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两汉时期开始传入我国内地。东汉明帝时，楚王刘英好浮图，喜招聚方士桑门。永平八年(65年)，明帝下诏，称“楚王颂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有关佛家的官方文件。永平十二年(70年)，刘英获罪被贬至丹阳泾县，数千人随行南迁，其中不乏佛教徒。东汉末年，江淮地区的佛教已相当盛行。丹阳人笮融兴佛。他聚众数百，依附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每浴佛则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

三国时期，佛学大师支谦和康僧会先后来到孙吴都城建业，吴主孙权在赤乌十年(247年)，为康僧会在建业修建建初寺，这是建业最早建立的佛寺。支谦和康僧会在建业译经、立寺，对于佛学在南方的传播，有重要意义。当时孙吴境内的佛教中心，一是在以武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另一个就是长江下游的建业都城。但从总体而言，在当时的孙吴，佛教与黄老之说、方术和民间崇拜并行，孙权本人即好神仙。因而其时南方佛教虽有发展，但仍落后于中原地区。至西晋永嘉时，中原洛阳已有佛寺42所，^①远甚于南方的建康诸地。

东晋是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关键时期。从社会政治而言，西晋在“五胡乱华”中覆亡，有晋东迁，整个中原地区，完全陷入了分崩离析、战乱频仍的混乱局面，加上天灾、疾疫，人多相食。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广大人民群众哀苦无告，只有仰望冥冥苍天，从信仰宗教中去寻找思想上的解脱，借以抚慰痛苦的灵魂。佛教的善恶报应和生死轮回之说，遂成为麻痹人民大众的一剂良药。因而这一时期用于植根佛教的土壤是肥沃的。从思想变迁而言，儒学则相对弱化。魏晋玄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佛教向知识阶层的渗透提供了契机。玄佛合流的趋势首先在中原出现。随着永嘉乱后，中原战祸迭兴，大批名士南渡，建康玄风大煽，南方佛教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佛教在东晋统治集团中得到了礼遇。“晋元、明二帝，游心玄虚，托情道味，以宾友礼待法师，王公、庾公倾心侧席，好同臭味也。”东晋早期，大族名士王导、庾亮先后执政，他们既是清谈名流，也都是佛教的支持者。佛教与玄学的结合，正是这一时期佛教在南方得以大力发展的重要契机。佛教的空无与玄学的虚无，在哲学上同属于唯心主义体系，其思想学说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如在修心方面，玄谈家主张“清净无为”，佛学家主张“安般守意。”康僧会则巧妙地将两者结合起来，说“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名为，是清静无为也”;在养性方面，玄谈家讲吐纳之术，希图羽化成仙。佛学家行禅定之功，盼死后登天而为神;在行为方面，玄谈家主张澹泊逍遥，遨游山水。佛学家主张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此时的佛教名僧为了借助玄谈而推行佛法，不仅以“空无”的宗旨与玄谈家的“虚无”相呼应，还一改过去苦行僧(即“乞胡”)的生活习俗，多方模仿玄谈家的语言和情趣，主动与名士交游。如东晋名僧康法畅和名士庾亮等清谈尽日，康僧渊与王导深相结交，“以为吾之徒也”。帛尸黎密多罗在建康名士中拥有相当高的声望，时人称之谓高坐。而被誉为“领握玄标”的名僧支遁(支道林)，更备受名士的推崇。他养马放鹤，能书善文，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当时的一代名流如王羲之、谢安、许询、王洽、刘恢、殷浩、郗超、谢朗等人，均与他交游，“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他在会稽(今浙江绍兴)讲解佛经时，许询等人侍立于侧。他注《逍遥游》，又作《逍遥记》，其玄言妙语，甚至比竹林七贤的向秀还高出一筹。难怪当时的名士们把他看成是玄谈家的领袖。正由于玄学与佛学有许多相通之处，它们互为依靠，互为补充，遂使佛教在东晋日趋兴盛，佛学与玄学的日趋合流，从而得到东晋最高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东晋元帝、明帝、哀帝、废帝、简文帝等都颇信佛，其中尤以明帝对佛至为崇敬。据《弘明集》载，他为太子时，“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

从东晋到南朝刘宋时期，先后有许多僧人西行求法，推动中国佛学的发展。法显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法显本姓龚，平阳郡武阳人。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他和慧景等人，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寻求佛教经典，经历三十余国，求得梵本戒律，附商船归国。后至建康(413年)，在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共同译经，推动了涅槃佛性说在江南的传播。

南朝佛教的兴盛，始于宋文帝时期，宋文帝好文，设立儒、玄、史、文四学，于是，已在东晋后期渐渐淡化的清谈之风复兴，佛教随之大兴。宋临川王刘义庆崇尚佛学，在其撰著的名著《世说新语》中，多记载两晋时名僧与名士往来酬答之典故。宋以后，齐竟陵王萧子良在齐高帝时主掌国政。他在鸡笼山西邸多聚文人，召集名僧宣讲佛法。萧子良提倡佛教义理，自名净住子，曾手书佛经七十余卷，曾著《维摩义略》、《杂义记》等。据《出三藏记集》载，其一生撰弘扬佛教的文字十六幅、一百十六卷。

南朝佛教发展至梁武帝时达到了全盛。梁武帝萧衍，原来崇信老子和道教，后出入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与名僧交游而逐渐转而奉佛。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三年，即天监三年(504年)，专门下诏书，表示要“舍道归佛”。诏文说：“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据传“于是，帝与道俗二万人，于重云殿重阁上手书此文，发菩提心。”同年四月，梁武帝又敕门下：“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均见《广弘明集》卷四)这实际上是梁武帝凭借最高统治者的权力钦定佛教为国教。当然梁武帝在宗教信仰上宣布唯佛教为正道与他在政治上实行儒、释、道三教并用的政策并不矛盾。就在他舍道归佛的第二年，他就又下诏设置五经博士，提倡儒学，并与著名道士陶弘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常遣使向陶弘景询问以致陶弘景被誉为“山中宰相”。

梁武帝对佛教的提倡和支持，达到了极其疯狂佞佛的地步，表现在如下诸多方面：

(1)广建佛寺，盛造佛像

梁武帝敕建大爱敬寺，智度寺、新林寺、法王寺、仙窟寺、光宅寺、解脱寺、开善寺和同泰等寺院，规模宏伟壮丽，供养着数以千万计的僧尼，还大造金、银、铜、石佛像，“皆穷工极巧，殚竭财力”。其中著名的有同泰寺的十方金铜像、十方银像，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爱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铜像，以及立像高十丈、坐像高五丈的剡溪石像。据《法苑珠林》卷一百记载，梁代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

(2)布施财物、舍身、严格戒律

梁武帝大量布施财物，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奴隶。第一次在大通元年(527年)三月辛未舍身，甲戌回宫。在同泰寺停留四天。第二次在中大通元年(529年)九月癸巳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到十月乙酉回宫，在同泰寺停留十六天。第三次是太清元年(547年)三月庚子舍身，“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到四月丁丑才回宫^①，留在同泰寺长达三十七天。梁武帝为了表示自己对佛教的崇信，还于天监十八年(519年)“发宏誓心，受菩萨戒”，平时“俭约自节，罗绮不缘，寝处虚闲，昼夜无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履、葛巾……日唯一食，永绝辛膻”。为了严格戒律，使佛教区别于外道，使众僧尼“远离地狱”，他还连续写了四篇《断酒肉文》，规定出家人不得饮酒吃肉，违者将以王法问治。从此，汉族佛教徒形成吃素的传统。

(3)弘法说经

梁武帝十分重视弘扬佛教义理，他不仅重视译经，并亲临译场担任笔受，给予义学高僧优厚的生活待遇，鼓励他们讲习经论，从事佛教著述，并亲自登台为僧俗讲经说法，并著书立说，曾“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为了推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梁武帝还大办法会，动员数万人参加，在中国佛教史上首创“忏法”，大大扩大了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

(4)围剿神灭论

梁武帝继齐竟陵王萧子良之后，又一次组织更大规模的对范缜神灭论的围剿，他不仅发动曹思文等王公朝贵64人撰文75篇围攻范缜，而且还親自出马，认为“神灭之论，朕所未详”，“违经背亲，言语可息”。企图利用政治的力量来压服范缜。

(5)建立较为完备的僧官制度，寺院经济迅速发展

随着东晋以来，佛教在南方的广为传播，管理佛教事务的僧管制度也在东晋、南朝时得以设立，并渐趋完整，中央僧官、地方僧官和基层僧官构成了完整的僧官系统。此外，南朝又创造了独立的尼僧僧官和白衣僧官制度，使南朝的僧官制度内容更丰富，更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①。

寺院经济是随着佛教在世俗社会的广泛传播和兴盛，在贵族世家、王公妃主及皇帝本身崇奉佛教的同时，或以私家财物土地宅舍，或以国库钱财绢帛，大量施舍寺院，使寺院的土地与其它财产迅速增加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形态。如梁武帝造大爱敬寺时，王“骞旧墅在寺侧，有良田八十余顷，即丞相王导赐田也”。高祖遣主书宣旨就骞求市，欲以施寺。骞答旨云：“此田不卖，若是敕取，不敢言……高祖怒，遂付市评价，以直逼还之。”贵为外戚的大士族，田地尚被逼卖施给寺院，一般平民百姓，可想而知。大同年间，梁武帝又敕市阿育王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梁武帝又曾赐衡岳观“庄田三百户以充基业”等等。在这种经济形态内，寺院地主，主要指僧正、寺主、上座、三纲等上层僧侣，寺院土地上的劳动者主要是下层僧侣，被赏赐或投献的民户组成。寺院地主不仅剥削和奴役在寺院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下层僧侣，被赏赐和投献的贫困民户，而且经营工商业和放高利贷。如《弘明集·释驳论》就指出寺院地主“或垦殖田园，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又《南齐书·褚渊附弟澄传》曰：“渊薨，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缨，又赎渊介帻犀导及渊常所乘黄牛。”《南史·循吏·甄法崇附孙彬传》曰：“尝以束苎就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余，彬坚然不受”。可见寺院“质举”的范围十分广泛，自金银珠宝到一般生活用品，包括牲畜都可以成为抵押品。以实物做抵押的“质举”是作为高利贷借贷的初级形态而存在的。《行事钞·赡病送终篇》曰：“贷三宝物，差已，十倍偿之”。可见利率之高。这都说明南朝寺院经济得到了发展，它已成为当时地主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翼。梁武帝时大臣郭祖深对当时寺院经济的发展深以为忧。他上书言：“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

综上所述，在梁武帝大力倡导、支持、扶植下，南朝佛教在梁代达到了极盛，梁武帝也因此博得了“菩萨皇帝”的称号。佛教之大盛，固然有利于巩固梁武帝的政治、思想统治;但从长远来说，梁武帝的佞佛，挥霍了大量的国家财富，大批穷困民众遁入沙门，“天下户口几亡其半”，从而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再加以侯景的沉重一击，梁武帝的统治，必然走向全面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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