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介绍的就是齐梁帝王萧氏兰陵籍贯之争“常州说”与“丹阳说”的基本内容。
在当今现实社会中,争历史名人是一个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倒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其积极意义,一是有利于促进对历史名人的深入研究和讨论,有利于历史名人研究中该问题的深化;二是地方政府所以热衷于历史名人之争,更多着眼于功利主义,客观上有利于当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招商引资和推动该地旅游事业的发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六朝时期的历史上,镇江、丹阳、常州等地关系十分密切。据《晋书·地理志下》扬州毗陵郡载:“吴分会稽无锡以西为屯田,置典农校尉。(晋)太康二年(281年)省校尉为毗陵郡”,统丹徒、曲阿、武进、延陵、毗陵、暨阳、无锡等七县。这说明三国孙吴时今无锡以西至今镇江这一带为屯田区,孙吴在这里设置典农校尉进行管理,到西晋武帝太康二年,省校尉改为毗陵郡。又据《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南徐州刺史条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安帝义熙七年,始分淮北为北徐,淮南犹为徐州。后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兖。(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文帝元嘉八年(431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割扬州之晋陵、兖州之九郡侨在江南者属焉,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这说明晋时的毗陵或晋陵地区由于东晋以来北方大批流民南下,并定居于这一地区,因而在宋文帝元嘉八年,在这里建立了南徐州。由于南下侨民很杂,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其中南东海郡,晋元帝初,“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城三县(均为原东海郡属县,此时成侨郡县,无实土),而祝其、襄贲等县(原东海郡属县)寄治曲阿。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郯等三县亦寄治于京。文帝元嘉八年立南徐,以东海为治下郡,以丹徒属焉,郯、利城并为实土”。这说明刘宋建立南徐州,南东海郡已治京口,与寄治的郯、利城等均成有实土的侨州郡县。其时南东海郡领有六县:郯(分丹徒之岘西为境)、丹徒(本属晋陵,古名朱方,后名谷阳,秦改曰丹徒。孙权嘉禾三年,改曰武进,晋武帝太康三年,复曰丹徒)、武进(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毗陵(宋孝武帝大明末,度属此。)朐、利城(晋时江左侨立,至宋时均成为有实土的县)。而《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记南徐州、南东海郡领郯、祝其、襄贲、利成、西隰、丹徒、武进。而原东海郡的兰陵和承县则成为南琅琊郡的属县,南琅琊郡本治金城(今句容县北),齐永明(南齐武帝)时徙治建康白下。
从以上南徐州、丹徒、丹阳、武进、晋陵、常州等地历史上关系来看,确实十分密切。地理范围相互沿袭,隶属者有之;时分时合,地域交葛者更有之。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对齐梁帝王故里南兰陵籍贯之争,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第一,齐梁帝王故里,可以表述为今常州西北、丹阳东北地区;
第二,对齐梁故里的一些地望标识,如“东城里”、金牛山、天子路、万绥镇、圆丘方泽、“东城村”、“皇业寺”等,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地方志书、考古资料及实地调查、勘察、进一步展开深入讨论。在没有取得统一认识之前,不妨求同存异。
第三,常州、丹阳、镇江共同成立齐梁文化研究课题,不论“故里”或“陵墓”,都属于齐梁文化,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要倍加爱护、发掘和继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内耗”,要变“分力”为“合力”,共同推进齐梁文化研究,以促进这一地区招商引资和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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