之名发表《三破论》，指斥佛教崇拜偶像，剃度出家之法有悖中华礼教人伦，是“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道教对佛家的这些指责，反映了中国传统儒道文化对外来佛教的排斥。

在佛道二教斗争的同时，也出现了相互吸收和融合的一面。南齐世族张融《门律》称：“吾门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之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逐同，感而遂通，逢迹成异”。南齐笃信佛教的萧子良也承认：“真俗之教，其致一耳”。道教理论家陶弘景对道教改革时，在教义、经典、礼仪、组织、神箓崇拜等方面，都大量吸收佛教。

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论述东晋、南朝儒、佛、道三教关系时精辟地指出：“儒学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学，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儒学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学，有调和无排斥”。^①

大体上，经过南朝前期儒佛道三教的激烈论争，至齐、梁时，主张三教一致，要求融合的舆论渐占上风。南朝皇帝贵族，大多对三教兼收并蓄。如梁武帝早年学儒信道，后又舍道事佛，三次舍身同泰寺。同时又大力弘扬儒学，“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以致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梁武帝还把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合称“三圣”，极力调和三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在他的“三教同源”说中，他一方面认为三教可以共存，交相映辉;另一方面又极力提高佛教在三教中的地位，他把佛教比作月亮，把儒学和道教比作众星，从而形成一个以佛教为主体，以儒学和道教为辅翼的佛学理论。因此可以说，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既是东晋、南朝以来儒、佛、道三教矛盾斗争条件下的产物，也是在三家学说历史发展阶段中，梁武帝作出的一个创造。但应该指出，三教同源说的佛学理论十分肤浅，它本身并没有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因而也不可能调和三教之间的矛盾。

梁武帝的“真神佛性”说，所谓真神，梁武帝解释为人的心神、识神或神明，也就是人的善性。从梁武帝的《立神明成佛义记》、《净业斌》和《注解大品经序》等有关著述来看，他提出这个新说的目的，一是想借此去调和判教过程中出现的佛学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二是想把儒学、古代神鬼迷信和佛学揉为一体，用儒学中的人性本善说、神学中的迷信报应说去解释佛学中的涅槃佛性说，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

东晋中期以后，随着《大本涅槃经》在南方传播，涅槃学逐渐取代了般若学而居于佛教中的支配地位。但由于佛学家们的师承和经历不同，因而在佛性说问题上也出现了许多分歧，当时已有十一家、十三家和六师之说。而在般若学派和涅槃学派之间主次优劣的争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梁武帝出自封建统治的需要，一是认为般若学和涅槃学之间不存在主次优劣问题，二者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

他在《注解大品经序》中说“涅槃是显其果德，般若是明其因行。显果则以常住佛性为本，明因则以无生中道为宗……以第一义谛言说，岂可复得谈其优劣?”涅槃是果，般若是因，相互依存，不分优劣。经过梁武帝如此解释和揉合，将主张客观万物是空的般若学与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的涅槃学统一起来了。

二是他结合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去解释佛性，企图把佛家的佛性纳入儒家的善性中去。在他看来，佛性是以心神为主体的。这种心神就是人的精神和灵魂，是众生皆有的不同于木石的本性，也是众生可以成佛的根据。梁武帝所说的佛性，相当于儒家所主张的修心养性。因此他强调一方面要修心以保持神明;另一方面要通过行善去恢复心神的清静。这是“真神佛性”说的又一个方面。

总之，梁武帝倡导的“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说”，是企图把佛教与儒教、道教熔为一炉，建立一个以儒学为基础，以道学为羽翼，以佛学为主体的合而为一的佛教。也就是说，建立起更富有时代特色的儒化了的或中国化的佛教，目的是加强其封建统治^①。梁武帝的这个尝试，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梁武帝的这一做法，为隋唐时期封建统治者调和儒、佛、道三教之争提供了借鉴。两宋时期的理学，也是沿着这一思路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官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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