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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生平事迹《重视道教》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3日 阅读:191 评论:0

以道家哲学为重要思想渊源与宗教理论的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最初是由一些讲神仙之术的方士创造的,东汉后期逐渐流行。黄巾起义失败后,曹魏对道教采取了镇压、限制、利用和改造的政策,而孙吴政权则对道教比较宽容,孙策执政时,道教即在江左流传,引起了孙策的警觉和镇压;孙权称帝后,对道教改为笼络与推崇。赤乌三年(240年),孙权在建邺方山为道士葛玄修建了洞玄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道观。据记载,孙吴共建道观39处。道教在孙吴境内的传播,促进了道教的分化和发展,使得道教在教义、义规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东晋时期,道士葛洪对道教作了改造。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他集祖师仙道理论之大成,融玄入道,创立了神仙道教理论,坚信神仙实有,长生能致,方术有效,以长生修仙为教旨;同时教团在组织上已具备一定的制度,其教义、经书、修炼方术、宗教礼仪渐趋完备,东晋道教已在士族中广泛传播,出现了道教的士族化倾向。进入南朝,道教理论家陆修静、陶弘景等人又对南方道教作了新的改造。陆修静是南朝刘宋吴兴人(今浙江吴兴),他创立了灵宝派道教。他强调思神、诵经、礼拜三结合,提倡修身养性,劝善度人。他制定了一套斋戒之法和礼拜仪式,完备了道教的宗教仪轨。陆修静对道教的调整和改造,使道教迈向成熟前进了一大步。出身于士族家庭的道士陶弘景于南齐永明十年(487年)退隐句容茅山,自号“华阳陶隐居”,立馆从道。他师从陆修静弟子孔游岳,尊三茅君为祖师,以上清、灵宝为宗法,开创了茅山宗。主张形神双修,养神与炼形并重,他的《养生延命录》,对道教的养生理论和方法作了系统总结和阐述;他的《真灵位业图》,对道教神谱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经过陶弘景的编排,幻想中的神仙世界与现实世界一样等级森严,尊卑有序,从而使道教进一步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

《隋书·经籍志》说:“(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有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对此论述极为详尽:“凡东西晋南北朝奉天师道之世家,旧史记载可得而考者,大抵与滨海地域有关,故青徐数州,吴会诸郡,实为天师道之传教区。”萧家的籍贯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也属于“三吴及边海之际”地区,所以萧衍实际是出身于“历叶相承”的天师道世家,并非如《隋志》所云由于个人“好事”而信奉。《梁书·本纪》称武帝“小字练儿。”《颜氏家训·风操篇》也说梁武帝小名阿练,练者乃指道家修炼之意。《梁书》卷七王皇后传,“叔父暕见之曰,‘吾家女师也’。”琅琊王氏为天师道世家,皇后又名灵宾,与信仰有关,所谓“女师”,当亦女中练师之意。南北朝时人名,尤其小字,往往反映宗教信仰,如奉佛者用菩萨、罗睺;信道者名灵宝之类。萧衍的小字恰足以帮助说明他是家族世代信仰道教的。

由于萧衍早年信仰道教,因而和道教大师陶弘景有密切联系;而道教对萧衍的政治活动,也起过不小的作用。据《南史·陶弘景传》载:“齐末为歌曰‘水丑木‘为‘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武帝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尤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又称“国中每有吉凶征讨之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

据《广弘明集》卷四记载,天监三年(504年)四月八日梁武帝《舍道文》说:“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这就是说,梁武帝在天监三年正式捨道事佛。由于梁武帝信仰改变,他的儿子邵陵王伦也于同年同月十七日上书武帝,表示舍事道法。梁武帝宣敕嘉奖说:“能改迷入正,可谓是宿植胜因。”东晋南朝由天师道世家而后改宗佛教的,远不止萧衍一人。高平郡郗氏世奉道教,郗愔、郗昙兄弟被谢万讥为二郗“陷于道”,而郗愔的儿子郗超却改信佛法。谢灵运原来也是世奉天师道的,后来也改信佛教,临死还把三尺长的美髯捐赠给广州佛寺,用作维摩诘像的胡须。《真诰》卷十九载刘宋时马郎、马罕敬事道教,“郎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犹共尊向。末年事佛,乃废弛耳。”说明当时道教徒改信佛法,并非个别,但却很少听说有佛教徒改宗道教的事例;也有虽非改宗,而兼习佛法,如《真诰·稽神枢篇》说:“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学佛道。”这说明佛教对于东晋、南朝的士大夫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佛教经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各宗派严整完备的戒律,以及与佛教相关联的文学、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都远比道教内容丰富。所以当时北方的道教领袖寇谦之和南方的道教领袖陶弘景,都企图采用佛教教义来改造道教,以便与佛教抗衡。道教天尊原来是没有形象的,刘宋时仿效佛教,才制作天尊和左右二真人形象,以便吸引信徒供奉。道教经典如陶弘景的《真诰》中相当部分是抄袭佛教《四十二章经》,许多道教经典是模仿佛经撰写的。《南史·陶弘景传》也载:陶弘景“曾梦佛授其菩提记云,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今浙江)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这都说明,佛教的经典远胜于道教。佛教的影响随处可见,这大概就是梁武帝由道教改宗佛教的原因了。

尽管如此,梁武帝在改宗以前,对道教是很重视的。如上所述,他夺取政权前后,道教在利用图谶为之制造舆论方面,起过很大作用。因此他即位后“犹自上章。”而且于天监二年(503年)设置管理道士的官大小道正。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要前往茅山陶弘景隐居的华阳洞居处征询意见,梁武帝“每得其书,烧香虔受。”在改宗以后,梁武帝虽迷恋佛教至荒诞不经的地步,但对道教也未采取排斥,乃至打击之政策。他和陶弘景的友谊也始终不渝,“二宫及公王贵要参侯相继,赠遗未尝脱时。”天监十五年(516年)还为陶弘景建太清玄坛,支持陶弘景的宗教活动。事实证明梁武帝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对其巩固统治恰是更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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