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170年间，封建统治者对兴办学校教育比较重视，私家讲学之风也颇为兴盛，还出现了类似单科大学性质的“四学馆”，开了隋唐时期专科教育制度的先河。如宋文帝刘义隆雅好艺文，弘振国学。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征召雷次宗至京师，立儒学馆于建康北郊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次年，宋文帝又诏命丹阳尹何尙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这就是我国学制史上的“四学馆”。儒、玄、文、史四学的创立，突破了过去学校教育单纯儒学的藩篱，使玄学、史学、文学成为专门的学科，与儒学并列，这对后来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时增设的律学、书学和数学，就是在“四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元嘉十九年(442年)宋文帝下诏重建国学，营造学舍，召集生徒，又重修了孔墓，并四时飨祀。元嘉二十三年(446年)九月，他又亲临国子学，“策试诸生，答问凡五十九人”。宋文帝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博得后人赞誉。《南史》卷2说：“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矣”。文帝以后，宋明帝于泰始元年(470年)下诏立总明观，置东观祭酒、访举各1人，学士20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总明观即东观，尚书左丞王谌为东观祭酒。由于当时阴阳学无人，故五部学仍为四部学。明帝死后，王室内部争斗不休，国学也一蹶不振。

萧齐建国后，萧道成于建元四年(484年)下诏立国子学，置学生150人，以太常卿张绪领国子祭酒，诏书说他“志阐经训”，有司群僚亦多奏议，于是决定要“修建敩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但同年九月，萧道成病死，“以国哀故，罢国子学”，办国子学前后不到一年。齐武帝在位十一年，除永明三年(485年)曾下诏“命彼有司，崇建庠塾”以及“省总明观”外，其他有关教育之事，无有所闻。

在有齐一代23年中，除尚书令兼国子祭酒的王俭开学士馆监试诸生一事尚足称道外，其他在学校教育方面几无成绩可言。《南史·儒林传序》评价宋、齐时官学云：“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不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梁武帝萧衍是个“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的人。早在萧齐时，他就是竟陵王萧子良座上的“八友”之一。他“少而笃学，通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且“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所撰《孔子正言》、《五经讲疏》等儒学著作，都是当时官学教育的辅导材料。因此在梁武帝的倡导下，梁时的官学成为南朝发展之最，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广开学馆、招集生徒

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下诏云：“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实际上，梁武帝时的五馆生徒，并不受名额、门第之限，《隋书·百官志》云：“帝(指萧衍)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因而凡有志于学者，十数年间，皆怀经负笈而云会京师。各馆教育，也颇有特色。如贺玚于《礼》尤精，馆中生徒成绩优异，明经对策者达数十人。明山宾累居学馆，性颇疏通、平易近人，深为学生爱戴。严植之讲学，层次分明，说理透彻，“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众千余人”。

(2)大兴国学、博延胄子

天监七年(508年)正月，梁武帝下诏“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宜大启庠斅，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不久，又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天监八年(509年)，梁武帝复下诏，强调凡坚持学习，“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武帝不仅频繁下诏兴办国学，而且还多次亲临国学，策试胄子，奖赐学官。仅天监九年就二次驾临国子学。一次是年三月乙丑，车驾幸国子学，梁武帝亲临讲肆，赐国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另一次是十二月癸未，舆驾幸国子学，策试胄子，赐训授之司各有差。梁武帝还派昭明太子萧统在天监八年(509年)至国学行释奠礼。天监九年(510年)，国子博士到洽奉敕撰《太学碑》，国子祭酒到溉等人上书要求立正言博士1人，位视国子博士，置助教2人。一时国学呈现出繁荣景象。《梁书·儒林传序》云：“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说明南朝梁时讲诵经学之风，盛极一时。

(3)建集雅馆、士林馆、延纳学者

为更广泛地延纳学者，梁武帝于天监五年五月，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并于大同七年(541年)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士林馆是一个讲学兼研究的场所，不少学者在此讲学，右卫朱异与左丞贺琛、中丞张绾递日述武帝《礼记中庸义》，听者云集，为一时之盛。“独积思经术”的沈洙也常在士林馆讲学，并深得朱异、贺琛嘉奖。国子博士周弘正在士林馆讲学，“听者倾朝野”。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的孔子祛亦奉敕与朱异、贺琛等于士林馆“递相讲述”。虞荔为士林馆制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馆，仍用荔为士林学士”。

(4)立学州郡、弘扬教育

梁武帝在广开京城学馆之后，“又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如天监四年(505年)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梁时荆州、益州、豫章等地，都有州郡兴学的记载。如天监七年(508年)，安成王萧秀迁荆州刺史，在州“立学校”。元帝(萧绎，萧衍第七子)为荆州刺史，起州学、宣尼庙，“尝置儒林参军1人，劝学从事2人，生30人，加廪饩”。贺革出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参军，带江陵令。“王初于府置学，以革领儒林祭酒，讲《三礼》，荆楚衣冠听者甚众”。天监九年(510年)始兴王憺迁益州刺史，“开立学校，劝课就业，遣子映亲受经焉”。大同五年(539年)，张绾出为豫章内史，“在郡，述《制旨礼记正义》，四姓衣冠士子听者常数百人”。凡此，均可说明梁时州郡也兴办教育。

(5)设立专科学校

梁武帝按儒学五经分类，开办儒学专门学校，设五经博士，不拘一格培养儒学人才。而且还于天监四年(505年)二月，“初置胄子律博士”。(《南史·梁武帝本纪》)律学专科学校，虽只设律博士1人，但其影响是深远的。^①

另外，这一时期，私家讲学之风也很兴盛，据《南朝梁会要》载：天监初，伏挺除中军参军事。宅居在(建康)潮沟，“于宅讲论语，听者倾朝”。又何胤以若邪处势迫隘，不容生徒，乃迁秦望山。西起学舍，讲隙从生徒游之。据《六朝文化》的记载，这一时期的私学类型众多，有私家兴办的乡里之学，有门第教育、家族和家庭教育以及妇女授徒等，私学教育内容突破了传统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广泛涉及经学、佛学、道学、玄学、文学、史学、书法、绘画、音乐、天文、历算、地理、医学、律学、物理学等领域;教育方法上除讲、诵外，还与官学一样，大兴诘难和论辩之风。但这时的私家讲学，习学者大都只限于贵游子弟。

关于选士，我国科举取士的制度始于隋朝，到唐时已占有统治地位。但这种考试制度在南北朝后期已出现。

魏晋时期的选士制度为九品官人法。南北朝时期，随着世家大族门阀势力的开始衰落，以及寒人地主势力的日益抬头，反映在政治要求上则是要改变九品选士之制，代之以通过考试途径去选拔人才。

东晋南北朝时期，间或举行的考试科目为秀才和孝廉两科。秀才主要是对策，有时兼及经文;孝廉则主要试经。梁代国子生多，《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序》称“馆(立五经博士为五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射策通明之策亦即试经，其录取等第虽有明经、高第、甲科等，通常却可以概称明经。《颜氏家训·勉学篇》云：梁朝贵游子弟“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显然已把学馆射策得第者统称为明经。梁代仍然有秀才、孝廉，但秀、孝有额而明经似无额，秀、孝大致仍为高门大族垄断，而明经则虽然不少贵游子弟顾人答策而登第，而法令上入学就试却没有门第限制。《梁书·武帝纪》天监八年(509年)五月诏云：“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门后品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又《隋书·百官志》云：“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由此可见，梁武帝时具有射策资格的国子生既不限门第，也不限名额，这就为寒人入仕开辟了一条道路。我国著名魏晋南北朝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南北朝后期北朝的举秀、孝和南朝的明经射策从考试内容上特别是从放宽门第限止上说已经为唐代科举制度开辟了道路”。^①

综上所述，梁武帝在思想文化方面实施的儒、释、道三教并重，大力兴办学校，不限门第和名额选拔人才等措施，对于巩固其封建统治是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加上政治、经济方面实施的一些措施，使梁在开国后的三四十年中，出现了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恢复发展，思想文化活跃、繁荣的局面。所谓“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并非谥美，应为中的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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