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多元包容的思想统治与制定梁律，是梁武帝实施统治的政治措施和形成的特点之四。关于梁武帝的宗教信仰，《广弘明集》卷三十上有梁武帝的《述三教诗》：“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照诗中所说，似乎萧衍青年时奉儒学，中年信仰道教，晚年才改宗佛法。他把自己的信仰这样分作三期，实际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三教依次罗列，目的还是为了抬高佛教。所谓晚年，完全是文学上的一种夸张，意为佛教才是他最后的归宿。《隋书·经籍志四》说：“(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愈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一文对这一问题论述极为详尽。萧衍的籍贯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也属于“三吴及边海之际”的地区，所以萧衍实际是出身于“历叶相承”的天师道世家，并非《隋志》所云由于个人“好事”而信奉。梁武帝在改宗佛教以前，对道教是很重视的，他夺取政权前后，道士在利用图谶为之制造舆论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梁书》卷五十一《陶弘景传》记载：“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所以萧衍即帝位后“犹自上章”。而且于天监二年(503年)设置管理道士的官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任大正，“屡为国讲说”。

至于儒学，作为历代封建统治正宗的统治思想，梁武帝当然十分重视。如天监四年(505年)正月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天监七年(508年)正月诏：“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宜大启痒敩，博延胄子”。二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天监八年(509年)五月壬午诏：“学以从政，殷勤往哲……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天监九年(510年)三月，梁武帝车驾幸国子学，亲临讲肆，赐国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

梁武帝改宗佛教以后，把佛教提升到国教的地步，他个人迷恋佛教，到了疯狂至极的地步，三次舍身同泰寺。但尽管如此，他对道教和儒学并未采取排斥措施，而是三教共存、兼容发展。梁武帝本身是一个博学多通的人。据《梁书·武帝本纪》和其他有关史籍记载，他对儒学、道学、佛学乃至史学、文学等都有过研究，曾著述《孔子正义》、《中庸讲疏》、《尚书大义》、《春秋答问》、《毛诗答问》、《周易讲疏》、《老子讲疏》、《六十四卦》等凡二百多卷;又有《大品》、《涅盘》、《净名》、《三慧》诸经的讲疏、义记，以及《金刚般若忏文》、《摩诃般若忏文》等佛学论文。由于他的知识结构庞杂繁芜，再加上时代和阶级性的制约，形成了一种为他人难以具有的独特的统治思想意识。他认为儒、释、道三教各有妙用而不能偏废：儒学教导人们要恪守礼法伦常，道教劝说人们不要计较争夺，佛教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三教的旨趣虽然各不相同，儒学讲忠孝节义，道家讲羽化成仙，佛家讲六色皆空。但三教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要求人们安于现状，不去进行反抗斗争。因而在他看来，三教是同源的，它们在理论上可以融会贯通;在实践中可以相互补充，都可以为其实施的封建统治所用。当然在三教中，他认为佛学理论和佛教的修行方法，对人民大众更具吸引力，更具欺骗性，因而梁武帝把佛教奉为国教，特别在他的晚年，佞佛更是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梁武帝采用多元兼容的统治思想，更易争取民心，往往比专崇一种信仰而排斥、打击其他宗教思想，更有利于其封建统治的安定与巩固。

梁武帝萧衍对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梁律》的制定十分重视。就在他登上封建皇帝宝座的天监元年(502年)八月丁未，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通鉴》记其事曰：“天监元年八月丁未，命尚书删定郎济阳蔡法度损益王植之集注旧律(王植之集定张裴、杜预所定晋律)为梁律，仍命与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同议定”。天监二年(503年)四月，尚书删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作为中古时期封建统治的法律，从《法经》到《唐律》，其间自有不可分割的继承关系。《法经》的基本内容和编纂形式，一直长期为历代封建法典所沿袭。史载“商君受之以相秦”，改《法经》为秦六律(即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汉初萧何“捃摭秦法”，增加三篇成《九章律》，叔孙通制定《傍章十八篇》。汉武帝时，张汤作《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作《朝律》六篇，又有《钱律》、《酹金律》、《田律》、《上计律》等等，都是《法经》的增事踵华;同时又把朝廷的法令，以甲乙编次，通称“令甲”，复将审判的判决例和断事成案汇称为“比”(决事比)，成为后代律、令、科、比的张本。三国时，陈群、刘劭等将汉代的律、令、比经过一番增损厘改，于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制订《魏新律》十八篇。晋初，贾充等增损《魏新律》，编成《晋泰始新律》二十篇。南朝刘宋沿用《晋律》，南齐的《永明律》大体因袭《晋律》而略有增损。梁蔡法度编制《梁律》，以晋张裴、杜预两家旧律为依据，其篇目与《晋律》雷同，仅删去“诸侯”，增加“仓库”。南朝陈代范杲等制定律令，其篇目条纲，一准梁法，故时有“江左相承，用晋世张杜律二十卷”之说。北朝的《后魏律》、《北齐律》、《后周律》，中间虽掺杂一些鲜卑氏族制的习惯法，但基本上仍以《汉律》为主体。而《隋律》经取《北齐律》，并折衷于魏、晋成法，加以精简。唐代继承隋代的经济、政治制度而有所发展，其律亦以隋为蓝本而有所改进。这就是从《法经》到《唐律》的历代法典的历史渊源和编纂的大致情况。程树德先生的《九朝律考》，对我国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已经亡佚的法典，从浩繁的文献中索隐探赜，作综合翔实的考证，成为研究我国古代法制变迁沿革的一部重要著作。

由上面的叙述不难看出，历代封建统治者对编纂各代律令均是十分及时和认真的，因为它能集中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和利益，对于巩固各个朝代的统治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梁律也不例外。梁武帝对皇室子弟和官僚十分优容，他们犯法，全不受法律制裁，甚至“有犯罪者，皆讽群下，屈法申之”。可是对老百姓，刑罚却特别苛重：“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举家质作”。萧梁政府领民不超过五百万口，而百姓每年因犯法而被判处二年以上徒刑的就有五千人之多。以致一次梁武帝去南郊祭天，有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为法，急于庶民，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当然，梁武帝是不可能反过来的，这是由其统治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xiaoyanzhuan/20221217591.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